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时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普遍见有鸟形刻画、鸟形图像或鸟形器，其中尤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鸟形图像或鸟形器与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有可比性：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鸟纹最初为写实的鸟形象，其后逐渐发展为形似火纹   的三足乌图像，再后来又变为火纹或弧边三角纹外加三个圆点纹图形或弧边三角纹一边加一个圆点的图形（王仁湘《甘青地区新时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图A、B ，《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这种演化形式说明，当时鸟纹的象征意义与三足乌图象、火纹、弧边三角纹（或加三个圆点，或加一个圆点）的含义应该相同、相近、相似或有紧密联系。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趋势是：早期是带有写意性质的鸟形象但又接近于火纹或弧边三角纹，其后发展为弧边三角纹或镶边的三角纹，再到空心的三角纹（或在空心中央加一个圆点），最后是弧边空心圆点三角纹的三角上再加三个圆点（王仁湘《甘青地区新时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图三）。马家窑文化中这些鸟纹及其变形图案的含义也应该相同、相近、相似或有紧密联系，而且与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及其各种变形的含义也应该一致。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多见弧边三角纹（或近于火纹）或上加三个圆点或作镶边再在三角上加三个圆点的图形，它们与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彩陶中的类似图形的含义也应该一致，而且都是源于庙底沟类型彩陶图形。良渚文化中常见正面展翅向上飞翔的鸟纹或鸟形器，尤其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藏玉壁上的鸟纹（江松《良渚文化的冠形器》图四，《考古》1994年第4期；杜金鹏《良渚神祗与祭坛》图一一，《考古》1997年第2期）与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化石形神俱似。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这些鸟形图像及其变形纹饰，实质上都是心宿三星崇拜的产物，是星宿三星的象征物，是其表现和表达方式，是远古人类行用火历、用大火星（心宿二或心宿三星）授时的证据：火纹象征大火星，三足乌、弧边三角纹均是以“三”数指代心宿三星，上加三个圆点也表示心宿三星，加一个圆点表示中间最明亮的星宿二，而鸟纹即表示火鸟（后来的祝融）非指太阳鸟。史前的三足乌图像不是太阳鸟，太阳鸟之说应是汉代人对古代图像的误读所致（参见拙著《伏羲画卦》）。这种表达方式还见于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中间12道弧形齿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其四周四只首尾相接的凤鸟表示一年四季，每只凤鸟都只有一条腿三爪接近火纹形，而双翅奇小作火纹状，它们都表示心宿三星授时和崇拜（而非太阳鸟），合则表示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图见朱章义、张擎、王芳《金沙：闪耀古蜀国珍宝的辉煌》，《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19日头版）。金沙出土金器鸟纹及上述史前文化鸟纹用“太阳鸟”都是讲不通的。
　　根据笔者对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的分析、研究，用象（图像、形象、意象）、数（数量及数量关系）结合的办法来反映和表达当时的科学文化、思想观念、信仰等是一普遍而基本的传承、记载方式，而且在极其广阔的时空内都是如此。如中国境内约自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之初至今都存在和使用这种传承方式：史前时代是原始人最主要和基本的传承方式，夏、商、周逐渐向以文字为主过渡，秦汉以来文字取代了纹饰的地位但仍有典型的器物和图案结构存在如1996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上的设计图案（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至今我们也仍在使用这种传承、表达方式如故宫的形制和其间存在的数量关系（祝勇《宫城：数字里的密码》，《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12日），如中英街警示钟的设计和寓意（段萍《中英街警示钟的保护与修复》，《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日），如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实事求是”宝鼎的设计和寓意（罗安银《“鼎”天立地  匠心独运——世界最大青铜宝鼎诞生纪实》，《广安日报》2004年8月13日），如2004年宝鸡市纪念炎帝典礼，“中华始祖炎帝之位”的牌位高95厘米，象征炎帝“九五之尊”的崇高地位，“牌位宽34厘米，代表着全国34个行政区划单位，覆盖供桌的黄布上印有56颗红星，代表着全国56个民族”（新华社刘鉴、边江《宝鸡 海内外人士祭祀炎帝》，《四川日报》2004年4月5日）等等，其他如“三个代表”、“三山五岳”、“五湖四海”、最近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南京之行是“感念之站”，北京之行是“和解之站”、西安之行是“怀亲之站”、上海之行是“希望之站”等等，都是同一思维和表达方式。