《礼仪志》7卷，主要依据《大唐开元礼》150卷改编，这似乎是公认的事实，但应作进一步的分析。就其编排顺序而言，不是按照吉、宾、军、嘉、凶五礼来叙述的，而是依《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禅、社稷、宗庙、袷禘、五服、縗裳等项分卷记叙的。所以，应该说：记玄宗以前的礼仪，取材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编排主要沿袭《通典·礼》。玄宗以后，取材较为复杂。德宗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13]。整部《旧唐书》虽然有四处提到王泾其人，却无一处点出《大唐郊祀录》其书，《礼仪志》似未采用其书。前文曾经提到，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礼阁新仪》30卷，后晋史官虽然见得到，但《旧唐书》却未涉及，多少有些奇怪。接下来，便是元和十三年王彥威《曲台新礼》30卷，“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敕格”[14]。这显然是继《大唐开元礼》的一部续作。《旧唐书》中，不仅《宪宗纪》、《王彦威传》都记述了《曲台新礼》这部书，而且《王彥威传》通篇都是记其“议礼”生涯的，足以显见后晋史官是十分了解其人而又见到其书的。就《礼仪志》本身来看，在叙及穆宗至文宗议礼之事时，多次引录王彦威奏。《志五》记昭宗大顺元年将行禘祭，有司请以敬宗、文宗、宣宗三太后袝享太庙，便是因为“旧章散失，礼院凭《曲台礼》”进奏的。尽管博士殷盈孙“非之”，朝廷仍然“依行之”。这一记载表明，《曲台新礼》对穆宗以后的礼仪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旧唐书》纂修者也注意到了。文宗以后的礼仪，主要围绕宗庙、袷禘有过几次争议，集中在《志五》、《志六》，显然是后晋所搜集到的一些散篇，经过编缀而成。总起来说，《礼仪志》取材主要源自《大唐开元礼》、《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散见的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沿用《通典·礼》。《新唐书》合《旧唐书》的“礼仪”、“音乐”为“礼乐”，其“礼”的部分主要是变换体例，按照“贞观、开元”的“五礼之文”损益。
《音乐志》4卷，有的论者认为，其文字“多本于《通典》”。如果说这是指关于唐代沿革、乐器，指歌、舞及其乐曲，指清乐、四方乐、散乐及坐立部伎等主要内容，是不错的。但这些只是4卷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并不是全部。实际情况应当是这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通典·乐》。具体而言，志文中“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吏部郎中”以下，至贞观十四年敕、八八座议定“七庙登歌”的记述，是分见于《通典》卷143《历代制造》、卷147《郊庙不奏乐庙诸室别舞议》，而在今本《唐会要》中则是顺序地排在卷32《雅乐上》，更便于直接采录转引。志文中的“麟德二年十月制曰”以下，至仪凤三年（678）七月以前的记述，《通典》在卷147《郊庙宫悬备舞议》，《唐会要》在卷32《雅乐上》。以下记“乾元元年”事，见《唐会要》卷33《雅乐下》；记“贞元间”事，见《唐会要》卷33《诸乐》；记“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礼院奏”，见《唐会要》卷33《凯乐》。这都是超出《通典》记事下限的部分。《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144、145、146的《乐四》、《乐五》、《乐六》各篇，并参取了前后《会要》。惟其记“广明”以后事，直接至结尾，与今本《唐会要》卷33《雅乐下》所记“广明”以后事全同。苏冕《会要》、崔铉《续会要》记事下限分别为德宗、宣宗，而王溥《唐会要》后晋时根本就没有形成。志中的这段记事与今本《唐会要》的这段文字，显然同出一源，即昭宗时修奉乐悬使、宰相张濬及太常博士殷盈孙等修订乐悬的论议、奏疏。《志三》、《志四》则不本于《通典》及前后《会要》，似为后晋太常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在后晋纂修《旧唐书》的总体筹划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当然，有些是早已汇集成册的，如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縚令太常博士、太乐、郊社令等员“铨叙前后所行用乐章为五卷”。也有收入文集当中的，如武则天大享昊天乐章12首、享明堂乐章12首，等等。这类乐章之书，有些今天尚可见到，有些只能借助本志知其大概了。《新唐书》合“礼乐”为一志，“乐”附于“礼”，仅2卷，较本志减少一半篇幅。
写到这里，应当提出今本《唐会要》来说一说，因为下面还会多次涉及。通常所说今本《唐会要》，是指“武英殿聚珍版书”所收，仅缺卷7、卷8、卷9、卷10，是现存最完整的王溥新编全本《唐会要》。王溥新编，是在苏弁、苏冕兄弟《会要》40卷、崔铉监修《续会要》40卷基础上，采集宣宗以后政事，重加厘定所成，共计100卷。元、明之际，苏氏、崔铉前后两次所修《会要》亡佚，王溥新编也出现错杂和缺卷。从以上的对照和下面的对照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凡今本《唐会要》与《旧唐书》中记事内容、叙述文字全同者，都可以说是苏氏《会要》、崔铉《续会要》原文。反转过来，又证明王溥新编《唐会要》，对于苏氏、崔铉两《会要》很少改动，只是续补宣宗以后要事。这对我们认识今本《唐会要》的史料价值，也有间接意义。
