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修史制度的不健全和史官职能的废失 

　　我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历史编纂，自北齐时设立史馆，国家修史机构已具雏形。北 周、隋朝因之，到唐代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监修国史，别调他官为修撰、直馆，兼任 史职，遂形成了完备健全的史馆修史制度。五代、宋、金亦相沿袭。
　　与唐宋不同的是，明代没有专门的史馆。明初修《元史》，曾设史局于天宁寺，但史 成即罢，后来又“制并史馆于翰林院”[17](P3291)。没有专掌修史的机构，是明代修史制度的一大缺陷。而史官职能的废失也是明代修史制度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官无专职。明代史官无专职，陆容《椒园杂记》对其间的源流变化，记述尤为 分明：
　　国初，循元之旧，翰林有国史院，院有编修官。……若翰林学士待制等官兼修史事，则带兼修国史衔。其后更定官制，罢国史院，不复设兼修官，而以修撰、编修、检讨专 为史官，隶翰林院。翰林自侍读、侍讲以下为属官。官名虽异，然皆不分职。史官皆领讲读，讲读官亦领史事[18](卷14)。
　　更加之，永乐以来，特简编、简、讲、读之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他们的主要精力 转向政务方面，京府乡试充考试官，礼部会试充考试同考官，所以郑晓有言：“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19](P56)
　　其二，起居注设罢不常。据《汉书·艺文志》，西周时就有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的记载，可见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君举必书和专官负责记注的传统。起居注的设置可能始于汉代，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就是帝王言行的记录，隋代设起居舍人负责 记注，唐代记注则以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分掌，宋代设有起居院掌记起居，元代以给事中 兼起居注。明代初期也很重视起居注的设置，明太祖朱元璋早在其即位前四年，即1364 年就设立了起居注这一职务，建国前一年(1367年)，还予之以正五品的高位，建国初期 更“爰重史事，设起居注”[20](P290)，但起居住的设置并未能延续多久，洪武九年(1 375)即遭罢去。洪武十四年(1381)，又定起居注为正七品，不久却又予撤销。后来各朝 ，一些有责任心的官员也曾为设置起居注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均不见什么效果。这种 罢设不常的情况，反映出皇帝的一种犹豫心态。职务的旋置旋罢，使起居注官无法很好 地行使自己的职能。取消起居注也使史官无法得到有关皇帝言行的充实可靠资料来编纂实录。
　　最后，修史制度的不健全和史官职能废失还直接表现为：一是《日历》的废止，一是国史的失修。
　　日历的编纂始于宋代，“自建隆后，编年之书谓之《日历》，即所称采百司奏对事实 为时政记，取柱下见闻为起居类，次而润色之为《日历》，修而成之为实录”[21](P46 56)。明洪武六年(1372)也编纂过一次《日历》，是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等言：“自上起兵渡江以来，征讨评定之迹、礼乐治道之祥，虽有记载而未成书， 乞编日历藏之金匮，传之后世。”[3](卷85，六年九月壬寅)明太祖从其所请，命詹同 与侍讲学士宋濂为总裁官，侍讲学士乐韶凤为催纂官，另设同纂修、誊写等职负责编纂 。洪武七年(1373)五月，《大明日历》修成，从朱元璋起兵濠泗至其即位六年十二月，分为四十类，“凡征伐次第、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之类莫不具载 ”[22](P993)，共计100卷，载述非常繁复。日历亦是修实录的主要依据，洪武朝日历的修撰，为《太祖实录》的编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日历》的编修仅见于洪武一朝 ，永乐以后遂废。《太祖实录》虽经永乐皇帝两次改修，史事失实受到批评，但其记载的全面、完整却又不容否认。黄省曾指出，修太祖实录时“列传有洪武之记注，有金匮之勋券，以是一时鹰扬之佐，制作之臣，咸得以轩轩磊磊，与神功俊德并耀而无缺没。至于修文庙时，列传不知当柄之臣何故抹杀其事，每载一人，不过述其姓名科甲，转历 归老，如由状然，中间略见其为人若何而已”[23](卷34，《史说下》)。
　　《明史·职官志》称：“史官掌修国史”。这里所说的“国史”除指《实录》外，还指王朝官修的纪传体本朝史。中国自东汉时期由朝廷遴选史才，以纪传体的形式撰修当 代史《东观汉记》后，历朝大都仿照此法修撰国史。自魏晋以来，统治者都很注意国史 的编修，“这一制度经北周、隋到唐而成为定制”[24](P111)，宋代根据日历和实录编 修纪传体本朝国史，有《两朝国史》、《三朝国史》、《四朝国史》等史书。国史的编修对史料的整理与保存都有重要的作用，亦为后朝编修前朝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明 代前期既无任何一朝国史修成，又无修国史的举措。故王世贞有言：“国史之失职，未 有甚于我朝者。”[25](卷20，《时乘考误一》)
　　史官制度的不健全不仅是明代前期存在的问题，也是整个明代史学上的一大问题。究其原因，当与极端专制统治有关，因为史官所承担的“直书实录”职责难免会触及最高 统治者的利益，给他们的集权统治带来诸多不便。明初起居注、国史院之废的根源大概 亦在于此。
 

