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所校史书的体裁看，北宋的12次中，9次为正史，即纪传体；其余三次，分属编年体和杂史，合计仅三种史体。而当时史部书的门类已颇多，如《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中，就有故事、职官、地理等十三大类。 

    北宋校史书范围的狭窄，鲜明体现出“资治”的色彩：正史本身就是“以帝王本纪为纲”的史书（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版）“正史”条下。），记录着每个王朝的盛衰荣辱，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其它三次中，校《国语》是为考试出题之需，可不论；其余两部则都有明确的资治目的：《资治通鉴》自不必赘言，《天和殿御览》亦如是——仁宗摘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鉴］戒。”（注：《玉海》卷五四。） 

    南宋所校史书中，国史为纪传体，《长编》、日历、实录皆属编年体，玉牒为官修的“帝王族谱”，“以编年体叙帝系而记其历数。”（注：《辞源》“玉牒”条下。）会要和《太常因革礼》则为典志体，合计亦为三种史体。因此从校勘史书的范围上讲，南宋与北宋难分伯仲。而南宋所校之官修史书，皆为后世纂修正史的取材之所，因此他们的校勘，恰是为后世正史之修奠定基础，可见其校史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资治”。 

    第三，从校勘对象的重要性观察，北宋的12次中，有9次是校正史。正史是封建社会史籍中最重要的一种体裁，今天一提到中国史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十四史。所校其它书中的《资治通鉴》，又是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自《春秋》、三传之后，我国的编年体史书一直处于低潮；而《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大兴，继踵者不绝如缕，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明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等；我国的三大史体之一——纪事本末体，也由此而诞生；注释、研究《通鉴》之书亦层出不穷，乃至后世形成了专门之学——通鉴学。因此可以说，北宋所校史书，大多为当时最重要的史籍。 

    南宋校史虽亦有9次，然多为实录、会要、日历等，对成于北宋的三部正史——旧、新《五代史》、《新唐书》却未予刊正，所以其重要性自与北宋所校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是校当代之书。北宋仁宗乾兴年间所摘编之《天和殿御览》，至天圣二年就已校毕镂板；对《资治通鉴》的校勘距进呈时间还不到一年。南宋对《太上日历》、《孝宗日历》的校勘亦与成书上进的时间相去不远，与北宋情况相仿；而南宋在这方面又有发展——修书未毕便进行校勘，如李焘的《长编》和其后的《宁宗玉牒》皆属此种情况。这也是宋代校勘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 

    第五是校勘的计划性。北宋校正史表现出很强的计划性：第一次即校前三史，第三次为《三国志》、《晋书》、《唐书》，第七次校《南、北史》、《隋书》，第十次为南北朝之“七史”，其余几次复校穿插其中。从而在数十年内，系统校勘了成于北宋之前的全部十六史。 

    而南宋的情况却显得颇为凌乱：从实录方面看，第二次所校为神宗、哲宗实录，第五次为徽宗实录，第六次才校太祖、太宗等六朝的，而真宗朝的却始终未校；以国史论，仅校神、哲两朝，而未及其它；就日历而言，北宋已有日历，却从南宋高宗校起；从玉牒看，更是仅校宁宗一朝。因此，南宋之校史书可谓是毫无计划性。 

    特别要指出的是《神宗实录》等不断重修，已经不是“校勘”所能概括的，它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的反映。 

    第六，在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书方面，两宋亦相差甚远。从上文不难看出，北宋校史书12次，汇编校记的就有4次，即：第二次复校《史记》时，产生“刊误文字五卷”；第四次复校前、后《汉书》时，将校正的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第八次复校前四史之后，余靖“上《汉书刊误》三十卷”；第十一次复校《后汉书》时，又产生《东汉刊误》一卷。 

    而南宋的9次中，仅在校《宁宗玉牒》时，产生“刊正辩诬之书”（其中之“辩诬”还可能不是校勘，而是对历史事实的纠谬）。 

    北宋的4次校记汇编，皆产生于复校之时，其原因何在？ 

    《宋会要辑稿》中，在上文第四次刊正前、后《汉书》之后，有一句很容易被忽略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答疑的线索：“今之行者，止是淳化中定本。后虽再校，既已刻板，刊改殊少。”（注：《崇儒》四之一。）就是说：因前、后《汉书》已刻板，所以这次复校的结果，只有“殊少”的一小部分能反映在书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若不将校勘结果集结为专书，则绝大部分成果都很难保存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就无法向皇帝汇报校勘的全部成果，因此很有必要将所校正的文字汇编成册。其余三次亦如是。可见，校勘记专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而南宋馆阁鲜有复校，故而没有必要将校勘成果编为专书。 

    而如果刊正的字数非常之多时，即便是集结成册之后，仍要在书板上改正，这就是第八次的情况：“……（余靖）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版，以从新校。”（注：《麟台》卷二。） 

    第七，在史书的复校方面，南宋远不及北宋。北宋馆阁除上述的四次复校外，在第七次校《南、北史》之后，于景祐年间又复校之。即在全部12次校勘中，有5次复校。而南宋的9次校史书，仅第二次所校众多史籍中的《神宗实录》，于乾道七年又随其它5种实录复校之。这种状况充分反映出南宋的校勘远不及北宋那样从容不迫，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复校。 

    第八为刻印情况，在这方面两宋相差亦很悬殊。北宋的12次中，校后立即“镂板”、“刊行”的有第一、三、五、六、七、九、十、十二共8次，而未刻板的4次均为复校，即校勘已刻印之书。实际上，北宋的多次校勘，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刻印。 

