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研究北宋官府校勘状况的论文已有数篇，研讨南宋馆阁校勘的则很少见，本文专门探究宋代史部书校勘方面的特色和成就。 

    本文所述之校勘活动，主要是朝廷中以校勘史书为主要目的的文献整理活动。两宋曾多次综校四部之书，其中当然也包括史书，然因其目的不是专门校史书，故本文不计算在内。 

     

一 

 

    两宋馆阁校勘史书共计21次，其中北宋12次，南宋9次。 

    北宋校勘始于“前三史”：“太宗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秘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朱昂再校；直昭文馆陈充、史馆检讨阮思道、直昭文馆尹少连、直史馆赵况、直集贤院赵安仁、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注：《宋会要辑稿·崇儒》（以下略作《崇儒》，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四之一。原文“阮思道”之“阮”作“院”，“孙何”之“何”缺，据《玉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12月版）卷四三改、补。又见《麟台故事》（以下略作《麟台》，上海涵芬楼影印之《四部丛刊续编》本）卷二。）这次校勘参加人数颇多，校后立即“镂板”。 

    第二次为真宗朝之复校《史记》：“咸平，真宗谓宰臣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未精，当再刊正。’乃命直史馆陈尧佐、周起、直集贤院孙仅、丁逊复校《史记》。寻而尧佐出知寿州，起任三司判官，又以直集贤院任随领之。”（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此次校勘，始于“咸平中”（注：《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条下。又见《麟台》卷二。），至“景德元年正月丙午”（注：《玉海》卷四三“淳化校三史”条下。又见《麟台》卷二。）“校毕”，（注：《崇儒》四之一。）“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并刊误文字五卷，赐帛（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是由真宗亲自发起的，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将“刊误文字”另编为五卷上进。 

    第三次是校《三国志》等：“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以直秘阁黄夷简、钱惟演、直史馆刘蒙叟、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直集贤院宋皋、秘阁校理戚纶校《三国志》，又命镐、纶与史馆检讨董元亨、直史馆刘锴详校。直昭文馆许衮、陈充校《晋书》，黄夷简续预焉，而镐、纶、锴详校如前。”（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版《四库全书》，前言为1987年8月）卷五六。）“直昭文馆安德裕、……勾中正、……直集贤院范贻永、……直史馆王希逸洎董元亨、刘锴同校勘《唐书》，宫苑使刘承圭领其事，内侍刘崇超同之。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板。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锴特赐绯鱼袋。”（注：《麟台》卷二。）这次校勘，仅上述所记之参加者已有十数人，历时一年有余，且校后立即“镂板”，“惟《唐书》以浅谬疏略，且将命官别修，故不令刊板。”（注：《崇儒》四之二。又见《玉海》卷四三、《麟台》卷二、《长编》卷五六。）此处之《唐书》，显然是指后晋刘昫等所撰之《旧唐书》。 

    第四次在景德元年：“（正月）丁未，命刁衍、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注：《玉海》卷四三。）至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其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除无可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刁衍所言之“博访群书”“校定”，当是陈垣先生四校法中的“他核”，而“遍观诸本核定”显然是“对校”了。此次校勘历时一年半。其结果为：“（校正文字）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即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一。又见《麟台》卷二。）仅在两部史书中便校正了三千余字，可谓效果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校勘亦将校勘结果集结成册“以进”。 

    第五次为校《后汉书》中的志书：“乾兴元年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言：‘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颁行。’从之。命本监直讲马龟符、王式、贾昌朝、黄鉴、张维翰、公孙觉、崇文院检讨王宗道为校勘，奭洎龙图阁直学士冯元详校。天圣二年，送本监镂版。”（注：《崇儒》四之五，四之六。其中刘昭《补注后汉志》原作《注补……》，据《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下同）卷二○三《艺文志》改。） 

    《后汉志》仅三十卷，校勘时参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勘、详校两个步骤，又费时一年有余，可见亦是一次相当认真的校勘。 

    第六次为校《天和殿御览》：“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注：《玉海》卷五四。）《天和殿御览》是《册府元龟》之精华：“乾兴初……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御览》。”（注：《玉海》卷五四。）至“天圣二年五月甲寅，内出《天和殿御览》四十卷……下秘阁镂板。”（注：《玉海》卷五四。） 

    《册府元龟》本为类书，但“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65年6月版，下同）卷一三五。），其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显然偏重于史；此次摘录为《天和殿御览》，仁宗也将它视为史书（注：《玉海》卷五四。），因此本文将它归入史书类。且《册府元龟》“引书近二千多种”（注：见刘乃和：《〈册府元龟〉新探·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4月版。），因而此次“校定”当以他校为主，而非止简单的校对。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发起者是仁宗；所校为当代之书。 

    第七次是校《南、北史》、《隋书》：“仁宗天圣二年六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又奏国子监直讲黄鉴预其事。”（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仅此处所载，参与者就已达十人之多。至“（天圣）三年十月，（《隋书》）版成。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毕以献。各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 

    仁宗以前，已校勘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然是校勘正史的继续。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注：《玉海》卷四三。） 

    第八次为复校：“（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注：《玉海》卷四三。）。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艺文志》中亦明载：“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参加者还有：“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这次校勘，对《汉书》已至少是第三次复校了，结果又校出三十卷刊误文字。对一部史书，在约四十年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雠校，且校正文字达三十余卷，这在我国两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见。而至“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注：《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错谬，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是何等艰辛。 

    第九次校《国语》则是与校子书同时进行的：“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为考试出题之需。 

    第十次为“嘉祐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注：《玉海》卷四三。）至“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又见《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陈书》稍迟：“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注：《元丰类稿》（引自《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卷十一《陈书目录序》。《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载：嘉祐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毕。”此说与《元丰类稿》卷十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载皆异，恐误，本文不取。） 

    本次校勘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为校勘而搜求书籍，从《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元丰类稿》卷十一等书中可看出：当时为校勘而求书，时间上长达一年多，范围远及州县。 

    第十一次为校《后汉书》：“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使侍中传诏中书，使刊正之。（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为一书云。”（注：《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右……刘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载：“（刘）攽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注：《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此《刊误》进呈时间为：“治平三年四月……刘攽上。”（注：宋版《东汉刊误》卷一，转引自曾贻芬：《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这次校勘的发起者又是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