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次为校《资治通鉴》：“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重行校定。”（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书后之《奖谕诏书》。）《资治通鉴进书表》标明进呈时间为“元丰七年十一月”，即成书后不到一年就进行“校定”。后至“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并从之。”（注：《崇儒》四之十。）《通鉴》引书数百种，此处之“校定”，当是以他校为主。而《通鉴》付梓的时间为：“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注：《资治通鉴》书后之《奖谕诏书》。）由此可见，本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为刻印之需。 

    由编纂者亲自上书、要求校定刚刚编纂之书，这在我国校勘史上颇为罕见。 

    对史书的校勘在南宋仍占有重要地位，达9次之多。 

    第一次始于绍兴元年：“七月七日，监行在都进奏院章效上欧阳修纂《太常因革礼》一百……仍令秘书省逐旋借本校勘、抄录，藏于本省。”（注：《崇儒》五之三○。这段史料中，“令秘书省”前之“仍”字颇耐人寻味：似表示在这次校勘之前已有先例。然笔者迄今尚未发现此前有南宋馆阁校勘的记载，尚待来日。）此书书名为英宗所赐。（注：《四库全书总目》书后之附录。）本次校勘后仅为“抄录”，而未镂板。 

    第二次始于绍兴三年：“七月六日，秘书少监曾统等言：‘伏闻前任本省官洪楫有《神宗皇帝朱墨本实录》、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哲宗实录》、国朝典章故事文字，望取索名件，官给纸札，借本缮写各一部，仍选差官校对，赴本省收藏。’从之。”（注：《崇儒》四之二三。）至“七月十三日，诏：‘昨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仍专令胡珵、李弥正等校勘。’”（注：《崇儒》四之十三。这段史料在“七月”前尚有“七月”二字，然未载是何年。但诏中有“昨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可见此诏距曾统进《神宗实录》之日甚近，因此本文将其附于曾统上言之后。） 

    此处所言之“朱墨本实录”，《玉海》中载之颇详：“（范）冲言《神宗实录》自绍圣中已命官重修，既经删改，虑他日无所质证，今为考异，追记绍圣重修本末——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世号‘朱墨史’。）”（注：《玉海》卷四八。括号中原文为小字。） 

    这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神、哲实录后又重修，其中《神录》成于绍兴“六年正月癸未”，“凡二百卷”；《哲录》成于绍兴“八年……九月甲午”，共“一百五十卷，先后进呈。”（注：《玉海》卷四八。） 

    第三次在绍兴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居舍人王＠① 言：‘窃见《国朝会要》……比经兵火之余，公私所藏类皆散逸，深虑岁月既久，渐成湮坠。望诏秘书省，令访求善本，精加雠校。’从之。”（注：《崇儒》四之二五。）下诏则在九月：“四日，诏秘书省官雠校《国朝会要》，逐官每月添给茶汤钱二十贯文。”（注：《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之二七。） 

    此处之《国朝会要》，显为北宋所修者。北宋年间曾三次纂会要，即仁宗朝所修之《庆历国朝会要》150卷、神宗朝“元丰增修”之会要300卷（注：《玉海》卷五一。）和“政和末，有司独上帝系、后妃、吉礼三类，总一百一十卷”。（注：《通考》卷二○一。）其中后两种会要于绍兴元年、三年分别有人上进（注：《崇儒》四之二一、二三。），可能即为本次所校者。 

    以上三次，所校皆为北宋官修史书，且皆在绍兴年间。 

    第四次为校《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略作《长编》），李焘之《进书表》中明确记载：“臣先于去年（指乾道三年）八月……奉圣旨依敷文阁直学士汪应辰奏，取臣所著《续资治通鉴》，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缮写校勘，藏之秘阁……”（注：《四库》本《长编》前之李焘《进书表》，又见《崇儒》四之十四、五之三七。）《长编》最终成书在淳熙十年三月六日（注：《玉海》卷四七。），即在上述校勘之十五年后。 