五、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 

　　通过科举考试和控制学校，明初统治者实现了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同时，明代洪武 、永乐两朝是“文字狱”频发的时期，学士文人动辄因文字取祸，使广大知识分子丧失 了创作的自由环境。
　　明初的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洪武十七年又规定以八股取士，八股 文从《四书》、《五经》中摘句命题，行文必须以程朱学派注疏为依据，代圣立言，不 许自由发挥，这对知识分子，特对是文艺是一场浩劫，带有时代的悲剧性。明代国子监 和府、州、县学学习的内容是《四书》、《五经》，皇帝发布的诏令和法律，并且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建言。明永乐年间，颁行《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 并指定为生员必读之书，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与科举制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 得程朱理学与功名利禄相连，学者文士们只知皓首穷经，奢谈性理，导致了他们对民族 、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和忧患意识的失落。
　　在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僵化的文化思想笼罩下，宣德间形成了“词气安闲，首尾停稳 ，不尚藻辞，不矜丽句”、所谓有“太平宰相风度”[26](乙集)、专一歌功颂德的台阁 体诗文。这种热衷于追求功名富贵的儒生意识，以及雍容冗沓、四平八稳的审美心理扼杀了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导致了文艺创作的贫乏不振[27]。同时，这也不能不影响到史 学的发展。白寿彝先生认为，当时流行的学风反映出一种虚伪和萎靡不振的积习，“明 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都跟这种学风有关”[28](P76)。
　　明代洪武、永乐两朝的“文字狱”使学士文人动辄以文字取祸，严重限制了史学家的创作自由。高启、戴良、张孟坚、林元亮、徐一夔、吕睿、徐元等学者相继惨遭杀害， 更使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不敢轻易动笔发表自己的见解。宣德以后，文字之狱虽然有 所缓和，但是明初的文化摧残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难以在短期内弥合消解。洪熙、宣德以 后，经过明初的控制与文人士大夫官僚化的过程，明代文化进入了一个寂寞萧条的时期 ，私家撰著非常少见。故商传先生有言：“明初文禁甚严，诸臣只言片纸即可获杀身之 罪，所谓文字之祸，避之不及，私家著述，寥然可寻。”[29](P86)
　　明开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在王朝更替之际开创意识的鼓舞之下，受到元末学风的影 响，私家史学曾出现过短暂的兴盛，涌现出刘基《皇明翌运录》、宋濂《洪武圣政记》、王祎的《大事记续编》、权衡《庚申外史》、刘辰《国初事迹》等史籍，但经过了昙花一现的兴盛后，私家史籍的撰著就陷入了低潮，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我们看明代永乐至天顺前期的一些私家著述，像永乐年间金幼孜的前、后《北征录》，杨荣的《北征记》，是以扈从大臣的身份，载录跟随永乐皇帝北征蒙古的事迹；宣德 年间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为参与奉使西洋的官员叙述沿途所见；天顺间，张萱著《南征录》，则为逐日记载其监军征剿广西少数民族变乱始末；杨铭的《正统临戎录》、 《北狩事迹》，还有袁彬的《北征事迹》、杨善《奉使录》，也都是当事者记述明英宗 “土木之战”被俘获前后的经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很大一部分都是记事性笔记，很难称为有编著意识的史学著作，这些作品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自发状态，而不是自觉 状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代前期，无论是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表现出了 一种衰落的状态。这种衰落除却制度本身的原因，更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极端专制时期的 必然表现。顾炎武论及明代前期的史学时，曾将明代前期史学的“废失”归因为国初明 人的“朴厚”，他说：“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 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30](卷5，《书潘吴二子事》)。实际上，这种“废失”远不 是“国人朴厚”这个理由所能解释的。明代自永乐、洪熙、宣德以来，“民气渐舒，蒸 然有治平之象”[12](P125—126)，正是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时期，史学的衰落与国家 经济的繁荣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状态。从根本上讲，一个时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影响多半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厘新创造出任何东西……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因此“(对学术文化)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 和道德的反映”[31](P112)。明代前期史学的衰落也正是因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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