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真成至迟在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到达长安，翌年正月某日死亡，二月四日下葬，朝廷赠官从五品上“尚衣奉御”。[38]对于此赠官，迄今为止，学界讨论集中在为什么玄宗要赠此官给井真成这一点上。研究者倾向认为，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事，有机会接近皇帝；玄宗能把这一官职赠给井真成，说明井真成在世时当与玄宗有某种特殊关系，获得了玄宗的特别赏识；而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形成，必赖井真成长期停留唐朝期间的努力与出色表现。以至给人留下仿佛非如此则赠官一事便解释不通的印象。
从追赠官位的角度来研究、揭示唐朝对于跨越大海冒死而来的日本国使的礼遇，这种努力无疑是很值得肯定的。不过，对于赠官的理由，或许也可换一个角度，多角度观察研究，对于揭开井真成墓志中的多个迷团，更加接近于该墓志的客观状况，无疑也是有益，而且相信也是必要的。
赠官，是朝廷对官员的一种恩典，即授予已故官员或现职官员已故直系亲属的荣誉职衔，始于晋代，历代沿之而制度或有不同。就唐代而论，赠官的授予原则尚不清楚，但受赠者生前的品阶、职务（职事官）可以据以确定或影响赠官的品阶与官名，其附带的特权又以某种形式传之后代子孙，则是可以肯定的。[39]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所载唐朝对客死唐土的外国使人或纳质宿卫等追赠官位的一些记录，[40]获得赠官的外蕃人，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蕃国王，如哥邻国王、突厥可汗，[41]一类是一国之世子或国王之近亲，如渤海大都利行、新罗王从弟金相、奚之质子李如越、南昭王弟凑罗栋等；[42]第三类为身份不明确者，但所得赠官如新罗使为太仆卿、突厥延陁磨览为中郎将。[43]另外，据《故九姓突厥李中郎墓志》，[44]九姓突厥契毖渠帅（部族长）之子“李中郎”（李姓，官中郎将，正四品下）获得唐朝赠官右领军大将军（正三品）。[45]
由上述诸例可知，其一，井真成身后受赠并非特例；其二，唐朝对外蕃使节团官员赠官似乎在制度上有迹可寻，尽管还不很清晰。井真成在日本时的官位品阶不清楚，但如从其它品阶明确的请益生，如838年遣唐使中历请益生刀岐直雄贞从六位下的例子推测，[46]井真成当也不出该品级左右。果如此，则以其从六位获赠尚衣奉御而升至从五品上，[47]也只是符合了赠官规律，并无更特别之处。
据唐史学者黄正建统计，在唐朝任职于“尚衣奉御”的官员约计26人。[48]如果对这26人相关资料作进一步排比分类，又可知“尚衣奉御”大体出自皇帝的外戚、功臣或名臣之子、前朝皇帝之子嗣，以及具有专门技术或技能者，如著名的设计大师阎立德[49]、儒学者白志善[50]等等。井真成显然不属于前三种情况。但是对于“尚衣奉御”这一赠官，许多学者试图强调获得赠官的人生前与玄宗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前文提到，赠官只是一种恩典，并非实职，因此作为赠官的“尚衣奉御”与作为实职的尚衣奉御在与皇帝的关系上不一定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也可能唐朝对于死于唐的各国遣唐使团官员一级或是特殊人才都有赠官，只是由于相关史料的欠缺，人们难以见得其全貌，故而才有如此的联想和猜测也未可知。
立足于这样一个认识，从其它角度与侧面考察这次赠官，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于是我们注意到，第四种情况与“请益生”的身份特征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因为担当请益生的人首先就必须是某一领域或部门的专家。实际上前引“请益”类史料已经有所提示：大和长冈以“刑名之学”著称；春苑玉成是阴阳请益；刀岐直雄贞长于历学（法）；菅原梶成则“业练医术”，以医学专家身份入唐请益。另外，在838年遣唐使成员中，还可见“别请益生”伴须贺雄[51]及“真言请益”圆行的存在。小野胜年认为“别请益生”就是“特别的请益生”即“具有特殊技术的研究员”。[52]值得注意的是，伴须贺雄的另一个身份是使节团中的准判官，[53]丹墀高主的另一个身份是准录事。[54]前引菅原梶成同时还是遣唐知乘船事；[55]准判官良岑长松可能同时是以善琴的别请益加入遣唐使团中。[56]以上诸“别请益”，本职是遣唐使官员，有时（根据情况）发挥其特长，他们也带着需要解答的“难义”，到达唐朝之后他们的角色转换为请益生。
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尚衣奉御”之官名应当和井真成本人的专长有所关联，例如负责或参与负责律令制国家建设中舆服制度的整饬与完善等。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最成熟的基本法典《养老律令》编纂于718年，757年正式实施。井真成所在的733年遣唐使团正是在此期间，故此次遣使的目的之一当与充实与校正法典内容有关。我们注意到日本律令制完善过程中“衣服令”的变迁情况，《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删除了关于天皇礼服的规定，仍然采用前代以来固有的参加神事所用的白色礼服（帛衣）；但是天平四年（732年）元日朝贺时，“天皇始服冕服”。[57]对此，大津透指出，天皇礼服引进中国式冕服是从天平四年开始的，在以后的整个奈良时代（指古代日本以奈良为都城的时代，701—784年），唐风化不断推进。[58]天皇始着冕服，与733年遣唐使派遣在时间顺序上是相继的，或可理解为，此次派遣请益生，就有为进一步学习或研究中国皇帝冕服制度在各种礼仪活动中的实际情况等目的，而井真成就是担当此任的专门人才。
