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在体例上综合了两汉史学的自注和佛教著作的合本子注。史书自注可以说在《史记》、《汉书》当中就已运用，但两汉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未成体例。东汉以来，佛教东渐，译经事业迭起，从三国时代支谦起，为了为准确传达经典原义和研诵方便，佛教徒常常把同本异译的佛经并在一处，或者是“上本下子”，或者是“上母下子”，统谓“合本”。“本”或“母”指的是大字正文，“子”指的是小字夹注，实际上就是把别本意义相同而文字不同的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比较。[29]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在形式上充分应用了了“合本子注”，在内容上则多继承了两汉史学自注的遗意，创造了新的著述体例。
《洛阳伽蓝记》“合本子注”在形式上的表现，在长期传钞过程中早已隐没，正文注文
在唐代还能分辨[30]，自宋代以后便混同一体，官私书目中再也见不到有关的介绍。直到清代乾嘉之际历史考证大兴，这一问题才重新引起了注意，从纪昀、顾广圻提出问题到吴若准、唐晏实际从事区分工作，深化了对合本子注的认识。[31]今人周祖谟则在此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区分：
此书凡记伽蓝者为正文，涉及官署者为注文。其所载时人之事迹与民间故事，及有衒之案语者，亦为注文。如卷一‘永宁寺’条，《开元释教录》引之，而不录常景之传记及‘宋云西行求法’一节所载《道荣传》云云，亦均为子注。考《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雀离浮图’一节，全不引《道荣传》语，即其证也。陈寅恪先生谓此即本于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例，诚不可易。今就以上所举例证，重为划分，虽未必能还杨书之旧观，但藉此以明杨书之体例，并使上下文句条贯统序，亦未始无用也。[32]
细勘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全书，可谓最大限度地恢复了《洛阳伽蓝记》合本子注的形式，使得我们对它首先是佛教地志这一点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但就《洛阳伽蓝记》所记内容考察则不仅仅局限于佛教地志，合本子注的形式还蕴涵了两汉史学自注的遗意，这就超出了单纯模仿对勘经典的局限，充分表现了杨衒之行文之际流露出来的兴亡之感，这是中国史学和中国史学家的基本精神内核之一。这一点下文将从史学批评意识的角度作具体分析。
3．明确的史学批评意识
较之法显，杨衒之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批评意识，这与传统史学[33]的影响很有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见盛观衰的描写。以“永宁寺”[34]条最为典型。杨衒之对永宁寺建筑的巍峨和雅致不乏描摹，比如：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剎，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
里，已遥见之。……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装饰毕功，明帝与太
后共登之。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
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
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
但这些良辰美景何其短暂，由于政治的动荡和腐败，终于随着时间的变迁而一去不复返了：
永宁寺，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也。
建义元年（528），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寺。
永安二年（529）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
永安三年（530），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
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
这种错落的对比叙述，实际上受到了自司马迁以来“寓论断于叙事”传统的影响和启发，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体味历史。杨衒之正是有意识这样做的。
二是关于当时伪造历史不从实录的抨击。杨衒之借隐士赵逸之口揭露了当时修史的丛丛弊端，如其评十六国修史：
（赵逸）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吾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符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符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君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
如其评修人物传，继续借赵逸之口说：
“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
这里指出了当时史学界普遍流行的两种不良风气：一是为了取媚时主，不惜厚诬前朝；一是不惜歪曲事实，构文夸饰人物。对于这些弊端，杨衒之不仅是深恶痛绝，而且在着史实践中也是极力避免的，这看他的《洛阳伽蓝记》就能知道。因而，杨衒之的史学批评意识不止停留在观念上，还具体地体现在他的史学实践中。
三是“衒之按”、“衒之曰”形式的运用。《洛阳伽蓝记》中，“按”有如下几处，集中于史事和史料的考辨，如卷一“昭仪尼寺”条下辨翟泉处所、卷二“明悬尼寺”条下辨阳渠石桥四石柱建造时间、卷三“大统寺”条辨先秦时“功德”所指、卷五“宋云、慧生使西域”条交代慧生行记出处，参互错比，均甚明晰。“曰”有两处，皆与孝庄帝有关，大抵纵论天命祸福而已。所论激昂慷慨，在今天看来也许无关弘旨，但在杨衒之心目中却是“大是大非”，因而杨衒之效法《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采取了极为严肃的史论形式。杨衒之灵活运用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深化了他的史学批评意识。
