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右大臣正二位勋二等吉备朝臣真备薨。右卫士少尉下道朝臣国胜之子也。灵龟二年,年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巳。
至于玄昉,见《续日本纪》卷十六圣武天皇天平十八年(746年)六月己亥条:
僧玄昉死。玄昉俗姓阿刀氏,灵龟二年入唐学问。唐天子尊昉,准三品令着紫袈裟。天平七年随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还归。赉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来。皇朝亦施紫袈裟着之。尊为僧正,安置内道场。自是之后,荣宠日盛。
在吉备真备和玄昉又次,同期赴唐的请益生大和长冈(时年28岁),虽然没有以上三人业绩显著,但是史籍有征。《续日本纪》卷三十称德天皇神护景云三年(769年)十月癸亥:
少好刑名之学,兼能属文。灵龟二年,入唐请益。凝滞之处,多有发明。当时言法令者,就长冈而质之。
另见《续日本纪》延历十年(791年)三月丙寅:
故右大臣从二位吉备朝臣真备、大和国造正四位下大和宿祢长冈等,删定律令廿四条,辨轻重之舛错,矫首尾之差违。至是下诏,始行用之。
可见,吉备真备和大和长冈也对日本律令制度的完善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717年的遣唐使中,各色留学生(僧)可谓英才荟萃。论者多以墓志中对井真成的才学的称道为依据,对其在唐生涯予以高度评价,更有研究者愿意把井真成比做第二个阿倍仲麻吕。若井真成果真于717年入唐,则到其去世时,在唐已17年,其时间不可谓不长。若以阿倍仲麻吕、藤原清河等人的在唐活动情况为参照,井真成也应当已经是一定级别的官员,而这样的情况,日本朝廷不会得不到任何信息。
日本第10次遣唐使团在开元二十一年八月到达苏州。[8]使节团一行至迟十月或十一月即可进入长安。而井真成就在此次使团滞留期间突然去世。若井真成留唐朝求学、为官17年,闻达于玄宗,在即将衣锦还乡之时突然去世,无疑这是一个突发事件。我们知道,日本的遣唐使非常重视留学生的情况。[9]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在中国或日本史书中未著一丝痕迹,也不能不使人对井真成在唐17年经历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从唐朝方面看。按唐制,国子监下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六学,[10]求学者依门第选择学校。太学,必须是五品以上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阿倍仲麻吕之父,官居正五位上,因此入唐后得以在太学修业。六、七品官的子弟只能选择四门学。吉备真备虽然回国后以学者著称,但在唐朝却没有资格进入太学,只能接受四门助教的教授。墓志对井真成在唐受业情况没有任何记载,许多日本学者推定井真成是在四门学,或太学修业;推测他很可能与阿倍仲麻吕有着相似的仕途。果真如此,井真成的确是堪与阿倍仲麻吕并肩的杰出人物,又有如此多的人脉瓜葛,他也应当在日本或中国的史书有所交代;至少,在墓志中当有所反映。
墓志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歌颂墓主的生平业绩,若非庶民,其任官经历便不可或缺。石见清裕推定起草井真成墓志文的是秘书省著作局的官员,[11]即便著作局的官员不甚了解井真成入唐前包括作为留学生时的经历,但若井真成的确在唐17年,后入朝为官,且受到玄宗礼遇,则官方当不会遗漏这些并不难获得的信息,况且,此时还有与井真成同时入唐的阿倍仲麻吕在朝为官且受皇帝恩宠。尽管墓志文的起草者未必是阿倍仲麻吕,但是若有必要,阿倍仲麻吕是完全有条件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的。
另外,《唐六典》卷二十一“主簿”下载:“凡六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据此,学生在学最长年限为9年,9年之后就应当在朝为官或被免掉。井真成显然不应属于后者。然而若井真成在唐17年,则到他去世时,在朝为官当至少有7年,墓志中完全没有交代,同样是不正常的。
再回到墓志文本身。墓志文记井真成“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而突然去世,皇帝感伤于此,“诏赠尚衣奉御”。“尚衣奉御”为“六尚”之一,从五品上,专门负责“供天子衣服”。据研究,“六尚”之官只授予两类人,一类是皇亲国戚、亲信或功臣名臣之后,一类就是拥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英才。[12]若井真成在唐已17年仍然学无所成,玄宗当不会感伤于他的英年早逝,更不会追任以“尚衣奉御”的赠官。“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一句透露出的信息,不是对他已经在唐朝学习多年,恰恰是他刚刚到达唐朝,欲一展鸿鹄之志,发愤攻读问学,却壮志未酬的惋惜之意。所谓“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等文句,虽然说未能脱去墓志铭文套句的痕迹,但仍然散发出唐人对这个从“君子之国”初来唐朝的出色人才的新鲜印象。
二、井真成在遣唐使团的身份
(一)井真成在遣唐使团的身份
