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辨析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在红军中的任职履历，探讨所任职官的性质、含义和历次升迁的背景。其中，“九夫”之长乃牌头，“镇抚”乃“朱镇抚”来源，升“总管”在招降义军之后，“翼元帅”乃“左副”都元帅之兼任，“同佥”乃节制翼元帅之任，帐前都司隶属行省从而隶属“平章”，有“丞相”无“丞相同佥”，“吴国公”乃封爵而非高官，有“中书右丞相”之任，“吴王”登极前两月即以皇帝自居等等，或于史料记载和前人研究稍有补正。

　　关键词：元明 龙凤 朱元璋 

　　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所部隶属龙凤政权。从1352年任“九夫”之长，到1364年称吴王，朱元璋一直是红军的官员。明初，官方尽量避讳曾隶属龙凤政权的事实，凡涉及朱元璋的官职名目，或含糊带过，或避而不谈。私人撰述中虽屡有提及，往往粗率失真，后代传抄文字又多错讹。官私记载不可据信，遂使朱元璋的任职状况颇多难解之处，影响到对史实的判断。本文梳理朱元璋的任职“履历”，辨析元末红军的官制，或有助于阅读元明之际史料记载和深入理解明朝建国历程。

一 隶属郭子兴部红军时期（1352－1354）

　　至正十一年（1351），杜遵道、刘福通等以白莲教相号召，在淮北的颍州组织红军起事，各地纷纷响应。至正十二年（1352）初，郭子兴以红军名义在淮南的定远兴兵，占领濠州。朱元璋于本年闰三月投入郭军，到至正十五年（1355）初，一直隶属郭子兴部下。

　　（一）壬辰年（1352）四月：“九夫”之长

　　成书于洪武前期的《皇明本纪》载：“壬辰……闰三月一日晨旦，太祖抵濠城。守者不察，缚而欲斩之，有人觉，报于首雄，良久得免，收入部伍。几日，拔长九夫……既长九夫，王常召与论。”[1]明末钱谦益引《皇明本纪》此段，则作“收入步伍。几月，拔长九夫。”[2]朱元璋回忆说：“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除为亲兵，终岁如之。”[3]按，朱元璋投军遭到怀疑，险遭不测，不可能入伍几日即被提拔，所以当按朱元璋所言“几两月”和钱谦益引《本纪》“几月”为准。“九夫”之长，当即朱元璋所言由普通步兵所升的“亲兵”。
　　“九夫”之长，究竟是红军中正式的职任，还是仅仅表示这位亲兵当时统辖的人数呢？红军起于乡野，只能模仿元制特别是地方官制来草创制度，而所行体制又多延续到明朝。元朝军队以“十人为一牌，设牌头”，有“百户、牌子头”[4]之谓，“长九夫”，即以十人为一队，“九夫”之长正与牌头相符。但对明朝军中最基层的编制单位小旗的规模，历来多有歧义。明朝每一卫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辖十个百户所，共五千六百人，其中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下辖两总旗，每总旗辖五小旗。有人认为一总旗带五十六人，一小旗带五、六人 [5]，有人认为每卫五千六百人有正军五千，余丁六百，其中每百户所正军一百，余丁十二 [6]，即一小旗由十名正军构成。其实，五千六百人是由总旗、小旗和军构成的，“总旗统小旗五，小旗领军十”[7]，即每总旗五十六人，包括一名总旗、五名小旗和五十名军，每小旗十一人，包括一名小旗和十名军。如此，“九夫”之长率领的十人队，虽合元制，却与理当被继承到明朝的小旗规模不一。
　　明朝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是晚至洪武七年（1374）定制的。虽然朱元璋此前就确立了上引“总旗统小旗五，小旗领军十”的原则，但建国前的体制并非如此。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立部伍法……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8]关于“兵五千”，孟森认为意指“官长不在内”，合官长则为五千六百人 [9]。按，若以五千六百人计，五千为军，六百为旗，当包括无军官身份的旗，而不包括真正的“官长”指挥使、千、百户。而在上引条文中，指挥、千、百户与总旗、小旗并列，均包括在五千人之中，所以当时一小旗确应共十人，当为红军继承元制而定。由此可知，朱元璋被授予的“九夫”之长，与元朝的牌头、后来红军中的小旗相当，一定是郭子兴部红军模仿元制而设的名目，应即名“牌头”。无论是牌头还是小旗，都不能算作军官，朱元璋含糊地自称“亲兵”，意当出此。

