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统治阶层在书目编制上极力树立儒学的权威形象，并且不辞辛劳，以帝王之威，亲自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与宣扬。仅考于《隋志》，这样的著述就多达十多种。易类：周易大义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系辞义疏一卷，梁武帝撰；书类：尚书大义二十八卷，梁武帝撰；诗类：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撰；毛诗大义十一卷，梁武帝撰；礼类：礼记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制旨革牲大义三卷，梁武帝撰；乐类：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乐论三卷，梁武帝撰；春秋类：春秋序义疏卷，梁简文帝撰；孝经类：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孝经义疏五卷，梁简文帝撰；论语类：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长春义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帝王的表率行为，对社会上层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皮锡瑞《经学历史》记载：“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歧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63页。）与经学大盛的汉代相比，魏晋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在数量及质量上皆不亚于前朝，《隋志》所著录的经部书籍六百多部，五千多卷，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当时文人所作，可见其用力之勤。 

    然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图书总体而言，儒家经学的失落已是难以挽回的事实。西汉时期，儒家经典是文人学士们研究阐发的唯一对象，东汉虽稍有改变，但范围极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局面便完全打破，对各家学说的研究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仅见于《隋志》所载，对儒家以外文献的阐发就有一百三十余种。史部不仅有正史，也注及杂史、专史，如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挚虞的《三辅决录注》；子部的注释涉及了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医学、小说家、天文家、历算家等，如王肃《太玄经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向秀《庄子注》、乐一《鬼谷子注》、曹操《孙子兵法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史崇《天文注》、郦道元《水经注》、徐岳《九章算经注》、全元起《皇帝素问注》；集部则涉及了楚辞类、别集类、单篇作品的注释，如释道骞《楚辞音》、刘杳《离骚草木疏》、裴津《山涛集注》、郭璞《子虚、上林赋注》、薛综《二京赋注》（注：参见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此外，还涌现了大量佛经注释。历来被儒家等级观念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作品，《隋志》也进行了著录与揭示，仅集部所载，便有汉武帝班婕妤集一卷、梁班昭集三卷、妇人集二十卷、妇人集钞二卷、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晋江洲刺史王凝之妻谢道韫集二卷等等，较之《汉志》，其数量大有扩展。 

    各学科的兴盛，又产生出各专门学科的专科书目，以数量而论，佛经专科书目最多，今可考见的就有四十多种（注：参见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文学专科书目其次，仅《隋志》所载就有五部，还有道经书目与书画书目。然而却没有一部专门的儒家经书书目。 

    纵观魏晋南北朝现实图书情况，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已极大动摇，但在统治者主持的官修书目中，其独尊地位却摇而不倒，并自始至终处于书目编制的首位。 

             

三、官修书目的开新与主导地位的失落 

 

    官修书目以“官修”的优越性，在各种类型的书目中理应处于主导开新的领导地位，然而在这一秩序紊乱的特定历史时期，官修书目虽然照例开创书目编制潮流，却失却了原有的主导地位，影响力反在私撰书目之下，形成了书目史上官修书目发展的第一次低谷。 

    就文化环境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由紊乱走向秩序、由探索走向成熟的建设性时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思想与学术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实图书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西汉开创的书目编纂方法，不但六类的划分与现实图书难以吻合，其序、提要的纂写，在这一特定的动荡时期，既无物力的保障，更无时间的许可。面对这些具体的现实情况，官修书目率先摆脱传统，尝试新的书目编制方法。考虑到史部图书的激剧增长、诸子之书的逐渐散亡、佛道经书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对图书的分类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现实图书情况的四分法加附录的形式代替原有的图书六分法，一方面又对图书的评介进行简化，突出其工具性、账簿性功能。这一尝试始于魏《中经》，因其顺应潮流，为各朝官修书目相沿不改。这一时期可考的17部官修书目，除专科书目外，全部都是四部分类书目。《隋志》记载当时改革的情形：“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佛、道经书则以附录形式收录于四部图书之后。《晋中经簿》首附佛经，梁阮孝绪《七录叙》后《古今书最》记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到《隋志》，这一著录方法完全定型。先列经史子集四部，后附道佛经书，成为这一时期书目编制的主要方法。魏晋官修书目开创的仅记书名卷数，“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简明四部分类法，不再以探本求源、考辨学术为目的，而致力于对图书本身的登记与著录，以揭示与检索图书为首要任务，虽然学术品味有所降低，但书目的基本职能，工具作用却大大加强，这无疑是对传统书目功能的一次冲击，并开创了书目史上与学术性书目并行发展的账簿性书目编制的潮流。 

    官修书目对书目编制从分类到著录形式的开新，虽然“秘阁以为永制”，但私撰书目却并不响应。一方面传统《七略》的分类方法影响犹在，另一方面“官修”的影响力在这一特定时期不免力所难及。成书于刘宋年间的私撰书目王俭的《七志》和梁代私撰书目阮孝绪的《七录》，从内容到形式都紧步西汉《七略》，掀起一股与官修四部书目相抗衡的复古高潮。分类上，他们将《七略》之“七”模式化、神圣化，有意忽略《七略》实乃六分图书的事实，极力宣扬“七”的形式。《七录序》谈《七志》分类：“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从而构成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艺术、图谱七大类别。阮孝绪的《七录》，实际上也只是五大类，即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为了达到“七”的目标，强将当时作为附录的佛经与道经图书算作二类，从而凑成七大类别。在图书著录上，他们一反官修书目简单账薄性著录方法，对与图书相关的内容进行适当阐发。《七志》评述各类图书的内容及分类意义，“作九篇（外加附录佛、道经书）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又受当时品评人物之风的影响，“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七录》同样“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注：阮孝绪：《七录叙》。），对记录图书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情况进行揭示，并且成就更在《七志》之上。 

    在中国古代，“官方”总是代表着权威，其行为当然就是人们遵循的准则。王俭、阮孝绪的私撰书目，却置官修书目的编制方法于不顾，一味追求复古，以个人之力，在收书数量、著录方式、分类组合上别具一格，取得了完全压倒官修书目的学术成就，成为当时读书人参考使用的重要工具，影响远在官修书目之上。 

 

【参考文献】 

    [1]  汪辟疆著：《目录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 

    [2]  乔好勤著：《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