《历志》3卷，应当是本于韦述《唐书》。其序文虽然追述了肃宗《至德历》、代宗《五纪历》、德宗《正元历》、宪宗《观象历》，并称“其法今存”，但紧接着写道：“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风、南宫说、一行四家历经，为《历志》四卷。”所谓的“前史”，既有《历志》，又包括一行历经的，只能是韦述的纪传体《唐书》。其傅仁均历经，是指高祖时《戊寅历》，行于太宗之世。李淳风历经，即《麟德历》，行于高宗之世。南宫说历经，即《景龙历》，为中宗时所造。一行历经，即《大衍历》，行于玄宗之世。由于《景龙历》“不经行用，世以为非”，后晋史官“略而不载”。他们“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本志的史源，序文交待得再清楚不过了。《新唐书·历志》较本志大增，通记唐代290余年8次修改历法，还备录了一行《历议》12篇，补充了反映中外历法交流的《九执历》及翻译情况。有关“三历法”的记载，两书当互校。
《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42、43、44的相关记载同。《志上》自“玄宗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诏沙门一行改造新历”，至“无几而铜铁渐涩，不能自转，遂收置于集贤院，不复行用”的大段文字，与《唐会要》卷42《浑仪图》载（开元）“九年，太史频奏日蚀不效”以下文字全同。志中所载“诸州测景尺寸”，自林邑国至蔚州横野军，除无河南府外，其余与《唐会要》卷42《测景》相关部分，不仅正文相同，连小注也都一样。《志下》“灾异”中关于日蚀的文字，与《唐会要》卷42《日蚀》的记载同，只是无宣宗以下的情况。这更加证明，本志是采自宣宗初年以前成书的《会要》、《续会要》了。其中的小有不同，当是辗转抄录中的疏略所致。关于彗星、五星临犯、星聚、流星、杂灾变等，大体与《唐会要》卷43《彗孛》、《五星临犯》、《星聚》、《流星》等类目前半部分的记述相同，是采自苏氏《会要》相关文字纂成的。《志下》的“灾异编年，至德后”这一部分，则超出《唐会要》所记，不少内容都见于各帝纪。这一部分内容，极可能是后晋史官以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为线索，再参照《续会要》及司天台有关记载，综合编纂而成。说到《志下》一定参照了《续会要》，还有一个铁证未曾被人注意过。在志的结尾部分，有一项叙述太史局、司天台沿革、设官的内容。这本来是《职官志》的内容，在《职官志二》秘书省有详细记述。何以《天文志下》会有此一项叙“旧仪”的文字呢？原来，《唐会要》卷44在记述各项灾异之后，专有《太史局》一目。稍加对照，便知《天文志下》的“旧仪”，是直接节录《太史局》之文而成。《新唐书·天文志》虽多1卷，但两书志互有详略，可以彼此补充订正。
《五行志》1卷，记地震、山崩川竭、水灾、雷电风雪、虫灾、火灾及杂灾变等，大体见于《唐会要》卷42《地震》，卷43《山摧石陨》、《水灾上》，卷44《水灾下》、《木冰》、《螟蜮》、《火》、《杂灾变》及卷28《祥瑞》等目类。除火灾有一条“大顺二年”事外，其余各事下限都无超出“大中七年”《续会要》成书这一年的。据此，本志也当是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而成。《新唐书》增为3卷，所记灾害现象超过本志。
《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虽其序文称“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但志中记府、州沿革，一般都是起武德，至乾元，然后列“旧领县”、户、口，再举天宝户、口。以这样的体例推测，最有可能采录于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本志与《通典·州郡》、《唐会要·州县改置》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写法都不相同。而贾耽《贞元十道录》虽然也是4卷，与本志分道、卷数相同，但却不见于《贾眈传》，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书，甚至不知有此书。两个方面的推测，都无法排除本志以韦述《唐书·地理志》为史源的可能性。志中个别地方记事，有至唐末者。如《志一》陕州大都督府，自隋义宁元年，写至唐哀帝即位。这是因为，广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师，“车驾幸陕州”，以为大都督府；天祐初，昭宗“驻跸陕州，改为兴德府”；哀帝即位后，又复为大都督府。这些都与皇帝的行踪直接关联，因而破例记述，并源于实录，取材最方便。《新唐书·地理志》更为完整地反映唐代地理沿革情况之外，主要是在地志编纂体例方面的成就。就考察唐代地理沿革而言，两志谁也无法取代谁。
《职官志》3卷，主要记述代宗以前设官情况，但未取韦述《唐书》。《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当时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代宗以后的制度，以德宗朝的变革补入最多。在“武官”一项中，记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六军统军、十六卫上将军，基本都是补述的德宗贞元年间的制度，主要采录的是诏敕等文献。《新唐书·百官志》较本志有增也有删，所增者虽为新的补充，却又嫌过简；而所删改处不仅不应该，还有重要失误。两书志各有特点，须当相互参校。