　　（二）癸巳年（1353）十月：镇抚

　　《实录》载，癸巳年（1353）六月，朱元璋“归乡里，募兵得七百余人以还。子兴喜，以上为镇抚。”[10]朱元璋自称将此七百人“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11]，在经他人润色过的文章中又作“王就令将之”[12]。朱元璋此后“恐七百人有所累，弃而不统，让他人统之”[13]，说明他确实以镇抚身份统率自己募集的数百名部众了。
　　朱元璋说“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14]他人润色的回忆录也说“夏，上还故里”[15]，时间与《实录》相符。但《皇明本纪》载朱元璋归乡在十月 [16]。按，贾鲁实死于五月中 [17]，已当夏末，解围、还乡、募兵皆需一定时间，六月即授镇抚，恐未必然。且《实录》于癸巳年（1353）事记录十分简略，而且将第二年事系于次年，甲午年（1354）遂付之阙如，所记时间不可信，应以更加详尽的《皇明本纪》为准。
　　元朝中央诸卫下设镇抚所，诸路管军万户府下设镇抚司，郭子兴部的镇抚，必仿当地诸路万户府之制而来。万户府下设镇抚司和诸千户所，“镇抚司，镇抚二员……上万户府正五品，中万户府从五品，俱金牌，下万户府正六品，银牌。上千户所，管军七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从四品，金牌，副千户一员，正五品，金牌。中千户所，管军五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正五品，金牌，副千户一员，从五品，金牌。下千户所，管军三百之上，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俱从五品，金牌，副千户一员，正六品，银牌。”[18]中万户府的镇抚为从五品，与中千户所的副千户和下千户数的千户相当，镇抚略低于千户。明朝千户正五品，镇抚从五品，与副千户相当，当继承元朝和红军的制度而来。可见，朱元璋所任镇抚，是红军中较千户稍低的官职。
　　元朝和明朝的镇抚均为处理军中司法事务的官员，并不统兵，朱元璋任镇抚，却统率兵众。盖濠州红军重视官职的级别高低，并不十分在乎职任如何，如武将花云至正十四年（1354）“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19]而元朝的管勾是收发或保管案牍的低级文官 [20]。朱元璋所任镇抚，应当是按照他的统兵数目授予的。
　　濠州红军本无严格官制，元帅、万户比比皆是，镇抚一官实在低微。洪武初年，元朝遗民权衡著《庚申外史》，文中提到明朝称“国朝”，提到明军称“大兵”，在记录至正二十六年小明王韩林儿去世的事情时，居然说：“先是，小明王驻兵安丰，为张士诚攻围，乘黑冒雨而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具舟楫，迎归建康。”[21]权衡必然不敢随便揶揄朱元璋，“朱镇抚”之名，当是朱元璋的敌人将其初任职官作为略带轻蔑的惯称，而广为流传开来的。

