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记载，我们能够知道的古代历法的产生时间一般不会太早，在中国这个年代是在夏、商、周时期，如商代甲骨文反映出商代历法，《夏小正》被认为保存了夏代历法的信息。根据一些传说资料，我们可以将古代天文观测或最初的历法的产生时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2000—4000年间），如传说中的帝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晨辰，敬授民时”（《尚书•尧典》）、颛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楚语》），炎帝、黄帝乃至伏羲均创制有历法。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将古代天文观测及早期历法的创制时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如河姆渡文化中发现有距今7000年前的大量的稻谷遗存，河北磁山遗址发现距今7000多年的大量的腐朽粮食粟的遗存，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发现系列距今8000多年的人工栽种稻谷的遗存信息，河南贾湖遗址也发现距今约9000年前栽种稻谷的遗存信息，还有河北南庄头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江西万年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等，都发现有种植农业起源的信息，其年代都在距今约一万年前。这些考古发现或可说明，传说中的伏羲时代已开始进行天文观测甚至创制有最初的历法，基本上得到证实，因为种植农业的起源和出现必然伴随着原始人对年周期和季节的认识以及早期天文观测活动的存在。在旧石器时代，由于种植农业尚未开始，原始人主要靠狩猎和从事采集活动维持生存、生命，那么他们是否需要知道季节、时令的变化以及进行最初级的比较简略的天文观测活动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采集和狩猎（攫取性经济或称掠夺性经济）要受天然资源的限制，人类要获得食物就必须经常迁徙。这种迁徙有两种类型：季节性迁徙、区域性迁徙。前者是指因季节不同，人们需要改变生活区域；后者是指人们为了获得食物而要变更采集和狩猎区域”（张之恒、黄建秋、吴建民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3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第2次印刷）。季节性迁徙与季节认识有关，区域性迁徙与方向认识有关，二者都离不开对天象的认识以及粗略的天文观测活动。不仅旧石器中期的原始人需要知道季节、物候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就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人也当如此，即在新石器时代前的两、三百万年漫长的时期内，原始人都需要季节、物候、方向等方面的比较简陋（在今人看来是这样）的知识而且会逐渐习得，只是由于进化程度不同会有一些差异。可以认为，天文观测以及对天象的认识自有人类以来，它们就已产生和存在而且与人类相伴始终。在没有人工照明、对大自然也没有理性认识的原始社会，在无数个漫漫长夜以及随之而来的光明的白天，原始人无论因为恐惧、好奇或者生存的需要、心理的需要，他们都会被那漫天星空、日月流转所吸引，尤其是那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与季节、方向有密切关系的日月星辰更会在原始人心中刻下不灭的印痕。所以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对晨、昏时通红、明亮且与季节密切相关的大火（心宿三星）的认识是不奇怪的，可以认为他们那时对大火星的认识已有上百万年的文化积累、积淀。
　　以往，由于史前研究、史前考古存在着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缺失，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未能得到科学的释读和对待，我们对原始人类的精神文化、科学文化及相关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所知甚少，主要是凭考古发掘出的物质文化结合古代文献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作一些猜测、推测、比对，实际上“隔着一堵墙”（参见拙稿《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考古学中器物纹饰研究存在的问题》）。据笔者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的研究，可以判断古人对年周期的认识、十进制的运用、初步的加、减、乘、除知识以及历法的制订至少可以上溯至距今约一万年前，即中国古代文献所说的伏羲时期、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初。由于旧石器时代尚无陶器，那时的原始人主要而且只能使用木器、石器、骨器，木器无法保存下来，石器上刻划纹饰、图案又极其困难，所以迄今所见旧石器时代刻划很少，只有欧洲发现有较多的旧石器晚期刻纹骨片及洞穴壁画，其他地区罕见。至于旧石器中期的刻划，尤其不容易发现。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在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就是一片空白，不能象一些学者根据文化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材料得来的认识那样，笼统地认为原始人完全没有数学知识、没有观察和认识事物的能力，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新石器文明、青铜文明会是突然出现的。前述南西伯利亚出土3•5万年前石刻星图以及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尤其是奥瑞纳期（距今32000—26000年前）克罗马侬人的骨刻月历（尤玉柱《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文物天地》1989年第5期）均能说明这一问题，而欧洲旧石器晚期洞穴壁画的艺术价值，其对动物形态观察、描绘之准确为世所公认，仅拉斯高洞穴就有600多幅壁画和大约1500件雕刻作品，学者认为“它们在艺术技艺上完全可以和任何当代美术馆的作品相媲美”（曹兵武《二十世纪的世界考古》，《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31日）。华蓥山出土10万年前鸟形骨器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原始人已经认识了数量关系中的“三”或者10以内的数呢？