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癸卯年（1363）三月：中书右丞相
封吴国公后，朱元璋军占领江西，在与陈友谅的殊死搏斗中占据了主动。与此同时，龙凤政权日渐衰弱，癸卯年（1363）初又遭张士诚袭击，遂向江南求援。三月初，朱元璋亲率主力出发，到安丰救出龙凤政权的小明王，安置到江北的滁州 [101]。上引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三代，即发生在本月十四日。当时龙凤政权困守孤城，奄奄一息，要酬谢朱元璋救命之功，绝不会仅仅为其追赠三代，必然是在升官同时追赠三代。所以，朱元璋父亲被追赠的名目，一定就是朱元璋的新官衔：“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
潘柽章引追赠三代条文，考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吴国公”[102]，明代后期的王世贞所记最为详尽，考为“中书右丞相”而非“平章、右丞相”[103]。潘氏所引省略了勋官和加官，不若钱谦益引《龙凤事迹》和时代较早的王世贞所记准确，“平章、右丞相”又不通，应以“中书右丞相”为准。
按元朝制度，中书右丞相为正一品官、文武臣僚的最高名位，开府仪同三司是正一品六等文散官中的最高一等 [104]，上柱国是正一品勋官，录军国重事是元代后期中书省丞相必带的加衔，太尉、司徒、司空是元朝中期因滥用而被元后期人所轻视的丞相加官，但元代中后期为人所重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加官，到元末已流为宰相免职后的纯粹荣誉性职位 [105]，虽有刘福通称“刘太保”，却也不一定为群雄所重。张士诚降元，求封王不得，退而求三公，遂得太尉 [106]，可见太尉才是元末最为人看重的宰相加官。总之，朱元璋至此位极人臣，按照模仿元制的龙凤官制，已经无可再升了。
（三）甲辰年（1364）正月：吴王
朱元璋军救出小明王后，赶赴江西，经数月血战消灭陈友谅，确立了在南方乃至全国的霸主地位。甲辰年（1364）正月，“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三月，“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各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置武德、龙骧……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107]按元制，正一品封爵为王，但只作追封之用，朱元璋生封吴王，无疑突破了龙凤制度。
吴王是正一品封爵，还是完全抛弃旧制的藩王呢？龙凤政权在癸卯年（1363）送给朱元璋大量最高名衔同时，独于封爵一项尚存吝惜，只维持吴国公旧封。现在朱元璋灭陈友谅，再建殊勋，以正一品中书右丞相进封对品王爵，亦不无可能。但是，吴王已经“建百司官属”，中书省取代了江南行省，且文武大臣高踞中书省相国之位。中书省的右丞相之下，不可能再设一个中书省，所以，朱元璋此时定已不再任中书右丞相，而是专称吴王。朱元璋的身份已经是王而不是官，自然拥有任官命职的绝对权力，故可随意任命相国、修订官制，无需皇帝授权。
吴王系自封，还是受封于龙凤政权的皇帝呢？吴王自开中书省、大都督府、诸卫亲军指挥使司，几与皇帝无异。但是，丙午年（1366）朱元璋军总攻张士诚，檄文开头说：“皇帝圣旨，吴王令旨。”[108]可见吴王在正式场合仍奉皇帝名义行事，必系皇帝所封，此时的朱元璋，仍为龙凤政权之一员。
丙午年（1366）十二月，小明王乘船赴应天府，溺亡长江 [109]，龙凤“正朔”遂绝，“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乃小明王龙凤之十三年，改为吴元元年。”[110]一般史料将丁未年（1367）记作“吴元年”，但洪武元年（1368）
但与此同时，朱元璋发布文告的方式却大有改变。吴元年四月颁给官诰，作“奉天承运，吴王圣旨”[113]，八月通过中书省颁旨，作“中书省于吴元年秋
朱元璋封吴王建中书省之初，文官之首李善长任右相国，武官之首徐达任左相国，仍按元制和龙凤制度，以右为上。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改官制尚右为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余官如之。”[116]这项变更顺应汉俗定官制，一改仿元尚右之制，可知朱元璋已正式以恢复中华者自居了。但十月所改尚不止此。改尚左后八天，《实录》提到李善长称“左丞相”，再过十天，明军倾国而出，北伐中原，大将军徐达称“右丞相”[117]，相国似已改名丞相。不过，在《实录》十二月的记载中又称徐达为“右相国”，在新定即位礼仪中则有“丞相以下百官”之语 [118]，此后所有记载均称丞相。总之，《实录》未明载相国改名丞相之事，似乎无关紧要，甚至可以混用互见。但《纪事录》却详载：朱元璋军出军北伐的
总之，朱元璋在小明王去世后，改次年龙凤年号为“吴元”，发布命令由令旨改称“吴王圣旨”，到吴元年（1367）十月，改官尚左，同时改吴王下属的相国为皇帝下属的丞相，从而消泯了与龙凤政权的最后一丝联系，任职经历就此不了了之。
四 小结
上文颇多繁琐，不堪卒睹。谨择要如下。
朱元璋壬辰年（1352）投军后数月，“拔长九夫”，即任红军模仿元军体制设置的牌头。牌头后演化为明军的小旗，唯统九人之制，在洪武初确立卫所制度后变为统十人。
癸巳年（1353）募兵数百，升“镇抚”。镇抚一职，来自元诸路万户府下属镇抚司镇抚，与千户地位相当，唯职在统兵，非专司法。《庚申外史》称朱元璋为“朱镇抚”，应源此。
甲午年（1354）招降三千义军，升“总管”。总管来自元诸路总管府总管，仅次于元帅。《皇明本纪》、《纪事录》等载战事多有参差，钱谦益归纳有误，今核准顺序，证朱元璋因立招降大功而升总管。
乙未年（1355）归属龙凤政权，升“左副元帅”。此“左副元帅”所副为“都元帅”，与此前元帅无直接关系，而隐含升格之意，使郭子兴余部得保独立。
乙未年（1355）渡江克太平，任“太平兴国翼”“大元帅”。翼字来自元诸路万户府下属千户所之名。翼元帅职专镇守一城，隶属都元帅，系兼任。《实录》因避讳混淆翼元帅与都元帅，今据《纪事录》和诸臣履历，证其并存。
丙申年（1356）克集庆路，升“枢密院同佥”。此“行枢密院”仅虚拟而无衙署，后名为江南行枢密院。今由红军镇守各地之制，证“同佥”为“院”官身份，节制翼元帅。
