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史学有着不同的表现和特点。以明代发展百余年为界，分前(洪武 至正德朝)、后(嘉靖以后)两个时期来描述明代的史学状况是比较可行的，这种说法已 为史学界所公认。正如德国学者傅吾康先生在其《明代的历史著述》一书中所指出的， “明代统治近300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其间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历史编纂学” ，“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说，明朝最后100年的历史著述 与最初100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质量和数量上”[1](P777)。而目前史学 界对明代前期史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注：如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述论》 (《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向燕南《史学与明初政治》(《浙江学刊》2002年第2 期)等。)，整体性的论述并不多见(注：综合性的研究文章主要为钱茂伟《明代前期史学特点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该文从“理学笼罩史坛”、 “当代史编撰衰弱不振”、“西洋史地学异军突起”、“反理学史学初露端倪”四个方 面探讨了明代前期史学的特点。)，本文意在从政治影响、思想因素、修史制度等方面 探讨明代前期史学衰落的原因及表现。
　　明代前期即洪武至正德年间，史学仍很活跃，仍可看到一系列大规模的修史活动。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太祖朱元璋的大军攻陷元大都，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 驱进漠北，统治秩序刚刚确立，官方就立刻本着“国亡史存”的修史原则着手编修前朝 正史——《元史》。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两开史局，神速地将210卷《元史》纂辑完毕 ，成书之速，居历代正史之首。永乐元年(1403)至五年，明廷动用了二千余人的力量， 经过两次修订，完成了22937卷的《永乐大典》，为中国古代类书之最；永乐十四年(14 16)，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成《历代名臣奏议》350卷，自商周迄宋元，分 类有64门之多；弘治十年(1495)，明孝宗宸衷独断，命令设馆修纂《大明会典》，记述 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经过正德年间的增修续订，这部会典已经有了180卷的规模。这一时期，实录、方志的编修也贯穿不断(注：关于明代前期纂修的方志，有洪武时期的 《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永乐年间的《天下郡县志书》，景泰年间的《寰宇通志》和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等。)。因而，言明代前 期的史学走向衰落，并不意味着指此时期的史学活动停滞不前，而是从史学发展的整体 意义上来讲，在这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已经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息。 

 

一、 对史学功能的强制与利用 

　　中国古代的史学和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书可以彰善瘅恶，可以考论得失，可 以遗鉴将来，由于它对政治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对史学都非常重视。这种重视一方面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与兴盛，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统治者对史学的干 涉。
　　从明初官修的《元史》中可看到一个迥异于其他各部正史的现象，那就是《元史》纪 传均不作论赞，其纂修凡例云：“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俱见，准《春秋》及 钦奉圣旨事意。”[2](P4676)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元史》不作论赞的因由很大程度上 是出于明太祖的“御断”，这亦是政权干涉史学的一个例子。反映在明初史学上，对史 学强制利用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大规模“史鉴”类书籍的编纂。从吴元年(1364)十一月，一部“集古之奸恶事实，以恒词直解之”[3](卷21，丙午十一月丙辰)，劝戒公卿子弟的《公子书》编成，这类书籍的编写可谓绵延不断。吴振清先生曾罗列出洪武年间“以 古今史事教诲和儆戒世人”的书籍，共计有二十余部(注：参见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 鉴书论述》，(《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其中所列从龙凤十一年至洪武二十八年 ，间有简要解题。)，这种潮流直至宣德朝而不衰(注：如永乐二年的《文化宝鉴》、永 乐五年的《内训》、永乐十七年的《为善阴骘》；宣德年间的《外戚事鉴》、《历代臣 鉴》等。)。分析这些“史鉴”类书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中的三大特点：
　　其一，训诫对象广泛。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要为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树立应当遵循的规 范和准则，于是有了“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劝戒者为书”[3](卷80，六年三月癸卯) ，训诫藩王的《昭鉴录》，就有“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者百有余事，赐群臣及都官诸生 讲授，使知所鉴戒”[3](卷179，十九年十月辛亥)，这类训诫大臣的《志戒录》；有了 “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名号虚实为书”[3](卷226，二十六年三月甲戌)，颁示 功臣，以遏其奢侈的《稽制录》，就有警告外戚的《外戚事鉴》；有了灾异应于帝王的 《存心录》，就有“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3](卷177，十九年三月壬午)的《省 躬录》。针对丞相的有《相鉴》，针对武臣的有《武士训戒录》，针对后宫的有《女戒 》、《内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自君主、皇后，下至功臣、文官、武将，亲如太子、诸王、外戚，疏如庶民、工商，无不陷入这些书籍布置的训诫网罗。这些书籍或 者通过历史人物的实际例子，或者通过因果报应史料的汇集(如《存心录》、《省躬录 》、《为善阴骘》)来达到正人心、励风俗的教化目的。明太祖在接受《精诚录》的进书时说：“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 ，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3](卷15，十六年二月乙丑)，考察这些史鉴书籍，它们的修撰宗旨皆不能脱出这三个方面。
　　其二，与当代政治密切相连。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史鉴书完全是应时而生的，洪武十 二年《臣戒录》、洪武十三年《相鉴》的成书是因为宰相胡惟庸谋反事败而起，洪武二十二年的《昭示奸党录》与李善长获罪赐死有关，洪武二十六年的《逆臣录》与蓝玉谋 反相连，这说明史学的鉴戒功能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强化利用。
　　其三，这类史鉴书大部分都属史抄性质，根据需要，选取切合政治口味的资料汇编成书，或者“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或者“纂录历代诸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 很难说有什么史学价值，难怪李晋华先生于《明代敕撰书考》自序中将这些劝惩之作斥为“皆甚无聊”。
　　宣德以后，这类史鉴书的编纂有削弱的趋势，但仍有陆续的编辑。景泰四年(1453)， 景帝饬令大臣修成《历代君鉴》。成化十八年(1482)，明宪宗又编辑成《文华大训》一书，并于上谕中说：“朕惟古昔帝王之有天下，必立言垂训以贻子孙，……肆我高皇帝《储君昭鉴录》、太宗文皇帝《文华宝鉴》及《圣学心法》，宣宗章皇帝《帝训》四书垂示炳若日星，……乃与万机之暇，博阅载籍，自孔、孟、濂、洛诸儒之论述，伏羲、 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及汉、唐、宋诸贤君之蹈覆与我祖宗之谟烈， 皇考之戒饬，凡有切于储副今日之所学，与夫异日之所行，采汇为编，名曰《文华大训 》以授太子。”[4](卷235，十八年十二月庚午)依然可见洪武、宣德时期纂辑史鉴书的影响与遗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