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王朝之中，统治者上层之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其腥风血雨也波及到社 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系列政治上的斗争反映在明代史学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明实录》编撰的失实。
　　明立国以来，太祖朱元璋即着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极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 王权，但他虽然编辑了种类齐备，针对各个阶层的鉴戒性史书，萧墙之祸却仍然不能避 免。由于太子朱标早丧，朱元璋为了维护统系，立朱标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即位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伊始，就接受朝臣削藩的建议，削夺诸王权力，导致了皇室的帝位之争。建文四年(1402)，朱元璋第四子朱棣麾兵南下，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江山，大肆杀戮建文朝臣，建元永乐。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太监王振挟英宗亲征瓦刺蒙古，在土木堡遭到军事惨败，英宗被俘，以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拥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君，改元景泰，这就是 明代历史上的“土木之变”。后来明廷通过议和迎回了英宗，却以太上皇的名号禁锢于 南宫大内，使他备受冷落。不久，景帝又废英宗太子为沂王。谁料七年之后，景帝病重不起，英宗在徐珵、曹吉祥的拥护下发动“夺门之变”，再次得以君临天下，废景帝仍为郕王，以谋立外藩的罪名诛杀于谦。世人对于谦之遭遇皆“行路嗟叹”、“天下 冤之”。
　　朱棣即位后，为了掩盖自己篡位的事实，刚逾四月，便着手改修《太祖实录》。他明谕建文朝所修的《太祖实录》：“遗逸甚多，兼有失实”[3](卷13，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又说方孝孺等纂《实录》“任其私见，或乖详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甚美弗彰 ，神人共愤，蹈于显戮，咸厥自贻。”但这次改修依然未令朱棣满意，永乐九年(1411) ，他又以李景隆等“心术不正”，“又(实录)成于急促，未及精详”[8](卷120，九年 十月乙巳)为由，花了五年时间再行改修。将不利于自己的史实一并删除，“有碍于燕 者，悉裁革”[9](P11)。对建文一朝，则索性削除建文年号，以洪武三十二至洪武三十五年记年，肆意歪曲史实。明宪宗即位后，也在实录上大作文章，不为其叔父代宗景皇 帝立实录，而以《废帝郕戾王附录》之名附在《英宗实录》之间，史官在实录中也不敢表彰于谦安定社稷的功绩。明人沈德符因此认为实录难据，他写道：“乃太祖实录凡 经三修，当时开国功臣壮猷伟略，稍不为靖难归伏诸公所喜者，俱被划削；建文一朝四 年，荡然无遗，……景帝事虽附英宗实录中，其政令尚可考见，但曲笔为多。”[10](P 61)明代前期因政治事件造成的两朝实录严重失实问题成了明代后期不可了结的一大公 案，也成了明代史家心中的郁结，自此以后纠正失实的实录也成了明代史家的责任。

三、理学浸入史学 

　　中国古代的理学体系在两宋和元代得以建立和发展，并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向史学渗透，并直接导致了明代前期史学的僵化与衰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术史得到发 展，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李心传《道命录》的撰写，宣传理学观点，以适应道统建立的需要；二是纲目体史书的出现，极端重视史例和书法；三是正统论风行，史家写 史书注重严统闰、别夷夏，元代宋、辽、金三史编纂中的正统之争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明太祖即位之初，首立太学，“一宗朱子之学，今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11](卷2，《高攀龙传》)。在官修《元史》中也强调“修身 治国，儒道为切”，认为“儒道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儒之为学一也”， “文不本六艺，又乌足为文哉”[2](P4313)。在严密的思想统治之下，“明初诸儒，皆 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12](P7221)。永乐十二年(1414) ，明成祖朱棣诏修三部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他在上 谕中说：“《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 ，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命胡广等人类聚“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 ”以垂后世[8](卷158，十二年十一月甲寅)。十三年(1415)书成，永乐皇帝“览而嘉之 ”，赐名《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御撰序言，缮写成帙，共229卷，命礼部刊赐 天下。朱学统治地位在明代最终确立。