丙申年（1356）建江南行省，升行省“平章”。朱元璋身份由武变文，创置行省所控制的帐前都司和参议府，通过行省独揽军务。
己亥年（1359）占领浙东大部，升行省“左丞相”。丞相品级与平章相同，但名位更尊。《国初事迹》与《纪事录》载升迁时间不同，钱谦益等认为复有升“丞相同佥”之事。今据陈学霖整理现存《纪事录》，证“丞相同佥”乃“丞相。同佥……”之误读。
辛丑年（1361）击退陈友谅后，封“吴国公”。吴国公系行省丞相之对品封爵，无明显升迁意味，但朱元璋借机草创了模仿元朝中央体制的政权机构。《实录》载丙申年（1356）朱元璋为吴国公，钱谦益、潘柽章等已辩驳，但钱、潘据《纪事录》“升”“吴国公”，误以国公高于丞相，忽略了国公乃元朝正二品封爵。今据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三代之名目，证吴国公必为封爵，据制度更张，证封吴国公确在《纪事录》所载“升”之时。
癸卯年（1363）解救皇帝小明王，升“中书右丞相”。时龙凤政权存亡全系朱元璋，此官位极人臣。诸史料记载均不见此项升迁，今据龙凤政权追赠朱元璋父亲之名目增补。
甲辰年（1364），消灭陈友谅，称吴王。时龙凤政权名存实亡，此吴王已非中书右丞相封爵，而是下设中书省的藩王，但正式行事仍需冠以皇帝名义，仍系龙凤政权一员。丙午年（1366）底小明王去世，龙凤年号停用，“吴”之名义仍存于“吴元”年号，直到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
吴元年（1367），朱元璋发布命令由“吴王令旨”改称“吴王圣旨”，显示出代理皇帝的意味。《实录》略载吴元年（1367）十月据汉俗改官制尚右为尚左，今据《纪事录》和《弇山堂别集》，知同时尚将吴王下属中书省相国为升格为中书省丞相，即朱元璋在登极前两月，就以“恢复中华”的皇帝自居了。
[1]《皇明本纪》，载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2]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页。
[3]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明初内府刊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五十四年，第450页。
[4]《元史》卷98《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58、2513页。
[5]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5页。
[6]查继佐：《罪惟录·志》卷20《兵志·京营》，《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清手稿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7]《明太祖实录》卷92，洪武七年八月丁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第1607页。
[8]《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年四月壬戌，第193页。
[9]孟森：《明开国以后之制度》，载《明史论丛》第四册，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五十七年，第103页。
[10]《明太祖实录》卷1，癸巳年六月丙申朔，第8页。
[11]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第451页。
[12]张来仪：《赐敕滁阳王庙碑》，载《国朝典故》，第196页。
[13]《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18页。
[14]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第450―－451页。
[15]张来仪：《赐敕滁阳王庙碑》，载《国朝典故》，第196页。
[16]《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第17页。
[17]《元史》卷187《贾鲁传》，第4292页。
[18]《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11页。
[19]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31《东丘郡侯花公墓碑》，《四部备要》排印清嘉庆刻本，上海：中华书局，第369页。
[20]《元史》卷85《百官志》，第2125页。
[21]权衡著，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22]俞本：《纪事录》，载陈学霖著《史林漫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第407——408页。
[23]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引俞本著《纪事录》，第53页。
[24]《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10——2311、2316页。
[25]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24《毛公神道碑》，第295页。
[26]方孝孺：《逊志斋集》卷22《信国公神道碑铭》，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年，第719页。
[27]张来仪：《赐敕滁阳王庙碑》，载《国朝典故》，第196页。
[28]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6《纪梦》，第451页。
[29]《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第19页。
[30]《明太祖实录》卷1，癸巳年六月丙申朔“是时”，第9页。
[31]《元史》卷43《顺帝纪》，第915页。按，本年六月朔为辛卯，克盱眙之己酉为十九日，克泗州之庚戌为二十日，攻克盱眙、泗州当在攻克梁县之后，俞本与钱谦益所记均颠倒。
