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时期官修书目著录的图书对象而言，较之于汉代官修书目，政府收藏图书的范围明显扩大。在传统图书的基础上，更将注意力投注到外域文化成果的吸收与介绍，并将它们容纳到传统图书类目之中。以《隋志》为据，经部小学类，著录有鲜卑语五卷、鲜卑语十卷、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婆罗门书一卷（附注梁有扶南胡书一卷）、国语十五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御歌十一卷、外国书四卷。编目者在小序中对它们进行解释道：“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经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这些图书的内容都是对外域语言文字的介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最大的障碍当然是语言，因此对不同语言的沟通，是开放的时代最迫切的要求。又史部地理类，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游行外国传一卷、张骞出关志一卷、外国传五卷、北荒风俗记二卷、诸番风俗记二卷、突厥所出风俗事一卷。其足迹远涉中国西北部陆路所及之地。这些西行见闻，记载了那一时代人们对西方的了解与社会的开放。子部则著录了许多外域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子部医方类，著录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等等医书。热爱生命的中国古人，很早便累积了丰富的中医经验，然而他们并不囿于传统经验，而是积极地吸取外域医学的精华，以此来完善传统中医科学。又子部天文类，著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天文一卷、婆罗门羯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摩登伽经论星图一卷；子部历数类，著录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子部兵书类，著录有杂匈奴占一卷，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有关外域科技文化成果的介绍，皆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与完善了传统书目的内容。特别是对西域佛教经典的著录与介绍，更将外域的宗教思想推向中国内地，并使它很快在这片宽松开放的沃土之中扎下根来。《隋志》统计的佛经总数多达1950部、6198卷，大有喧宾夺主、欲与传统儒家经书争一高低的架势。《隋志》中所反映的这些外域文化成果，正是民族融合时期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 

             

二、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人们思想产生极大的变化，传统儒学遭到全面的挑战与冲击。官修书目，则由于官方意识的渗透，极力维护儒学独尊的统治地位，而儒学失落的事实又不可避免地在官修书目中同时反映出来，传统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构成了这一时期官修书目的又一时代特色。 

    就儒学自身的发展而言，频繁的战争，带来了人口数量的锐减，这促发了人们对人生问题的重新思考。据公元263年与280年的两次人口统计， 曹魏人口数为4432881 ， 蜀汉人口数为940000 ， 孙吴人口数为2300000，三国人口总数只有7672881。晋武帝统一全国后，人口总数也只有16163863（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小的一个统计数。人生短促，朝不保夕，传统儒学无法回答许多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而各朝统治者又好恶不同，如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等，儒学获取名利的致用功能完全丧失。儒学自身的发展，更走进了层层相因、步步抄袭的死胡同，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页。）。《汉志》斥之为“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记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儒学自内而外已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与吸引力，文人学士们纷纷抛弃儒学，转而玄谈。而佛、道二教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好迎合了世人的心理，并得到统治者上层的支持，很快兴盛起来。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佛、道经书的数量很快赶上并超过传统儒家经书，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又使史书迅速发达起来，而原有的儒家经书却在这失宠与战乱中不断散失。“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谷》虽在若亡。”（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0页。）儒家经书在各类图书中的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 

    面对现实图书的变化，揭示时代文化主流现象的官修书目，在客观记载时代文化成果的同时，不顾学术重心的转移，极力挽回日渐失落的儒学的统治地位，一如既往地将儒家经典首列在各类图书之先，并且这一影响波及到私撰书目的编制，使当时所有的书目无一例外地成为传统儒学的捍卫者。创始于汉代官修书目的尊儒模式，已不再包含图书本身的主次，而纯粹成为一种观念的宣扬。当时现实图书各类数量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仅存的《七录》分类表与《隋志》中的统计数看出。《七录》虽为私撰书目，但广采博收，力求全备，其著录的图书，可作为当时现实图书情况的重要参考。 

    《七录》著录图书的顺序及总数分别是： 

    经典录    591种    710帙    4716卷 

    纪传录   1020种   2248帙   14888卷 

    子兵录    290种    553帙    3849卷 

    文集录   1042种   1375帙   10755卷 

    术技录    505种    606帙    3746卷 

    佛法录   2410种   2595帙    5400卷 

    仙道录    425种    459帙    1138卷 

    《隋志》著录图书的顺序与总数分别为： 

    经部    627部    5371卷       集部    554部    6622卷 

    史部    817部   13264卷       道经    377部    1216卷 

    子部    853部    6437卷       佛经   1950部    6198卷 

    这一对比清楚地表明，虽然儒家经典首列书目第一，但儒家经典数目仅为佛教经书的四分之一，并大大落后于史部、子部图书，与集部图书不相上下。这无疑反映了儒家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而官修书目对儒家经书的极力抬举，只能证明，对历代统治者而言，儒家思想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其政治功能始终无以取代。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佞佛到屡次舍身佛寺，有菩萨皇帝之称，但谈到治国经天下，他则另有所见，他曾下诏：“建国君民，立教（儒教）为首。……宜大启痒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又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选次以之。”（注：《梁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