据日本古代基本法《养老律令》“职员令”三十七“缝部司”条[59]：“正一人，掌裁缝衣服事，佑一人，令史一人，缝部四人，使部六人，直丁一人，缝女部。”又据“职员令”八“缝殿寮”条：“头一人，掌女王及内外命妇、宫人名帐、考课及裁缝衣服纂组事，助一人，允一人（后略）。”[60]据“官位令”十二，“缝部正”，正六位；“缝殿助”，从六位；缝殿允，从七位。[61]
我们知道，日本朝廷议定派出遣唐使时，对使节团成员的遴选原则是“随业择人”，[62]，人选可来自中央官僚机构，也可来自地方官衙学府，但涉及朝廷舆服制度的职务，则应非京城官员莫属。因此，井真成很可能就是担当上述诸官中的某一职务。
根据以上情况进一步推测，唐朝授予“尚衣奉御”，当然与他本人才华横溢的素质有关，但就这个具体的赠官名，更多地应是参考了墓主生前的职业特长（专门知识与技能）的结果。
唐朝对客死唐土的外国来使有明确的规定，《唐六典》卷十八、“鸿胪寺典客署”条载：“若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已上官，闻奏。其丧事所须，所司量给。欲还蕃者，则给辇，递至境。首领第四等已下，不奏闻，但差车牛，送至墓所。”
其中，“三品以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以下准第五等。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据此，井真成这样的级别的官员去世的消息，一般情况下未必会上报皇帝，其葬礼也是按唐朝对外蕃来朝人员的惯例进行，包括撰写墓志文等。
因此，墓志所载皇帝赠官给井真成，存在两种可能，其一，墓志文虽然提到皇帝对其哀悯，但实际上赠官的名称，可能只是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按照赠官原则与常规确定下来的，墓志中提出皇帝如何如何，不过是粉饰之辞，而并非玄宗本人亲力为之。第二种可能，就是井真成因某一重大突发事件而死，其事之大惊动了玄宗，玄宗伤感之余，亲自下诏赠官。
本文只是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提出我的见解的讨论。关于墓志本身以及墓志文相关的史事，不明确和存疑之处应该说还很多，这有赖其他相关实物资料的发现，和今后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马一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1]指630年至894年（实际上自838年后，再无官方使节团到唐朝）间日本朝廷派往唐朝的朝贡使。这段时期被称为遣唐使时代。关于遣唐使派遣次数至今见解不一；可以肯定到达长安的有13次。各次遣使具体目的背景或有不同，但学习唐朝先进文物制度、文化始终是主要目的。
[2]主要依据王建新2005年1月28日在日本专修大学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个别地方如“闻道”，或可作“问道”。“井真成墓志学术研讨会资料集”2005年1月28日，专修大学、朝日新闻社。下文凡属该资料集者均略为“资料集”。
[3]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以外，按时间顺序，有葛继勇《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初探（一）》，载《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二辑）》，载国际文化工房2004年10月；贾麦明《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王建新《唐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考释》（以上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石见清裕《关于入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性质》，载《亚细亚游学》70，勉诚出版，2004年12月；王勇《遣唐使——兼谈“井真成”墓志的解读》，载《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的研究》，学灯社，2005年1月；葛继勇《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初探》，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王维坤《关于唐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之我见》、贾麦明、葛继勇《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再探》，以上两文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2005年1月28-29日，日本专修大学专门召开了“井真成墓志研讨会”，会议由专修大学与中国西北大学共同主办。会上，中方学者发表的论文是，方光华：《西北大学考古文物遗迹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王建新：《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王维坤：《井真成遣唐的历史背景以及井真成改名问题》，贾麦明：《井真成墓志有关问题的基础研究》；日方学者发表的论文是，气贺泽保规：《围绕井真成墓志的疑问与尚衣奉御》，龟井明德：《井真成墓的位置与结构》，土屋昌明：《井真成墓志在书道史上的意义》，铃木靖民：《遣唐使“井真成”的出自》，东野治之：《遣唐使与葛井氏》，矢野健一：《井真成墓志与第十次遣唐使》。葛继勇：《关于井真成墓志的初步考察》，载《日本历史》690，20005年等。