[32]《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第19页。
[3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5——16页。
[34]《明太祖实录》卷1，癸巳年六月丙申朔“是时”，第11页。
[35]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第54页。按，由现存《纪事录》作“七月初二日，克张家堡、闾牌骆”（载《史林漫识》，第108页）知钱书记载乃引《纪事录》。
[36]《皇明本纪》，载《国朝典故》，第26页。
[37]《明太祖实录》卷3，乙未年四月丁丑，第30页。
[38]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07页。
[39]王逢：《梧溪集》卷1《至正十一年大小死节臣属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洪武刻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40]张来仪：《赐敕滁阳王庙碑》，载《国朝典故》，第195页。
[41]参见杨讷：《龙凤年间的朱元璋》，载中国元史学会主办《元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7页。
[42]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2《滁阳王》，第48页。
[43]《明太祖实录》卷1，甲午年十月，第17页。
[44]《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08页。
[45]朱继善：《朱一斋先生文集》前卷卷6《余廷心后传》，旧抄本。
[46]《元史》卷92《百官志》，第2339页。
[47]吴朴：《龙飞纪略》卷1，乙未年五月，明嘉靖刻本。
[48]《明太祖实录》卷3，乙未年六月丁巳，第33——34页。
[49]青山治郎：《朱吴国翼元帅府考》，《骏台史学》第13期，1963年，第91——117页。
[50]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09——410页。
[51]参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载《元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108页；《元末农民政权几方铜印的初步研究》，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室编《元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1――729页。
[52]《元史》卷86《百官志》，第2166页。
[53]《陶学士先生事迹》，载陶安著《陶学士先生文集》卷首，明弘治刻本。
[54]刘辰：《国初事迹》，载《国朝典故》，第67页。
[55]《翰林院学士潘庭坚传》，载焦竑编《献征录》卷20引《郡志》，影印明刻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813页。
[56]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26《何世隆》，明正德刻本。
[57]《明太祖实录》卷3，乙未年八月丁丑，第37页。
[58]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0页。
[59]《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三月辛卯，第43页。
[60]《元史》卷86《百官志》，第2155页。
[61]《楚国公廖永安传》，载《献征录》卷6，第208页。
[62]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10《梁国赵公神道碑铭》，第147页。
[63]《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六月辛未，第44页。
[64]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31《东丘郡侯花公墓碑》，第147页。
[65]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4《鄂国常公神道碑铭》，第87页。
[66]唐桂芳：《白云文稿》卷1《送万元信知江淮府》，明正德刻《唐氏三先生集》本。
[67]《陶学士先生事迹》，载《陶学士先生文集》卷首。
[68]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0页。
[69]《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七月己卯朔，第45页。
[70]《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05－2306页。
[71]参见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72]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4《鄂国常公神道碑铭》，第87页。
[73]《明太祖实录》卷8，庚子年闰五月庚申，第103页。
[74]《明太祖实录》卷5，丁酉年十月壬申，第57页。
[75]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3页。
[76]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77]参见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载《北大史学》第八辑，第86——87页。
[78]《明太祖实录》卷6，戊戌年十一月甲子、十二月庚辰；卷7，己亥年十一月壬寅，第70、72、89页。
[79]刘辰：《国初事迹》，载《国朝典故》，第87页。