　　（三）甲午年（1354）五月：总管

　　现存永乐时期成书的《纪事录》载：“甲午至正十四年五月，升上为总督，克全椒县。六月，招安城口张寨，克泗州、盱眙。是时，郭元帅之兵虽据定远县，前有义丁城口张寨不能进，后有元军不能退……上请往……曰：‘郭元帅部下朱总管，有密报。’……张即具本寨军马钱粮数目，随上至……其精锐者从元帅攻河州新塘，克三汊河、汤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克徐仓官寨。”[22]钱谦益所引《纪事录》此段，“总督”作“总管”[23]。遍览有关元末红军的记载，不见他处有总督之职，且又载朱元璋自称“总管”，显然总督系总管之讹。
　　元朝诸路设总管府和万户府，两者在地位、职能方面的关系，略与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关系相当。总管府分上下两等，总管各为正、从三品，万户府分上中下三等，万户各为正、从、从三品 [24]，总管地位略高于万户。濠州红军中有总管府之设，如毛麒随朱元璋“取滁州，擢公行军总管府经历。”[25]红军之中设总管、万户，总管高于万户而仅次于元帅，如汤和于“从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升长万夫。复从攻滁州，杀其守帅，以功多，授管军总管。”[26]显然，总管一职乃仿元朝诸路总管府总管而来，在红军心目中已经是高级官职。
　　癸巳年（1353）十月升镇抚以后，朱元璋并无大功，何以能在次年五月由镇抚越过千户、万户，遽升总管，超过资格、战功均在其上的汤和等人呢？虽然其他史料均无朱元璋升总管的记载，但《纪事录》于此事当不至捏造或讹传，唯所载时间顺序和具体情节，尚容推敲。
　　朱元璋回忆说，甲午年（1354）夏，他扶病说降一枝元朝义兵，“得其精兵三千。”[27]又回忆说，“南游定远。忽有义旅来归者三千，练率之。六月，取横涧山，破义兵营，得军二万余。”[28]此“六月”值得关注。《皇明本纪》载朱元璋“取壮士三千人。七日后，帅此三千东破元将老张知院营，黎明入袭之，老张弃军夜遁，汉军尽为我有，精壮二万。练未及旬，率而南入滁阳。”[29]此“七日后”值得关注。
　　《纪事录》未载招降义兵和攻破老张两件大事，却独载招安张寨一事，与全书不厌其烦的习惯相悖。“老张”和“张寨”均以张为姓，似乎是一处。但是，《实录》载三千义兵是“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驴牌寨者”[30]，与张寨亦相似。老张是元军，而张寨是义兵，城口张寨与横涧山地望不符，而招安张寨的情节与《本纪》乃至《实录》载招降义兵如出一辙，所以，招安张寨和招降义兵，才是记载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钱谦益系招降义兵于六月，当即出此。
　　但是，朱元璋特别提到“六月，取横涧山”即破老张，则招降义兵当在上个月。老张军规模庞大，非朱元璋独立可攻，必然是濠州红军全军出动，战后全军实力大增。濠州红军六月十九日克盱眙，二十日克泗州两大据点[31]，必在破老张得二万精兵之后。郭子兴与朱元璋分兵，自己去盱眙，朱元璋南下滁州 [32]，也必然在攻破老张之后。所以，攻破老张必在六月十九日之前。横涧山在濠州西南，离盱眙二、三百里 [33]，算上“练未及旬”的安抚、整编时间和长途行军时间，攻破老张必然早在六月上旬了。《本纪》特别提到，破老张在招降义兵“七日”后，则招降义兵似在五、六月之际。
　　钱谦益不顾朱元璋“六月”之说，将《实录》日期失载之“后七日，率之而东，夜袭元知院老张于横涧山”[34]，系于《纪事录》载七月初二日“克张堡、驴牌骆二寨”[35]条下。这样重大的谬误，当因盲目信任《纪事录》所载时间，将招降义兵系于六月，不得已“推迟”了进攻老张的时间。
　　既然攻破老张早至六月上旬，则其“七日”之前，很可能已在五月底。换言之，朱元璋应该是在五月底立下招降三千义兵的大功之后，立即升为总管的。只有将《纪事录》所载招降系于升总管之前，才可以解释朱元璋官职跃升之速。至于“朱总管有密报”云云，完全可能是作者俞本在回忆当年的耳闻时，将朱元璋此后荣升的官职名目，渲染想象为朱元璋的自称。不过，各项史料记载龃龉过甚，事实真相难以辨清，如上引《纪事录》载七月二日所克“张堡、驴牌骆二寨”，无疑就是上引《实录》提到的被招降的三千义兵所在的“张家堡……驴牌寨”，而《纪事录》系于招安张寨和攻克盱眙之后，无法判断是《纪事录》所载时间有误，还是《实录》所据地名有误，只能存疑。但招降义兵应比《纪事录》的记载和钱谦益的判断为早，由此推断朱元璋是在招降三千义兵、立下奇功后方得超升总管，当近事实。

