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布古特碑一样，三大碑里也可以见到“上天保佑”（暾欲谷大碑南面第9行）、“象天一样，从天所生的”（阙特勤碑南面第1行）、“上天保佑我有福运”（阙特勤碑南面第9行、东面第29行）、“不朽石碑”[131]（阙特勤碑南面第11行等）、“托像Umay女神一样的我母可敦的福”（阙特勤碑东面第31行）等拜火教惯用语。碑文里还常常见到以上天的名义对突厥民众进行呼吁或责备，可见拜火教在古代突厥社群有广泛的受众。两《唐书·突厥传》记载，毗伽可汗“欲城所都，起佛、老庙”，被暾欲谷劝止，其理由是“若筑城而居，改变旧俗，一朝失利，必将为唐所并。且寺观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争强之道，不可置也。”毗伽接受了他的意见。以佛、老仁弱与之对举，暾欲谷所谓用武争强之道应该就是供奉战神之火、标榜惩恶扬善的拜火教。
除了有鸟身祭司的墓石之外，阙特勤死后“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情形看来和国内发现虞弘、安伽、史君等移民首领之拜火教葬具都有装饰图案差不多。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文献史料的记载，如《隋书·康国传》：“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康国即中亚粟特地区的Samarkand，和安（Bukhara）、史(Kāshāna/Kashsh或Kishsh)等都属于所谓昭武九姓。尽管文献中说阙特勤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考虑到其宗教背景，我还是认为，要正确理解这些装饰图案的内容，拜火教图像艺术中的安息传统不应忽视。如前所述，这一传统为萨珊王朝所继承，形成了热衷于图写王者显贵战阵之状的特点。[132]拜火教祭坛上供奉的是圣火，祠庙的装饰图案有渲染气氛和宣传教义的作用，如九、十世纪敦煌的祆祠或火祆庙举行的赛祆活动，甚至还得到官方的支持。[133]所以史料说阙特勤庙像建立，毗伽可汗“默棘连视之必悲梗”。[134]
毗伽可汗“自以得国是阙特勤之功”，因而对阙特勤有特殊的怀念之情是可以理解的。阙特勤碑东南面说：“愿您在天堂，犹如在世上”，则是不折不扣的“王者灵光”观念的表达。现在看来，年轻的阙特勤能够纠合旧部，起兵消灭政敌，从而拥立兄长为可汗，恐怕并不仅仅因为“骁武善战”，很可能还凭借着其宗教地位和影响。我们前面提到，漠北出土的阙特勤头像（颇疑即其祠庙所立之像）戴全鸟鶡冠，这或许显示其特勤身份为一类武官。但是，中国传统鶡冠本为双鶡尾，唐代饰以鶡鸟全形，当是受萨珊王冠影响，而所谓鶡鸟，就是拜火教中斗战神化身Vareghna鸟的原型。因此，阙特勤头戴鶡冠，很可能也是其宗教身份和地位所致，这与其墓石饰以鸟身祭司是一致的。[135]
可是，阙特勤死后仅一年，毗伽可汗竟被其大臣梅录啜毒杀。该梅录啜曾于开元十五年（727）受毗伽派遣出使唐朝献吐蕃密约，受到玄宗的隆重款待和报答，“诏朔方西受降城许互市，岁赐帛数十万。”[136]然而，事情过去了五年，阙特勤才死，就发生了这样的惨祸，其间缘故殊不可解。无论如何，据史料记载，毗伽“药发未死，先讨斩梅录啜，尽灭其党。既卒，国人立其子为伊然可汗。”[137]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东突厥汗国的最后十余年处于不断的动乱之中，终于在745年被异教的铁勒诸族所建回纥汗国取代。
从现有材料看，不排除东突厥末年陷入内乱有宗教因素起作用。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
1、史料记载，毗伽欲起佛、老庙，被暾欲谷劝止，似乎显示汗国最高层在宗教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然而，近年考古工作者在漠北毗伽可汗陵墓掘得一顶金冠，整个呈一正面展翅的飞鸟形状，[138]与阙特勤头像鶡冠之Vareghna鸟形状姿态全同。莫非阙特勤死后毗伽兼领了汗国大祭司？事颇令人生疑。
2、据研究，粟特移民聚落的政教首领（萨保）都是世袭的，[139]印度帕西人的大祭司职务也是由其家庭把持的。[140]一般认为，突厥可汗阿史那氏的通婚氏族是阿史德氏，[141]暾欲谷以女婆匐嫁毗伽可汗，所以有学者将其考证为骨咄禄复兴时的谋臣阿史德元珍[142]也不无道理。更重要的是，《安禄山事迹》说其“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即拜火教祭司，也就是说，与突厥可汗通婚的暾欲谷本来是祭司家族。那么，阙特勤作为政教大首领或许只是一个特例，即发生政变的结果？[143]