[80]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第28页；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功顺堂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第9页。
[81]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5－416页。
[82]《明太祖实录》卷7，己亥年七月乙未，第87页。
[83]《明太祖实录》卷9，辛丑年三月丁丑，第113页。
[84]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引叶子奇著《静斋文集》，第9页。
[85]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4页。
[86]《明太祖实录》卷7，己亥年正月戊申，第77页。
[87]见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载《北大史学》第八辑，第78页。
[88]《明太祖实录》卷7，己亥年四月癸酉，第83页。
[89]《河间郡公俞廷玉传》，载《献征录》卷6，第215页。
[90]《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七月己卯，第45页。
[91]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18页。
[9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2《太祖实录辨证》，《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08页。
[93]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第10页。
[94]《元史》卷91《百官志》，第2318——2319页。
[95]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引《龙凤事迹》，第38页。
[96]《元史》卷84《选举志》，第2114——2115页。
[97]《明太祖实录》卷9，辛丑年正月辛酉、二月癸未朔、三月丁丑、四月、五月甲戌、十月戊寅朔、十二月“是岁”，第111、113——114、120——121、124页。
[98]见李新峰：《明代大都督府略论》，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二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47——50页。
[99]除大都督朱文正外，直到乙巳年（1365）才有武将任职大都督府（《明太祖实录》卷17，乙巳年五月甲申，第228——229页）。
[100]见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载《北大史学》第八辑，第88——89页。
[101]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26页；《明太祖实录》卷12，癸卯年三月辛丑朔，第149页。
[102]潘柽章：《国史考异》卷1引“太祖自序世德碑”，第9――10页。
[10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皇明异典述·三祖爵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页。
[104]《元史》卷85、卷91《百官志》，第2121、2319页。
[105]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第51、169、173页。
[106]《元史》卷140《达识帖睦迩传》，第3376页。
[107]《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年正月丙寅朔、三月戊辰、庚午，第175——176、183、185页。
[108]夏原吉：《一统肇基录》引龙凤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榜谕”，《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稗乘》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页。
[109]陆深：《平胡录》，《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今献汇言》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第14页；权衡：《庚申外史笺证》，第136页。
[110]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28页。
[111]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30页。
[112]《明太祖实录》卷24，吴元年七月甲申，第350页。
[113]《翰林院侍讲学士朱升诰》，载朱升《朱枫林集》卷1，明万历刻本。
[114]《皇明诏令》卷1《遇变省躬旨》，《元明史料丛编一辑》影印明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七十三年。
[11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6《诏令杂考·与魏国公书》，第1641页。
[116]《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午，第384页。
[117]《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甲寅、甲子，第388、395页。
[118]《明太祖实录》卷28上，吴元年十二月癸丑、辛酉，第429、433页。
[119]俞本：《纪事录》，载《史林漫识》，第429页。
[120]赵绍祖：《读书偶记 消暑录》前书卷6《相国、丞相》，《学术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5页。
[121]潘柽章：《国史考异》，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