当然，“象数”思维和这种传承、记载、表达思想文化的方式并不限于中国，而是遍及全世界、整个人类，尤其是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人类。所以根据古代人类传承文化、文明这种思维和表达方式以及上述中国新石器时代鸟形图像及其变形图案的含义，笔者认为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也是心宿三星崇拜的象征，鸟象造型及三个钻孔所象征和表达的意思相同，即都是心宿三星授时、崇拜的反映和象征物。
　　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与前述新石器时代鸟形图像年代差距在10万年以上，我们以同样的思路和方法去释读和理解它们，一般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巨大的跳跃，甚至也可能有人以为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笔者认为，如以“图腾”之类概念来将二者作联系，用前者为“图腾”推断后者为“图腾”或因后者为“图腾”而推断前者为“图腾”（当然实际二者都不是“图腾”），这样做实在是危险的。但是因为是与天文历法、星象观测有关，巨大的时间差距可能不成其为障碍。心宿三星与季节相应的规律是：大火（心宿三星）昏见于东方地平线为春分，昏见于西方地平线为秋分，昏见于南中天为夏至，晨见于南中天为冬至。虽然因岁差关系要确定大火与季节的这种准确对应关系需要对观测到的天象与实际的季节或分至点作一些人为的调整，但大火出没于天穹这种天象是周而复始地循环的，即数千年前古人观测到的大火出没规律、其与季节的对应关系，数万年前的古人能够观测到同样的情形、得到同样的印象和认识，数十万年前、数百万年前的古人同样如此，只要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和能力。所以数万年前、数十万年前的原始人与数千年前的原始人观测大火星的出没规律，必然会有若干相同的重合点，只要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一致，就会出现相同、相近或类似的图形、图像，而不依赖于代代相传。可以举例证明这种观点和认识：我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的墓葬龟甲，其背甲常钻凿连线呈方形（斗形）的四孔，冯时、陆思贤等学者研究认为，古人以龟背、腹甲象征天地，龟背圆形以象北极天盖，上面钻凿连线呈斗形的四孔象征北斗七星的斗魁四星，同时它们也曾作为极星受到古人的崇拜（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25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46—4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据《光明日报》报道，前苏联的考古学家在东西伯利南部的一个古村落遗址曾发掘出一幅35000年前制作的星图，该星图刻在一个石制龟壳上，而且表现的是当时北半球星座的情况：“一些大的星星在这幅星图上以小而深的圆坑标示。最大的圆坑标示的是北极星，其周围的一些圆坑很象是仙后星座。在星图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大熊星座。但是，这个星座的勺形同现在有明显的不同。组成勺柄的几颗星比现在低垂，航海者熟知的大熊星座内的玉衡星位置同现在也有很大的不同”（《三万五千年前的星图》，《光明日报》1980年8月28日第3版）。南西伯利亚出土的石刻星图距离我国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数千公里，年代差距在三万年以上，但是二者都以龟甲（或龟甲形状）象征北极天盖，在上面钻凿圆孔反映和表现北斗星、北极星的情况，其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也是惊人的相同和一致，二者绝不存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而是由于同在北半球，古人观测到的天象相同相近，其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也趋向一致，所以出现了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惊人的吻合”。因此，对华蓥山出土鸟形骨器而言，需要进一步考察和明确的关键问题是：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是否有观测大火的需要、能力以及相应的表达、表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