墓志文记述井真成“(衔)命远邦,驰骋上”,说明他是作为遣唐使团成员来到唐朝的;又记他“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说明他来唐朝是为“闻道”,即追求学问,则井真成在唐的基本身份应当是求学者;而墓志所见唐朝对于他的安葬和礼遇,又说明他在遣唐使团中当绝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其地位当高于普通学生。
遣唐使时代,日本派往唐朝学习先进文化的学生和僧侣,因其学习一般学术和钻研佛教之领域的不同,分别被泛称为“留学生”或“留学僧”;又因身份与场合的不同,还细分为多种不同的称呼,如“留学”、[13]“请益”、[14]“求法”、[15]、学问、[16]、还学,[17]以及“游学”[18]等,来指称日本人在海外留学,而担当这些学习任务的人,就被称作留学生(僧)、请益生(僧)、求法僧、游学僧以及还学生(僧)等。
留学生、学问僧等,更多地用来指称要长期留学的年轻学生,如阿倍仲麻吕(18岁入唐)、吉备真备(22岁入唐)[19]等。通常他们至少要等到下一次遣唐使船来到唐朝,即随下一次使船才能回国,从时间上看,一般需要20年左右。[20]而请益生、请益僧(还学僧),则是用来指称那些在本国日本时已经是某一领域颇有造诣的僧俗人士,僧侣如圆仁、最澄,俗人如大和长冈[21]、菅原梶成等[22]。因此,所谓请益,是已经受过教但还要进一步请教的意思,就是在日本已经学完明经、纪传等专门学科的学生,或是跟师僧已经学好一些经论的僧侣,他们往往是带着若干个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俗籍多称“难义” [23]或“疑义”、僧籍称“未决” [24])入唐,有所针对地寻访名师,解决好问题即归国,属于短期逗留,[25]通常都是随某一次遣唐使往返,因此,又被称为还学,即去而复回的意思。[26]请益僧如圆仁,圆仁是随838年成行的承和五年遣唐使即“最后的遣唐使”入唐,当时已经是日本天台宗的一位高僧了,他是带着延历寺未决的疑问三十条,拟请唐朝高僧予以决释。圆仁本应随当次使节团同船回国,但他以使命未达,独自脱身留在唐土。请益生如菅原梶成,菅原梶成在日本时已有很高的医术,朝廷以其“明达医经”,令其入唐“请问疑义”。菅原梶成与圆仁等同期入唐,随使节团归国。[27]
上述诸种称谓之间有些可以互换,如留学生、留学僧基本上可以和学生、学问僧互换;请益僧有时也称作求法僧和还学僧[28]。但是在留学生(僧)和请益生(僧)之间,还是有着鲜明的区别,不曾换用的,这一点,在日本律令细则法典《延喜式》(天皇敕纂。全50卷,成书于927年,967年实施)、《续日本后纪》(天皇敕撰正史“六国史”之一。成书于869年,编年体,记833-850年间仁明天皇一代史事)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中都有明确体现。《延喜式》卷三十“大藏省式”之“入诸蕃使”条[29]:
入唐大使,絁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卌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各絁十疋。绵六十屯。布卌端。录事,各絁六疋、绵卌屯、布廿端。知乗船事、译語、請益生、主神、医師、阴阳師、画師,各絁五疋、绵卌屯、布十六端。史生、射手、船師、音声長、新罗、奄美等译語、卜部、留学生、学问僧、傔从,各絁四疋、绵廿屯、布十三端。杂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柂师,各絁二疋、绵十二屯、布四端。留学生、学问僧,各絁卌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还学僧,絁廿疋、绵六十屯、布卌端。
《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三月丁酉条[30]:
遣唐三个舶所分配。知乘船事从七位上伴宿祢有仁。暦请益从六位下刀岐直雄贞。暦留学生少初位下佐伯直安道。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开成三年十月三日[31]:
晚头,请益、留学(指圆仁和圆载——本文作者识)两僧往平桥馆,为大使、判官等入京作别相谘。
由前引《延喜式》“入唐大使”条可知,请益生的位置远在留学生、学问僧之前,地位仅次于录事、知乘船事和译语,居于使节团官员行列中。[32]墓志记井真成“终于官第”,也间接证明了他同时作为使节团官员这一事实。[33]838年的遣唐使团中,历请益生刀岐直雄贞(从六位下)的位阶甚至高于知乘船事上伴有仁(从七位);而同为学习暦法的留学生佐伯直安道,当时仅仅是少初位下。[34]这也说明请益生在使节团中地位不同于留学生。请益生既然入唐前就已经具备相当资历,拥有较高的地位,则他们入唐时的年龄,就不可能象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那样的留学生们到唐朝时20岁上下,应该更年长些。
从可考史料看,请益生(僧)入唐时的年龄,由29岁(大和长冈)[35]到36岁(最澄)[36]至44岁(圆仁)[37]不等。菅原梶成虽入唐时年龄不详,但入唐前就已经“业练医术,最解处疗”,“明达医经”,且是受到朝廷特别指派等情况,说明他也不可能只有二十几岁。
普通的长期留学生原则上要在唐滞留20甚至30年,而井真成入唐时即已35岁,若再学习即便是20年,返回日本时已经55岁,以这样的年龄发挥在唐修得的学问用于日本的律令制国家建设,显然是不合情理。既然不是普通的留学生,那么他的身份就应当是请益生。这一点我们从请益生所应具备的内外条件看,都与井真成墓志所记述的情况相符。井真成既是作为请益生入唐,则他35岁的年龄不但没有任何不自然,相反更加合乎情理。因为是请益生,则井真成来唐朝前就已经是个有某一方面专长的特殊人才,那么他死后受到唐朝的礼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