    南宋的9次校勘之后，却无一次提及“镂板”，仅为“缮写”、“抄录”而已。这主要是因为：日历、实录、会要等官修史书，大多具有官方档案的性质，日历甚至为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六章。）而且这些官修史书的卷帙多颇浩繁，如北宋所修三次会要，就有五百余卷；而高、孝两朝日历，更多达三千卷，因此这类官修史书在北宋时就未付梓，南宋则沿袭其例。 

    上述八个方面之中，所校史书的重要性、校勘的计划性、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书、复校的次数及刻印情况等五个方面充分说明：北宋的史书校勘远胜于南宋。究其原因，主要是北宋政局较为稳定，经济高度发展，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在校勘史书方面投入大量精力、物力。特别是真宗、仁宗两朝，国泰民安，君臣于治理国家之余，尚可追思历史，取鉴前朝，正如仁宗所言：“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鉴戒。”（注：《玉海》卷五四。）宋代21次校史书中，仅有3次是由皇帝亲自发动的，而3次均在真、仁二朝，这充分表明当时帝王对校勘事业直接关注的程度。在这些条件下，北宋之校史书才会高度集中于真、仁二朝。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宋仅残存半壁河山，金朝、蒙古大军时时压境，又怎么可能花费很多精力去校勘史书呢？绍兴十四年的一段君臣对话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上曰：‘崇儒尚文，治世急务。’李文会曰：‘若非干戈偃息，此事亦未是举也。’”（注：《崇儒》四之二七。）故而南宋君臣也只有在“干戈偃息”的间隙中才能去“崇儒尚文”。 

    

三 

 

    纵观宋以前千余年官府校勘的历史，自刘向、歆父子雠校群书后，历代多为对四部书的综合校理，如东汉安帝时“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卷八○《刘珍传》。）；西晋武帝时校理著名的汲冢竹书（注：《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卷五一《束皙传》，卷三九《荀勖传》。）；刘宋年间谢灵运“整理秘阁书”（注：《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卷六七《谢灵运传》。）；北齐宣武帝命樊逊等校定群书（注：《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版）卷四五《樊逊传》。）。至唐代，仅《玉海》（卷四三）所载，综校四部之书就已达5次。历代亦曾多次校定经书，如镌刻熹平石经、正始石经、晋石经、开成石经、后蜀石经之前，即多有刊正。然而在校史书方面，前代却甚少建树。 

    我国在汉代已出现了专门整理史书的活动，如“永平十五年……（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注：《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但史书在汉代尚未成为独立部类（详见下文），因此雠校史书的次数自不会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统治者亦无暇经常校正史书。至唐代，史学高度发展，“唐修八史”等成就为宋代校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然在史书校勘方面，唐代也仅是偶尔为之，如“太和五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注：《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卷六四。）这次校勘的起因是：韩愈所作的《顺宗实录》直书禁中之事，结果“内官恶之，于上前屡言不实，故令刊正也。”（注：《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卷六四。） 

    综合前文所述，宋代馆阁之校勘史书，至少在如下五方面超越前代： 

    一为校史书的频率。两宋合计319年，共校史书21次，平均约15年一次。这种频率实为前代所无。 

    二为北宋校理史书的高度计划性，也是前所未见的。北宋校正史始于太宗淳化五年，终于仁宗嘉祐八年，仅历时69年、主要经四次校勘即毕其功。隋以前尚少有专门校史书的活动，所以根本谈不到计划性。唐以前已修成7种正史，然唐代并未有计划地刊正之。 

    三是将校勘成果汇编成专书的作法，两宋共有5次，而宋以前却从未出现过。对此已有论述，本文不赘。（注：见拙作《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刊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四是对史书的复校。两宋复校共达6次，而宋以前对经书有过复校，却罕见复校史书者。 

    五为刻印情况。北宋校史书后立即镂板刊行者达8次之多，亦远胜前代。 

    宋代校史书盛况空前，其原因除上述之“国泰民安”外，尚有如下三点： 

    其一，史部书自身的发展是宋代史书校勘成就辉煌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我国自先秦至西汉前期，史书的门类、数量皆远不及经、子之书，因此至东汉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时，仍沿《七略》之例，不立史部。自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史书大兴，故而至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首将史书独辟一部，然尚在经部、子部之后。至东晋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史部才位列第二。隋唐时期，史部书继续发展，成为拥有十三部类的泱泱大国；宋以前的十六部正史中，有八部纂修于唐代——这一切都为宋代的史书校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推动宋代校勘事业空前发展的最直接原因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唐以前印刷术尚未问世，因而宋以前之多次校雠皆无条件付梓，至多不过是将经书镌于石上，供人传抄而已。至唐代，印刷术虽已发明，然尚未普遍运用。五代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为宋代的刻书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宋代已具备了大量刊印书籍的各种条件，而镂板之前自然希望尽量减少书籍中的错讹之处，由是校勘事业大为兴盛。 

    其三是“会通”思潮的影响。我国史学至唐宋年间空前发展，史家已不满足于断代为史，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纵观上下几千年的变化——唐中叶《通典》问世，北宋年间《资治通鉴》付梓，南宋期间《通志》诞生，宋末元初《通考》修纂——这四部巨著皆“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能同天下之文”，“能极古今之变”（注：《通志·总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它们生动反映出唐宋时期“大矣哉”的“会通”思潮。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初年编纂的“四大部书”，即《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与《册府元龟》（总计达三千五百卷），同样是“包括群书，指掌千古”（注：宋太宗为《太平御览》所下之诏，见《玉海》卷五四。）的会通之作。四部书中前三部均修于太宗朝，《册府元龟》纂于真宗朝；而宋代之校正史，恰始于太宗朝，而终于仁宗朝。由此可见，正是在当时编纂会通巨帙蔚然成风的氛围之中，北宋馆阁校勘了全部正史，从而在校勘史书的领域里，成就了空前的会通之作。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 原字钅加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