[4]如王建新《唐代的日本留学生与遣唐使》，载《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页15。
[5]气贺泽保规《空缺四行之迷》，载《朝日新闻》2004年10月20日第2版。
[6]《旧唐书·日本传》卷一百九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以下同。
[7]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版，吉川弘文馆，1971年。
[8]《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卷九百七十一：“开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舟行遇风，漂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事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9]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66年，页114。
[10]《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李林甫注；（日）广池千九郎校注，内田智雄补订，影印本，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同。
[11]石见清裕《从中国唐代史的角度看入唐日本人“井真成墓誌”的性质》，载《亚洲遊学》70号，勉誠出版，2004年12月，页30。
[12]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1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武汉大学，2004年，页223-245。
[13]分别见《续日本纪》卷十二天平三十五年辛亥条、卷三十三光仁天皇宝龟六年十月壬戌条；《日本后纪》巻十一逸文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己未条、卷十三延历廿四年十月甲寅条；《续日本后记》卷五承和三年（836）五月戊申条、卷十三承和十年十二月癸亥条、卷五承和三年五月戊申条等。
[14]分别见《续日本纪》卷十二天平七年五月壬戌条、卷三十神护景云三年十月癸亥条；《类聚国史》卷一百七十九“諸宗”（《日本纪略》同）癸亥条；《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839年）三月丁酉条、卷九承和七年六月丁未条、卷十八承和十五年三月乙酉条、卷十承和八年正月甲午条；《文徳天皇实录》卷五仁寿三年六月辛酉条(该条史料记作“请问”，但意同“请益”，故缀于“请益”项下)。
[15]《日本后紀》卷十三延暦廿四年八月是日条；《续日本后纪》卷十七十承和十四年九月庚辰条。
[16]《日本书纪》卷二十五白雉四年（653年）五月壬戌条；《日本书纪》卷二十五白雉四年五月壬戌条；《续日本纪》卷十二天平八年二月丁巳条、卷十六、天平十八年六月己亥条；《日本后纪》卷二十二弘仁三年八月戊申条；《续日本后记》卷五承和三年五月戊申条。
[17]《续日本后纪》卷五承和三年（836）二月戊寅条。
[18]“游学”多用于国内访学，或留学新罗。因为日本律令政府始终把新罗视为蕃国，故有“游学蕃国”之说。
[19]《续日本纪》卷三十三光仁天皇宝龟六年（775年）十月壬戌条。
[20]木宫泰彦认为日本派遣长期留学生主要集中遣唐使时代前期，后期随着对唐文化的充分吸收，已经没有必要派遣长期留学生，因此后期主要是派遣短期留学生（《日华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页137）。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后期入唐的僧人空海、常晓和留学生橘逸势等，按计划都应当长期滞留唐朝20乃至30年，是他们主动申请提前归国的。如空海在《遍照发挥性灵集》卷五《请与本国使共归启》中就写道：“廿年之功，兼之四运”。关于橘逸势，空海的另一篇启状《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中有“岂待廿年之期”的文句。《大正藏》卷五十五所收《常晓和尚请来目录》中则有“簉留学员，限以三十年”。
[21]《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十月癸亥条。
[22]《文德天皇实录》仁寿三年六月辛酉条。
[23]如《续日本后纪》卷十承和八年正月甲午条：“遣唐阴阳师阴阳请益正八位上春苑宿祢玉成。在唐间得难义一卷。令阴阳寮诸生传学。”
[2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开成五年五月十七日条。
[25]岩波国史大系本《续日本纪》一，岩波书店，1993年版，页114。
[26]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页125。
[27]《文德天皇实录》卷五仁寿三年六月辛酉条，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文德天皇实录》，吉川弘文馆，1953年版。