　　由于朱学的独尊，朱熹的《通鉴纲目》受到了官方无可争议的高度尊重。成化九年(14 73)二月，明宪宗命儒臣考订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尽去后儒所著考异、考证诸书， 而以《览尹起莘发明》附于后，八月校勘完毕，翰林院编修谢铎言：“是书法春秋，实 际为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4](卷119，九年八月壬戌)。十一月，宪宗谕大学 士彭时：“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顾宋元二代至今未备，卿等宜尊朱子凡 例编宋、元二史，上接《通鉴》，共为一书。”[4](卷122，九年十一月戊申)十二年(1 476)，《续资治通鉴纲目》成书，宪宗亲制序文。弘治十六年(1503)，明孝宗以《通鉴 纲目》和续编深切治道，命撮取节要，撰次一本，分次进呈。战国以前的事据《通鉴节 要》、《通鉴前编》，战国以后据《通鉴纲目》、宋元之事据《纲目前编》贯穿成编，编辑《通鉴纂要》。于是，纲目学在明代成为显学。
　　正统观念仍是史学上极为关注的论题。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后附录了历代有代表性的正统论文章，涉及明代前期者，就有王祎的《正统论》、 《改元论》，胡瀚《正纪》、方孝孺《释统》、《后正统论》，徐一夔《正统问》、朱 权《天运绍统序》等数篇(注：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之附录《资料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86年版。)。其中，方孝孺的见解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他认为三代为正统，汉、唐、宋可附之正统。变统者则是取之不正者及 夷狄而僭中国者，女后而据天位者。并严格规定了史书对正统、变统的具体书法，对正统王朝“大书其国号、谥号、纪年之号。凡其所为必书，所言必书，祀典必书”，对变统王朝“书甲子而分注其下，曰是为某帝某元年，书国号而不书大，书帝而不书皇，书 名而不书谥。其所为非大故不书，常祀不书，或书以志失礼，或志礼之所从”[13](P5 —6)。
　　正统论的风行，也影响到史书的编纂。洪武十二年(1379)六月，东宫文学傅藻等编成 的《春秋本末》记：“首周王以尊正统，次鲁公之年以仍旧文，列国则先晋齐而后楚吴，所以内中国而外夷狄也。”[3](卷97，八年二月丙午)永乐年间，宁王朱权撰《天运绍统》，校正历代帝王世系“其未有谱者，编其统系，列其次序，纪其甲子，以续绍统 而继之运”(注：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第59页。)。宣德年间，张光启 、刘剡合编《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以宋为正统，附辽、金于宋首。正统十二年(1447) ，南京翰林学士周叙上书，请用纪传体重编《宋史》，他说：“孔子《春秋》特书王正 于元年之首，朱子《纲目》分纪僭窃于甲子之下……不以势之强弱而殊分，不以地之偏 全而异称……何也?史之所载，实天命、人心所在”[5](卷165，十三年四月己巳)。请 求以宋为正史，附辽、金于其后。丘濬本方孝孺“释统”之意，作《世史正纲》，“ 以著事变之升降，明正统之偏全，有裨世教”[14](P466)，并一改明开国后对元朝统系 的认同，认为：“后人议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国，而进之汉唐之间，何所见耶?…… 徒以其得地广狭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论事也，岂《春秋》意哉?”[15](P488)自此不再 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
　　理学对史学的侵入，还导致了史论的没落与僵化。胡粹中《元史续编》的议论“尺尺 寸寸，学步宋儒”[16](P429)，晏璧的《史越》刊行于景泰七年(1456)，分君道四篇、 臣道三十篇、子道一篇、弟道一篇、友道一篇，体现了正人心、正世道的宗旨和强烈的纲常名教观念。
　　当然，理学与史学紧密联系也促进了学术史的发展，使明代前期出现了戴铣《朱子实 记》、谢铎《伊洛渊源续录》、金贲亨《台学源流》、宋端仪《考亭渊源录》等朱学色 彩浓厚的史籍。但总的来讲，理学对史学的渗透使明代前期的史学思想失去了新鲜的血液，史学著作也停留在争正统、论史例的窠臼中，从而使明前期的传统史学走向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