《舆服志》1卷，记玄宗以前制度，采自《大唐开元礼》各相关部分。其中，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与修礼官上奏、开元十一年冬中书令张说奏、开元二十六年肃宗升为皇太子以下的文字、仪凤（二）年太常博士苏知机上表以及崇文馆学士校书郎杨炯奏议，均与《唐会要》卷31《裘冕》所记同。志中景龙二年七月刘子玄进议，又见《唐会要》卷35《释奠》。志末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亦见《唐会要》，只是前半段文字在卷38《葬》，后半段文字在卷83《嫁娶》。据此，则本志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还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源。《新唐书·车服志》对本志有所增减，互为详略，当以本志参取新志，作为补充。
《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即其序文所说：“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新唐书·艺文志》扩为4卷，在每一部类都用“著录”、“未著录”来表明两书志著录图书的区别，颇有意义。
《食货志》2卷，与其他各志不同，没有前密后疏的问题。就其所记内容而论，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及玄宗以前。在纂修《旧唐书》最初的总体计划中，只提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及经籍九志。[15]后来，在纂修当中以“礼志”为《礼仪志》，以“律历志”为《历志》，以“郡国志”为《地理志》，增《舆服志》、《食货志》。《舆服志》可以说是从原计划的“礼志”分离而成，《食货志》的增立，则是唐代注重“食货”思想的反映。后晋史官在纂修《旧唐书》的进程中，对于唐代社会逐渐有较深刻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要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此增立了《食货志》。食货制度变革最明显，不在唐前期，而在德宗前后，故其序文叙述到德宗，强调“大抵有唐之御天下也，有两税焉，有盐铁焉，有漕运焉，有仓廪焉，有杂税焉。今考其本末，叙其臧否，以为《食货志》云。”这就是本志详于唐中后期的原因。其取材之源，主要是苏氏《会要》和崔铉《续会要》。《志上》记税制，自开元八年正月敕以下，二十二年五月敕、二十五年三月敕、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敕、广德元年七月诏、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建中三年五月增税钱、贞元八年四月加税、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大和四年五月崔戎奏，均同今本《唐会要》卷83《租税上》、卷84《租税下》两卷书所记。叙钱币，自建中元年九月至会昌六年二月，与《唐会要》卷89《泉货》所记同，尤其是元和三年五月以下，除宝历元年八月一事外，一条不差。《唐会要》中，会昌以后尚有天祐二年事，自是王溥所补。而本志钱币事只到会昌六年，显然是迻录于崔铉《续会要》。《志上》所记其他制度，依次见于《唐会要》卷88《盐铁》、《盐铁使》、《盐池使》等类目。《志下》依次对应于《唐会要》卷87《漕运》、《转运盐铁总叙》，卷88《仓及常平仓》，卷84《杂税》，卷88《榷酤》所记。对应于《转运盐铁总叙》的记事，自建中元年三月至大中六年，《志下》所记基本上是一条不差。该项下，《唐会要》尚有大中十年至天复中的记事，而本志则止于大中六年，表明也是源于《续会要》。统观本志记事，玄宗及玄宗以前，文字与《唐会要》多所不同；而德宗至宣宗，则与《唐会要》大都相同。这一事实说明，当后晋史官决定增修《食货志》之后，便取韦述《唐书·食货志》作为代宗以前底本，而取前后两《会要》作为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按照序文的思想纂集成篇。《新唐书·食货志》增多3卷，其俸禄制度为本志所无。而两书志都记述的基本制度，则异多于同，应细加参校，相互补正。
《刑法志》1卷，前文已经谈过，后晋诏修《旧唐书》的前二年曾欲纂集《大晋政统》，提到的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即是本志的主要史源。刘瑑《大中统类》起贞观元年，至大中五年，差不多已经是唐代的刑法通志了。本志除了简单追述高祖约法十二条、受禅制五十三条格、武德七年新律，即以太宗即位起详加叙述，迄于大中七年张戣进《大中刑法统类》，表明其主要依据就是这两部《统类》。《新唐书·刑法志》较本志为简，当以本志为主参以新志。
总上所考，《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源的，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这在整个两《唐书》研究中，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三