3、毗伽死后继立的伊然、登利为兄弟。“登利者，犹华言果报也。登利年幼，其母即暾欲谷之女，与其小臣飫斯达干奸通，干预国政，不为蕃人所伏。”[144]勘比史料可知，登利即突厥语Tengri“上天”，果报即从天所生。登利曾遣使唐朝贺新年，曰：“礼天可汗如礼天，今新岁献月，愿以万寿献天子。”[145]据我们前面对突厥碑铭的考证，这些用语都不难看出拜火教色彩。所以，出身拜火教祭司世家的暾欲谷之女干预国政，很难不与宗教事务有关。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突厥汗国前期颉利可汗（？-634）败亡的教训应该是有意义的。据史料记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疎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146]众所周知，唐人所谓诸胡、杂种胡，就是指中亚信仰伊朗宗教的九姓胡即粟特人。[147]由此让人想到拜火教在萨珊波斯后期的状况：“由于人们的信仰，得到王权支持的拜火教会控制了他们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神职人员既解释法律又执行法律，这就给了他们巨大的权势”；“无疑，到萨珊王朝末期，这一古老的国家宗教，由于它那众多的盛大祭坛，它那繁缛的仪式礼节，它的捐赠供养以及对牺牲和祭品的需求，已经以各种方式形成了对财富和土地的巨大蠹耗。”[148]
最后，异教的回纥汗国在草原继兴，不久却宗奉了拜火教的异端摩尼教，这一情况对于理解拜火教在此前突厥汗国的命运也是有帮助的。陈寅恪先生曾说：“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149]信哉此言。
五、结语
呜呼，突厥兴于拜火，毁于拜火，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然而，自从作为国际突厥学奠基石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于1889年被发现以来，一百多年间有许多专家学者考察访问过墓碑所在的地方，却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有我们发现的这件文物。[150]当然，如果不是国内近年出土刊布了虞弘墓葬具等丰富的文物资料，我们也很难仅凭已有知识把这样一件珍贵文物识别出来。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考证，能够在对古代突厥文化尤其宗教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从而推动相关历史的学术研究。总之，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远比人们目前已知的要广泛深入的多，值得认真开展研究，取得真正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以提供今日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和谐社会的人们借鉴。
[1]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曾贻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页。《新唐书》卷225上《逆臣安禄山传》作“虏所谓斗战神者”，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6411页；《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作“突厥呼斗战为轧荦山”，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5367页。
[2]伊朗语专家恒宁（W. B. Henning）曾将“轧荦山”完全考释为粟特语rwγšn，意为“光明、明亮”（参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24-225页），显然是忽视了“突厥呼斗战神为轧荦山”这一说法。日人冈崎精郎曾提到这一说法，但只是望文生义地说是“战神”，未作探究，见其《后唐明宗与旧习》（上），《东洋史研究》（东京）新第1卷第4号，1945年，52页。
[3]我应该说明：这件文物是考察队里北大中古史中心罗新副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吴玉贵研究员发现的。当时这块暗红色的巨形石板和其它石板一道散放在陈列室出口附近，罗、吴二人首先看出了石板上的对鸟图案和两鸟中间的火坛，然后招呼我过去一同进行仔细辨认和鉴定。现在，他们委托我来写这样一份考察专论，正式公布这项发现，我首先应该感谢他们以及提供了文物照片的北大历史系李新峰副教授。当时陪同我们考察的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敖其尔先生听到我们对该文物图案的鉴定后告诉我们，类似图案的文物在蒙古国还有两处，但从来没有人提出过我们这样的鉴定意见。虞弘墓等出土葬具，集中见于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图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4]我曾经把图片发给国际著名的隋唐史和中亚史专家张广达先生鉴定，他回信说：“鸟身祭司的形象太重要了，可以说是missing link（缺失的一环）”[2004年9月23日email]。.