笔者认为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旧石器早期文化中普遍发现一种三棱大尖状器，其“器身具有三面和三缘，横断面呈不等边三角形；三个边棱上有交互打击的痕迹”。这种三棱大（小）尖状器在陕西蓝田、大荔，山西共事共事匼河、丁村、西侯度，河南三门峡市等都有发现，尤其西侯度文化遗存的年代达到180万年前（张之恒、黄建秋、吴建民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132页、174页、179页、188页）。笔者认为，原始人打制三棱器的历史长达100多万年，这种文化传统必会导致他们对“三”数的认识。当然我们还有更明确的证据：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泰希克•塔希以及格鲁吉亚都曾发现尼安德特人的颅骨，它们的形态特征与里斯——玉木间冰期（从12万年前到8万年前）的欧洲尼人相似。人类学家在泰希克•塔希发现一个尼人儿童的头颅，它“搁置在铺设着山羊骨的地面上，周围是5对原山羊角，垂直排列，尖角朝下，围成冠冕形”（让•沙林著《从猿到人》65页、98页，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第1版）。日本琦玉县秩父市小鹿坂遗址曾发现距今约50万年的旧石器人类建筑遗址，同时伴有打制石器出土。该建筑遗址发现的柱穴共10个，深5—10米，分两组，每组5个，大体围成两个圆圈，其直径分别为1.7米和1.3米。此10个柱穴除了南侧柱穴间隔较宽外，其他的间隔基本等距（《世界旧石器考古的奇迹——日本小鹿坂遗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19日）。中亚和日本的考古发现证明，原始人对“十”以内自然数的认识可以上溯至旧石器中期，而且二者均为10数五、五相分，正与人的手指、脚趾分配相合，或可认为，人类最早对数的认识以及十进制的起源都应该与人的手指、脚趾相关。
　　综上所述，处于旧石器中期的原始人制作华蓥山出土这种鸟形骨器借以表达他们对心宿三星作为季节指示星象的崇拜感情（是否存在巫术行为以祈求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丰收，尚难以断定），既与生存、生活需要相联系，也不存在认识和表达能力方面的障碍（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三个钻孔与对“三”数的认识无关，但原始人完全可以把心宿三星及其相对位置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图像来摹写、表现）。
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体形小巧，双翼尖长，尾呈叉状，喙扁而短，正是燕子的形象。为什么将燕子与心宿三星结合在一起表现呢？因为二者都是授时的标杆，尤其是春、秋分到来的“指示仪”。竺可桢曾经描述在长江下游、上海以及山东地区家燕到来时与春分之间的对应关系（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它们对说明和理解鸟形骨器化石及前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鸟纹及其变形图式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和佐证。简言之，因为燕子和心宿三星几乎是同时在春分时节到来和出现（前者冬迁南方、春天北返，后者在春分到来时，黄昏时升起在东方地平线上），所以燕子成为心宿三星的物象（物候）。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史前时代鸟纹演化为火纹、三足乌、弧边三角纹或再加一个、三个圆点这种现象便会感到迎刃而解、恍然大悟，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心宿三星的象征或表达，是春分到来的标志物。用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规律“互渗律”也能解释这一问题。按原始人的认识水平和心理，他们可能认为燕子（鸟）和心宿三星本身就存在着神秘的联系，所以二者的关联性表现、表达常常出现于原始人手中。
　　先秦文献常常说到有巢氏（《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周书•史记篇》）、燧人氏（《尸子》、《韩非子•五蠹》）。有巢氏是构木为巢的时代，燧人氏是钻木取火的时代，正式的史书常常不写它们，但一般认为它们是用来指伏羲、神农之前的两个时代，有巢氏当对应于旧石器初期，燧人氏约当旧石器中期（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简表》附《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简表》，辽宁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第1版；张传玺主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手册》•中国原始社会分期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以现今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发现而言，这种安排和认识笔者认为大体上是合理的。关于燧人氏，有一个著名的神话：说是有一个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但有一棵大树名燧，曾有一个圣人从太空中游来树下休息，看到一只鸟用嘴啄树发出灿然火光，于是圣人用树枝钻火，人类从此开始了熟食（《太平御览》引《王子年拾遗记》）。《尸子》更说：“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上释旧石器时代中期鸟形骨器与燧人氏神话颇为契合：燧人氏时代已开始星象观测，由此古人认识了“四时昼夜”；燧人氏因“鸟”发明火，因观测“辰星”而发明火，则“鸟”与“辰星”有同样功用，岂不是说“鸟”就是星即星鸟、火鸟？现在看来，燧人氏神话极可能有很深的文化渊源，而非春秋战国时人随意编造、猜想，如果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的年代在新石器中期没有问题的话。
　　总之，华蓥山出土10万年前鸟形骨器化石，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去看是处处不通，而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去看是处处通顺。如果它的年代和人工性质都是确定的，其意义不仅是极其重大的，而且显然是革命性的、转折性的。笔者还想说：只要这件鸟形骨器的人工性质是确定的，笔者对其含义的认识和理解也是确定的，而无论年代早晚。期望有关部门和专家在华蓥山地区能够尽快找到更多的人类活动遗迹、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