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资料可以佐证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并非图腾。
人类学研究表明，历史上曾经至少有12种大象和猛犸象漫游在非洲、美洲和欧亚大陆，但是约在距今1万年前的更新世，大象和猛犸象在地球上许多地区大量消失，象科动物只剩下了现在的亚洲象和非洲象两种。以前科学家认为，在约1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地球气候急剧变化，植被受到影响，栖息地遭到破坏，大部分大象和猛犸象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以致灭绝。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原始人掌握了更精良的武器，拥有更娴熟的捕猎技巧，可以猎杀整群的大象和猛犸象，致使其灭绝。最近美国考古学家苏洛韦尔及其同事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检验。他们认为如果主要原因在于人类，那么特定地区大象和猛犸象的灭绝情况应与人类在该地区的扩张一致；相反，如果是气候原因，则在史前已经有人居住的地区，大象和猛犸象也应同时存在，直至气候变化来临。“他们对五大洲41 处考古地点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途中，身后一路留下大象和猛犸象的遗骸。某一地区一旦有人类居住，这里的大象和猛犸象就开始从化石记录里消失”。因此“应对这些巨大动物从历史上消失负责的并不是剧变的气候，而是饥饿的史前猎人”。苏络韦尔提出，现代大象的祖先可能是因为居住在热带雨林等古人难以到达的地方，才得以幸存（王艳红《是“谁”杀死了猛犸象？》《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20日第2版）。猛犸象生存的年代约距今30—1万年前，从非洲走出的人类祖先“夏娃”的年代距今20—10万前。苏洛韦尔等人的研究证明大象、猛犸象并不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图腾，也是其它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一个佐证。
2005年春季，四川华蓥山地区因为采矿暴露出一个距今70—10万的化石坑，含有犀牛、剑齿象、豹、熊、巨貘、豪猪、野猪、牛、竹鼠等13类动物的化石，其中有一件鸟形骨器化石尤为珍贵：该器为正面展翅上飞的燕子形状，其腹部有一组连线呈三角形的3个大小均匀的圆洞，直径均超过1厘米，深也在1厘米左右。骨器背面及其它地方均有打磨痕迹。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金毅博士鉴定，初步肯定该器为人类早期艺术制品（邱海鹰《华蓥山10万年前有人类生存》，《广安日报•川东周末》2005年2月27日）。笔者认为，这件属旧石器中期（距今约20—5万年）的骨器化石是史前动物及动物图像非图腾的又一力证。
据研究图腾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何星亮《半坡鱼纹是图腾标志，还是女阴象征？》，《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3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此前中国罕有发现旧石器中、晚期可以与图腾相联系或比附的考古资料，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化石其年代正是在旧石器中期，考虑到该器当年制作的艰辛和不易（整器雕刻、三个钻孔及打磨工序）和其与图腾理论的吻合，将该器断为原始人的图腾崇拜物无疑是很合适的。但是这种认识面临着一些障碍：其一，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可能被原始人置于木柱顶端，竖立于门前、屋项或室内外其它合适的地方（旧石器中期罕有房屋建筑，因此可以考虑推断为洞穴居址的内外）。鸟形器是展翅上飞的形象，因此最合理的竖立方式就是头上尾下。这样一来，钻孔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尾端而且也应该只需一个以便插入小木柱即可（且不说1厘米深度是否牢靠），而腹部勿需钻孔。按此思路，鸟形骨器显然不能断为图腾崇拜物。其二，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也可以考虑为以水平方式置于木柱顶端（仍然是展翅飞翔状），这样就需在腹部位置钻孔以便插入木柱顶端。但是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器腹部的三个钻孔均靠近颈部，无论使用一孔、两孔或三孔，鸟形器均不可能平置于木柱顶端。由于钻孔方向垂直于腹颈部平面（据图片观察），所以鸟形器也不是或不会斜置于木柱顶端。故按此思路，鸟形骨器也不能断为图腾崇拜物。其三，作为图腾崇拜物，鸟形骨器也可能被原始人随身携带（具有护身符的意义），即穿挂于身体某个部位。如果是这样，鸟形骨器上的钻孔应该是腹、背对穿，而且只需一个穿孔即可。按此思路，鸟形骨器也不能断为图腾。其四，旧石器中期的原始人只能披兽皮、穿草裙，甚至身上仅有遮着的一点织物，随身携带的图腾崇拜物一般不会有衣兜之类盛装。但即使考虑有这种可能，鸟形骨器仍不能断为图腾，因为其腹、颈部有三个非常费工费时的钻孔。作为装在衣兜里的图腾崇拜物，它不必要有这三个钻孔；我们探讨鸟形骨器的性质、功能和意义，也必须对三个钻孔给出合理的解释。故鸟形骨器非图腾崇拜物。
华蓥山出土这件鸟形骨器及其上面的三个圆孔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