4．生动的史传
《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地位和极深的影响，与《水经注》和《颜氏家训》并称为“北朝三书”，而它最富文学性，具有最高的审美价值。这里仅就它生动的史传方面略举两例。如卷四“法云寺”条记乐工田僧超：
有田僧超者，善吹笳，能为壮士歌、项羽吟，征西将军崔延伯甚爱之。正光末，高平失据，虐吏充斥，贼帅万俟丑奴寇暴泾岐之间。朝廷为之旰食，诏延伯总步骑五万讨之。延伯出师于洛阳城西张方桥，即汉之夕阳亭也。时公卿祖道，车骑成列，延伯危冠长剑耀武于前，僧超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延伯胆略不群，威名早着，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阵，是以朝廷倾心送之。延伯每临阵，常令僧超为壮士声，甲冑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勇冠三军，威镇戎竖。二年之间，献捷相继，丑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恸，左右谓伯牙之失钟子期不能过也。后延伯为流矢所中，卒于军中。于是五万之师，一时溃散。[35]
整段文字铺陈相因，其意全在突出田僧超高妙的音乐技艺也能起到决定疆场胜负的作用，尤其是“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的雄浑场面，千载之下如在目前。又如同卷“宣忠寺”条记北魏孝庄帝（528—530）谋诛尔朱荣事：
永安末，庄帝谋杀尔朱荣，恐事不果，请计于徽。徽曰：“以生太子为辞，荣必入朝，因以毙之。”庄帝曰：“后怀孕未十月，今始九月，可尔已不？”徽曰：“妇人生产，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为怪。”帝纳其谋，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储诞育。值荣与上党王天穆博戏，徽脱荣帽，劝舞盘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于色，遶殿内外欢叫，荣遂信之，与穆并入朝。庄帝闻荣来，不觉失色。中书舍人温子升曰：“陛下色变！”帝连索酒饮之，然后行事。荣、穆既诛，拜徽太师司马，余官如故，典统禁兵，偏被委任。[36]
尺幅之中，庄帝的恐惧犹疑、元徽的一反常态，都刻画地极尽委曲。明代毛晋说它“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非徒以记伽蓝已也”。[37]今人说它“把地学之真（通过对伽蓝的记述而精确展现的洛阳城貌）和史学之善结合了起来”[38]。这些评论都表明了《洛阳伽蓝记》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
《洛阳伽蓝记》在以上方面的成就，标志了北中国佛教史学转进期的确立和特点。概而言之，就是它较之《佛国记》不是一般的叙述有关佛教的史事，而是怀着一种政治情感去观照佛教，杨衒之的上疏中有更为集中的体现[39]，自法显以来稍稍显露的历史意识，至此已经上升为一种明确的史学批评意识，这是北中国佛教史学转进期的根本成就，朴素理性主义倾向开始形成。
三、 成熟期：魏收《魏书·释老志》
魏收（506—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他以文学著名，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并号“北地三才”。他长期担任史官，北魏末年节闵帝普泰元年（531）年仅二十六岁就被委以“修国史”。东魏时，始终以它官兼任史职。北齐天保二年（551），他正式受命修撰魏史，天保五年《魏书》成，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凡一百三十卷，既而毁誉纷起，身前身后几经修订删改，终被“秽史”恶名，直到近代以来才得以公正评价。[40] 今天看来，《魏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释老志》即是其中之一。《释老志》，今载《魏书》卷一百一十四，佛教部分占了近三分之二，其中所显示的朴素理性主义倾向无疑标志了北中国佛教史学成熟期的到来，以下从四方面作具体分析。
1． 因事命篇
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正史中，《魏书·释老志》是“前所未有的宗教史体例”[41]，是“唯一的一篇记述佛教、道教历史的‘志’”[42]，这充分体现了魏收因事命篇的卓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和民族史学的蓬勃发展，魏收在长期的修史实践中自觉地继承了前代史家关注现实的文化使命感，敏锐地意识到佛教已经构成了当时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移世易，理不刻船，……《释老》当今之重，……去彼取此，敢率愚心”[43]。当然，魏收成长的家庭环境与佛教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小字“佛助”[44]，其父宾客中有沙门昙璨，魏明帝时参与昙无最和道士姜斌的辩论，东魏时与名僧道宠为师生关系，曾受敕为僧稠制碑文。[45]这也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佛教的熏染，促使他更为关注佛教。其次是魏收对“志”体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甑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褊心末识，辄在于此。”[46]“志”的作用是“网罗遗逸”，重在编年的“纪”和重在写人的“传”都无法代替它所具有的经综广阔的特点，正适于记述佛教这样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内容。由于魏收具备了上述有利的主客观条件，才有了《释老志》的出现。[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