[28]《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三年八月四日“还学僧圆仁”（页9）；卷二开成五年二月十七日文书中有“日本国求法请益传灯法师位圆仁”（页80）。在圆仁日记中，“请益僧”多用于自称。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9]新订增补国史大系《延喜式》后篇，吉川弘文馆，1981年普及版。
[30]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三月丁酉条，吉川弘文馆，1953年版。
[31]《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页15。
[32]如838年遣唐使中阴阳请益生春苑玉成同时兼本船阴阳师。见《续日本后纪》卷十承和八年正月甲午条。
[33]龟井明德指出墓志中的“官第”有三种可能，一是管理外国人事务的鸿胪寺典客署下的鸿胪客馆；二是和鸿胪馆性质接近的礼宾院；三是皇城外的官第。龟井：《井真成墓の位置と构造》，“资料集”，页17-18。本文推测第一种的可能性最大，井真成墓志文如此简略，对鸿胪馆简而化之以“官第”，也是很正常的。
[34]《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三月丁酉条。“遣唐三个舶所分配。知乘船事从七位上伴宿祢有仁。暦请益从六位下刀岐直雄贞。暦留学生少初位下佐伯直安道。”
[35]《续日本纪》卷三十神护景云三年（769年）十月癸亥条载：“大和国造正四位下大和宿祢长冈卒。刑部少辅从五位上五百足之子也。少好刑名之学，兼能属文，灵龟二年，入唐请益。凝滞之处，多有发明，当时言法令者，就长冈而质之。……景云二年，贺正之宴。……天皇问之曰，卿年几，长冈避席言曰，今日方登八十。”据此史料推算，大和长冈入唐时当是29岁。
[36]《日本後紀》卷三十逸文弘仁十三年（822年）六月癸亥条。最澄卒于822年，延历末（804年）入唐请益。
[37]圆仁生于794年，838年随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
[38]《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
[39]气贺泽保规《关于“井真成墓志”的几点疑问与尚衣奉御》，载“资料集”，页12。
[40]这些记录肯定不是唐朝廷对客死唐土的外蕃朝贡使者赠官记录的全部，例如日本延历二十年（801年）出发的遣唐使副使从五位下石川道益未达京城即病死在明州（今宁波），后来日本朝廷专门在838年遣使时责成使团代为追赠位记。但该事不见于史料。
[41]分别见卷九百六十五“封册第三”，赠武德州刺史；卷九百七十四“，褒异第一”赠归义郡王。
[42]分别见卷九百七十五“褒异第二”，大都利行赠特进兼鸿胪卿，金相赠卫尉卿，李如越赠左骁卫大将军。南昭王弟凑罗栋赠官不明。
[43]卷九百七十四“褒异第一”。
[44]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编辑委员会《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92。
[45]前引石见清裕《从中国唐代史的角度看入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的性质》，页28。
[46]《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839年）三月丁酉条。
[47]日本模仿唐朝律令制度，律令国家的位阶分为两类：一类是品阶，从一品至四品，共设四等，是专门授予亲王即天皇的兄弟姐妹和皇子的，另一类是位阶，是授予诸王诸臣的。从最高位的正一位至最低位的少初位下，共划分为三十阶。
[48]前引黄正建《唐六尚长官考》，页237-238。
[49]《旧唐书·阎立德传》卷七十七；《新唐书·阎让傅传》卷一百。
[50]《全唐文》卷六百七十九、白居易《唐太原白氏下殇墓志铭（并序）》；同书卷六百八十、白居易撰《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九《故鞏县令白府君事状》，（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
[51]《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三年十月四日条。“别请益生”还见于《常晓请来目录》中的丹墀真人高主。
[52]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第一卷，铃木学术财团，1964年，页230。
[53]《入唐新法圣教目录》，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九五目录部。
[54]《续日本后纪》承和六年八月甲戌条。
[55]《续日本后纪》承和七年四月癸丑条。
[56]田中史生《关于入唐僧（生）的几个问题―以平安时代为中心》载国学院大学《史学研究集录》第18号，1993年3月，注28，页48。
[57]《续日本纪》卷十一天平四年元日条。
[58]大津透著，王启发等译《日本天皇制对唐律令与礼的承袭》，载刘俊文、池田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2 法制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2-43。
[59]井上光贞等校《日本思想大系新装版 律令》，岩波书店，1994年4月，页177。
[60]同上，页164。
[61]同上，页135、140。
[62]《慈觉大师传》天台宗典编纂所编续天台全书 史传2 《日本天台僧传类Ⅰ》，东京春秋社，1988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