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分崩离析的战乱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的八王之乱、南北朝各短暂王朝的频繁更迭，这动荡不已的局势使国家藏书遭到严重损失，学术消沉达于极点。然而对思想而言，由于政治干预的弱化，人们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又一次思想活跃时期。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传统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开拓与创新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典籍情况的官修书目，不但敏感地反映出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更借时代之风，完成了自身在书目史上最具意义的创新与转变，揭开了书目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这一时期的官修书目，见于记载的有17种（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这17部官修书目现在已无一幸存。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官修书目，主要是通过旁证资料：梁代阮孝绪的综合性私撰书目《七录》序及分类表；史书及零星的宗教经书目录中的记载；唐初官修史志书目《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这些旁证资料价值最大的首推《隋志》。《隋志》所著录的隋代政府藏书，基本真实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府藏书的主要特色。而且，《隋志》编目者特意运用附注法，揭示梁代以前的图书流通情况，这更增加了《隋志》的参考价值。综观这些书目的内容与形式，无一不体现着特定的时代精神。 

 

一、 多元文化的凝聚与开放 

 

    较之汉代官修书目对汉民族文化成果的整饬，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显示出一种多民族文化成果大融合的新特色。在这一融合中，一方面，代表传统文化的典籍图书，以其旋聚旋散的坎坷命运显示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这股内在的力量，使少数民族征服者在文化上始终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吸纳其他异域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增强了传统文化自身的活力。反映时代文化成果的官修书目，正是这一时代多元文化凝聚与开放的结晶。 

    从当时官修书目编制的过程来看，虽说战乱连年，但各短暂王朝的统治者只要稍有宁日，便立刻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把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养分，看作他们共同的财富，作为自己建邦立国的支柱与指南。在这一时期，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工作，虽不免草率，却从未因战乱而长期停止过。不仅汉族统治者如此，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天下三分的魏、蜀、吴时期，“魏氏代汉，采掇遗文，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与曹魏鼎足而立的蜀、吴政权，同样不遗余力，争相设立东观以为国家图书馆，蜀以“博览群书”的谷阝正为秘书郎，掌管东观藏书；吴任韦曜为中书郎和博士祭酒，“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注：《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皆力所能及地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西晋短暂统一，内部王位之争不息，外部各族反晋斗争不止，西晋政府仍是一方面集中前朝遗书，一方面又令各地献书，使“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整理著录国家藏书达29945卷。到东晋，历经“惠、怀之乱”，经籍图书散失惨重，政府藏书寥寥无几，而东晋王朝仍不放弃努力，以李充为著作郎，整理著录出仅有图书3014卷，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并且继续不断地搜求整理。 

    南北朝时期，相对稳定的南朝，书目编制更为频繁。刘宋王朝，先有殷淳的《四部书目》，整理著录图书14000余卷。 稍后又有阮孝绪的《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4580卷。 随着图书数量的不断增长，又令秘书郎王俭编制《元徽元年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5074 卷。享国仅23年的南齐政府，也令王亮、谢胐编制出《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著录图书18010卷。萧梁时期，是南朝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的顶峰时期。“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在此基础上，编制出《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数术书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发展到梁元帝，萧梁藏书多达十几万卷。然而江陵失陷，元帝将所藏图书全部付之一炬。陈朝虽也屡编书目，可考者有四部，但终因国力日衰，在藏书规模上再也没有赶上前朝。 

    令人瞩目的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部地区，“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战乱更甚于南方，然而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短暂登基，其上层人物都纷纷仿效南朝秘书监制度，置官定员对经籍图书进行搜求整理。如后赵首领羯人石虎，派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注：《晋书·石季龙载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前秦首领氐族人苻坚不仅在宫中置博士传授儒家经典，还派人编抄书籍，以充书库。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更是积极推行汉化，先后三次进行图书搜集，并编制出《魏阙书目录》，以此为依据到南朝借书，卢昶的《甲乙新簿》就是当时图书整理的成果。北魏分裂以后，后齐统治者“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后周时期，其初仅有图书八千余卷，后不断搜寻，最终达到一万五千余卷。 

    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编目之频繁，仅见于记载的官修书目就有17种。其数量之多，不亚于任何一个太平盛世。从这些书目所著录的图书数量来看，  可说是参差起伏。  西晋的《晋中经簿》著录图书29945卷，是这一时期官府藏书的最高峰， 比班固所记的西汉藏书之盛的《汉志》多出一倍多。但这一高峰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猛然跌落到3014卷，十不存一。又历经一百多年的聚散辗转，到梁代《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中，  藏书数量又迅速回升到23106卷，接近于《晋中经簿》高峰时的藏书水平，在《晋元帝四部书目》的3014卷基础上增长了七倍多。如此猛跌猛增，其速度之快，在我国书目史上实属罕见。这些书目，不仅在著录图书数量上起伏较大，在编目质量上也差参不一。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区，他们对汉文化典籍的整理毫无根基，因而编目工作远逊于南方各朝，今可考见的书目仅两部：一部是为搜寻图书而编制的《魏阙书目录》，另一部是类目不全的《甲乙新簿》。南方各朝则以西晋及梁朝成绩最为显著，他们分别编纂的《晋中经簿》及《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是这一时期书目编纂水平与特色的代表，前者开书目四分法之先，又首附佛经于四部之后。后者将数术书单独立类，创书目五部分类法。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中图书数量与编目质量的起落悬殊，不仅体现出这一战乱时期图书整理的艰难与执著，更体现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