[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164页。
[6]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p. 64. 祆教为中原旧译，本文论及突厥，迳称拜火以图简明，参见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作者前言i页。
[7]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七章第二节《人头鸟身图像与祆教赫瓦雷纳神》，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104页。又，法国葛乐耐等转述哈佛大学伊朗学教授舍沃（Oktor Skjaervø）的意见，倾向于把西安史君墓葬具上的鸟身祭司比定为奈何桥（the Chinwad bridge，本意为“分离之桥”）头的灵魂审判者之一Srōš，其化身之一为公鸡（Frantz Grenet, Pénélope Riboud et Yang Junkai,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s in Xi’an, Northern China”, Studia Iranica33, 2004, pp.278-279. 感谢耶鲁大学的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提供信息及全文的复印件）。然而，接受这一比定势必要将鸟身祭司的出现与灵魂超度的场面整合在一起，这就难以解释那些非灵魂超度场面的鸟身祭司（如虞弘墓、安伽墓等），也无法说明其他拜火教葬具上祭司非鸟身的情况，更与装饰华丽的拜火教葬具这一现象本身相矛盾。也就是说，奉火的鸟身祭司本身不能就是灵魂的审判者，它应该与现世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见后）。况且，如果真的是要反映灵魂审判，在这种场合首先应该出现的是主神密特拉，而不该是他的胁侍之一（cf.Mary Boyce, Zoroastrians.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p. 27）。因此，舍沃的比定不可取。
[8]萨珊波斯艺术中的这种神鸟的复合形象渊源有自：公元前一千年代早期的斯基泰艺术是其先驱，其间显示了与萨珊表现法明显的类似。不过，人们既不能据此确定它们有什么传承，也不能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联系，因为，类似的复合动物在近东、中亚和中国都有发现。而且，在帕赞德文(Pâzand，印度拜火教徒帕西人的一种经书文字)里，神鸟Simorgh就被写作Sîna-Mrû，cf.Hanns-Peter Schmidt，“Simorgh”，Encyclopaedia Iranica，见. [2005年10月4日]。因此我认为，所谓神鸟Simorgh一名最早也有可能是“中国凤”一名的音义合译，但这需要另撰专文研究。
[9] cf.Gareth Long, Greek Mythology Compared to Norse Mythology，见Senmurv.htm>. [2005年10月3日]。
[10]据研究，在波斯古经中，这种三趾神鸟是最大的鸟(Bundahishn 13.10)，与之并列提到的也都是大型鸟类，如鹰、兀鹰、秃鹫以及金雕等，而不包括隼、鹞等比他们要小得多的猎鹰。这一性质以及出土戴鹖冠雕像等文物证实了我们关于葬具图案上的鸟身祭司并非Simorgh/Senmurv的判断（见下）。cf.Hanns-Peter Schmidt，“Simorgh”，Encyclopaedia Iranica.
[11] [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四）第570节《第五关 埃斯凡迪亚尔杀死神鸟》，张鸿年、宋丕方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20-24页。
[12]本段有关神鸟（Simorgh）的介绍除另外注明者外，主要参考Hanns-Peter Schmidt，“Simorgh”，Encyclopaedia Iranica.
[13]关于这一比定，cf.Gherardo Gnoli,“Farr”，Encyclopaedia Iranica，见. [2005年10月9日]。
[14] [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一），214页。
[15]花园拱门窟龛位在伊朗克尔曼沙赫（现在叫做巴赫塔兰Bakhtaran）城附近，主要是萨珊波斯王朝阿尔达西尔二世（Ardeshir II，379-383）的加冕浮雕，cf.The Splendor of Persia网站，见. [2005年10月9日]；以及cf.A Zoroastrian Educational Institute网站，见. [2005年10月9日]
[16]cf.Hanns-Peter Schmidt，“Simorgh”，Encyclopaedia Iranic.
[17] cf.Gherardo Gnoli.“Khvarenah”），见 .[2006年5月23日]。
[18]《阿维斯塔》的《亚什特》主要是分别对一些重要的善神作具体的赞美，见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8-21、241-251页。
[19]见. [2005年10月14日]。cf.Mary Boyce,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ies of Zoroastrianism,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y Boy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p.30.
[20] cf.Mary Boyce,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ies of Zoroastrianism,p.30.
[21]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Encyclopaedia Iranica,vol.III, ed. Ehsan Yarshat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9，pp.510-511a and p.513a.
[22]安禄山为操东伊朗语的粟特人，“轧荦山”《广韵》音可拟测为*æt lɔk ʃæn，应该就是Verethraghna或其历史变体的音译。史料中以“光照”渲染此神，适反映其在宗教象征中与灵光神共有Vareghna鸟这一特性。或有将Verethraghna/Bahram径称为胜利之神者，然拜火教另有胜利之神Vanant，《亚什特》第21篇就是其专门颂歌，见. [2005年10月15日]。
[23]见. [2005年10月15日]；cf.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1a；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212页。
[24] cf.G. Gnoli,“Bahram，i. In Old and Middle Iranian Texts”，p.51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