    本次校勘与撰写穿插进行，这显然与《长编》本身卷帙浩繁有关，故不待完书便进行校勘。焘之《长编》引书甚众，因而此次校勘当以他校为主。 

    乾道五年，又对《徽宗实录》进行整理：“（李）焘又言：‘……近所修《徽宗实录》……疏舛特甚……乞……将《徽宗实录》重加（刑）［删］修，……仔细看详，是则存之，非则去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十五，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本。） 

    此处李焘所言之《徽宗实录》，为“绍兴七年诏修，八年秋即史馆开实录院”，后“（逾二十年乃成）。”而此书虽“（再加增润）”，但仍“（犹多疏略）”（注：《玉海》卷四八。括号中原文为小字。），此次“重加删修”中之“阙则补之，误则改之”，显然属于校勘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乾道七年校勘北宋实录时，不再校勘《徽宗实录》，故而本文将其计为一次校勘。 

    第六次为校六朝实录：“（乾道）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秘书省修写太祖、太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皇帝实录，精加雠校，逐旋进呈。”（注：《崇儒》四之十四。） 

    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在于：雠校前搜求到不少相关资料，如绍兴元年“九月十三日，将仕郎黄濛上《太祖皇帝（五）［实］录》五十卷，《太宗皇帝实录》八十卷，《真宗皇帝实录》一百五十卷，《仁宗皇帝实录》二百卷，《英宗皇帝实录》三十卷，《天圣南郊卤簿册记》一十册”（注：《崇儒》四之二一。）；绍兴三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上家藏……祖宗实录、国朝会要、国史等，及古文文籍二千一百二十二卷”（注：《崇儒》四之二三。），等等。在上述这些官方、私家所藏丰富文献基础之上所进行的校勘，称之为“精加雠校”，自非虚言了。 

    第七次为刊正《宁宗玉牒》：“嘉泰四年八月九日进，五十卷。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刊正辩诬之书上之。”（注：《玉海》卷五一。）而《宁宗玉牒》的最终完成则在淳祐二年（注：《玉海》卷五一。又见《宋史》卷四二《宋理宗本纪》。），即约29年之后。可见本次校勘亦穿插于纂修过程之中，并产生“刊正辩诬”的专书。 

    最后两次均在理宗朝：“（孝宗）淳熙三年，秘书监李焘编次成（《太上日历》）一千卷”，“淳祐八年，秘书省校雠缮写上之。”（注：《玉海》卷四七。又见《宋史》卷四三《宋理宗本纪》。）另一次为《孝宗日历》：“（光宗）绍熙元年八月戊戌进《日历》二千卷，……淳祐十一年，秘省校雠补写上之。”（注：《玉海》卷四七。）这两次所校皆为前朝之日历，均亡佚已久。史书中虽未载参加校勘的人员，然从数量上看，两次校勘达三千卷之多，亦可见其规模。 

     

二 

 

    对两宋馆阁校勘史书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便可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 

    首先，从校勘的次数上看，北宋九朝校书之总次数近60次，而史部为12次，约占五分之一；南宋共校书18次，却有9次为史书，占二分之一，故其比重大为增加。 

    然若将两朝校史书的次数与年数相比照，则北宋167年中，平均约14年校史书一次；而南宋的152年中，约17年才校一次。因此从校勘的密度上看，北宋仍略胜南宋一筹。而南宋校史书比重的增大，不是因校史书的绝对数值增加，而只是因对其它部类书籍校勘次数的减少而显得突出了。 

    再观察一下各朝的状况。为观察之便，特列表如下： 

    北宋各朝： 

太祖　　0次　　仁宗　　7次　　哲宗　　1次 

太宗　　1次　　英宗　　0次　　徽宗　　0次 

真宗　　3次　　神宗　　0次　　钦宗　　0次 

    南宋各朝： 

高宗　　3次　　光宗　　0次　　理宗　　2次 

孝宗　　3次　　宁宗　　1次　　度宗　　0次 

    从上表中可明显看出：北宋之校史书，高度集中于真、仁两朝，特别是仁宗一朝的次数，超过了其余八朝的总和（其原因见下文）。南宋则相对集中于高、孝、理宗三朝。除这三朝本身的跨度较大以外，高孝两朝恰是封建史家誉为“中兴”的时期；理宗朝也是南宋政局相对稳定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