《旧唐书》列传的取材情况，比起“十一志”来更为复杂，历来也没有较系统的考察。虽然探寻起来很是困难，但也还是有不少线索可寻。
全书列传150卷，若以点校本目录为统计依据，其立传者（包括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现就所见，分别考论。
关于人物事迹，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
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
吴兢在武则天长安年间曾奉诏参预《唐史》的修撰，玄宗开元中又“参详旧史，撮其指要”，撰成《贞观政要》。我们可以看到，《旧唐书》中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王珪、魏征、虞世南、马周等传，与《贞观政要》卷2《任贤》篇所记此8人的主要事迹，除有繁简之别外，文字全同。其他篇章，也有不少类似情况。这表明，吴兢所参详的“旧史”，正是他曾经参预修撰的《唐史》，只是《贞观政要》“撮其指要”，因而较为简略罢了。由此可以推断：《旧唐书》中房玄龄等8人传记，与《贞观政要》同出一源，即吴兢参预修撰的《唐史》。
此外，人们通常爱举《刘仁轨传》有“史臣韦述曰”，用以证明《旧唐书》沿引“旧史之文”。再深入一步考察，则可以得出三点推论：一是韦述《唐书》是续吴兢等《唐史》而成，因为刘仁轨在高宗、武则天时为相，卒于垂拱元年，吴兢等在长安年间奉诏修《唐史》，自当为刘仁轨立传。而韦述上距刘仁轨卒70余年，对刘仁轨一生事迹发议论，只能在吴兢等所修传记基础上进行。二是《戴胄附戴至德传》也本于韦述，因为《刘仁轨传》后的那段“史臣韦述曰”是将刘仁轨与戴至德作过比较的，而《戴至德传》又是有呼应的，印证着韦述所说“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三是与刘仁轨编在同一卷书中的郝处俊、裴行俭传也应源于韦述《唐书》，因为郝、裴二传是在刘仁轨传“史臣韦述曰”之后，而卷末未署名的“史臣曰”也将刘栾城、裴闻喜、郝甑山并称，与韦述称刘仁轨为刘栾城如出一辙。这种不称名而称爵邑的称谓，只出于本朝尊呼前辈，绝非易代之后史官之词。因此，郝、裴二传亦当源自韦述《唐书》。需要交待一点的是，前面已经叙及《裴行俭传》以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为素材、蓝本，是指原始依据。韦述因之，再补入裴光庭事，撰成史传。后晋史官两相参校，成为今天所见《裴行俭传》。张说碑铭、韦述史传，在这里俱可谓《旧唐书》某些人物传记的史源。
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
再以韩愈《顺宗实录》与《旧唐书》相关列传作以对照。《顺宗实录》中有7篇人传，即卷3的张荐、令狐峘，卷4的张万福、陆贽、阳城，卷5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这些人物传，都是规模完具、首尾齐备的全传。对照《旧唐书》列传中的这几个人物，除了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顺宗实录·张荐传》叙其祖父张文成，只有“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较《旧唐书·张荐传》少400余字。其叙张荐本人，因韩愈只是“著其系于政者”而“削去常事”[16]，故比较《旧唐书》为简。《实录》中的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则与《旧唐书》卷149、152、192的相关各传基本相同，如出一辙，仅文字稍简而已。韦执谊、王叔文、王伾3人同在《旧唐书》卷135，与《实录》中3人传互有详略，虽写法不尽相同，但史实、规模并无差异，只是《实录》叙韦执谊较《旧唐书》多了一点其从祖兄韦夏卿的事。而韦夏卿，《旧唐书》单独有传。
《旧唐书》列传剪裁各帝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卷174《唐河北三受降城》条下，引有一段《唐宪宗实录》原文：
（元和）八年七月辛酉，李光进请修东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请移其兵于天德故城，李绛、卢坦以为：“城当碛口，据虏要冲，得制匈奴上策，丰水美草，边防所利。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久安之策，为一时省费之谋？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候不接。虏忽唐突，是蹙国二百里也。”故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这一大段文字，几乎被完整地迻录于《旧唐书·卢坦传》中。顺便提示一句，今本《唐会要》卷73《三受降城》也记及此事，但稍简，又误作“元和十二年九月”，故知《旧唐书·卢坦传》这一部分内容源于《宪宗实录》。
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其纂集情况更难考察，只能提出一些线索，以备进行深入探寻。
后晋史官在审视唐代基本史料时，已经注意到国史、实录中传记“漏落”的问题。例如，在评述令狐峘所修《玄宗实录》100卷、《代宗实录》40卷时，特别指出：
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令狐）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