二 隶属龙凤政权时期（1355－1360）

　　至正十五年（1355）初，郭子兴去世，余部投奔新建立的龙凤政权，朱元璋成为郭子兴余部主要将领之一。此后这支军队南渡长江，攻克集庆路，开设江南行省，到至正十九年（1359）底，已经占领浙东，与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势力对抗，隐然一方霸主。此间，朱元璋攫取了对全军的领导权，但所部尊奉龙凤政权号令，本人一直接受龙凤政权官职。

　　（一）乙未年（1355）四月：左副元帅

　　朱元璋南下滁州，又攻克和州，羽翼渐丰，遭到郭子兴的猜忌。乙未年（1355）初，郭子兴去世，部下归属未定，而龙凤政权恰于此时崛起于北方：“未几，颍汝倡乱者杜遵道、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君，都于亳，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召谕造言门弟子孰先后之列？今乱之功孰魁？况孙德崖以滁阳（按：郭子兴）部将，意欲统滁阳之子……张（按：张天祐）自亳归，斋亳州杜遵道文凭，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张为右副，上为左副。”[36]《实录》系于四月，当自有据。《实录》又记“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37]，则是明朝官方常用的讳言朱元璋归属龙凤政权的饰辞。
　　元朝尚右，所以朱元璋任左副元帅，在全军排行第三。郭子兴在世时为元帅，其下无副元帅，而现在的都元帅，其下有两位副元帅。都元帅之名，是否意味着高于元帅呢？《纪事录》载郭子兴起兵事：“定远县富民郭姓者烧香取众，称亳州制节元帅。”[38]“亳州制节”似证郭子兴隶属杜遵道、刘福通红军。但是，亳州虽然早在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即兵兴当月就被刘福通红军占据 [39]，但此后红军以颍州为中心活动，主要向西、南进攻，偏在东北的亳州成为龙凤政权首都，是三年以后的事。朱元璋回忆说：“元末，民间有造言者，王误中其说，信之甚笃，忽不事业而妄散家财，阴结宾客。至正壬辰，汝、颍兵起，王识天下当变，乃召所结宾客子弟，拔濠梁据之。”[40]可见，朱元璋认为郭子兴乃借机自发起兵，纵有宗教原因，也并不受汝、颍红军指挥 [41]。郭子兴名位在同起四帅之后 [42]，经常互生争端，甚至刀兵相见，占领滁州后郭欲自行称王 [43]，显然各帅之上并无约束仲裁者。刘福通部直到至正十五年（1355）初建立政权，才四出“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查问教门辈分、战功高低，可见此前仅知晓徐、濠义军同属白莲教，而连其首领的相互关系也不明了。可见，濠州红军本与刘福通部无隶属关系，仅仅是各股武装的松散联合体，其“元帅”当系自封。俞本记忆中的“亳州制节”，或为郭子兴部红军于刘福通等势力壮大、建都亳州后所用称呼。
　　元帅之名，当仿自元朝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之制。元朝的宣慰使司，当兵兴之时，兼都元帅府或稍低的元帅府 [44]。至正十二年（1352），元朝“改置（淮西）宣慰司都元帅府于庐州。”[45]此时正当濠州红军起兵。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元朝设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率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置司于泗州天长县”[46]，此时正当朱元璋部下赵德胜于至正十四年（1354）底东掠，次年五月攻克真州 [47]。郭子兴的元帅和龙凤政权的都元帅，无疑是模仿这两处都元帅府而来。郭子兴是和其他四位首领共同起兵的，无人可以统领全军，可能因此均称低于名望稍低的元帅。龙凤政权授予郭子兴余部“都元帅”，虽与过去的“元帅”并无直接关系，却隐含着全军级别有所提高的意味，故得以扩大“元帅”之官的范围。朱元璋正是在这项任命中，摆脱了郭子兴在世时无官可升的窘境，成为全军领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