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汉代的典籍中，没有赵高是阉人的说法。首先，《史记》和《汉书》没有。其次，汉初贾谊着《过秦论》讨论秦国灭亡的原因，没有秦有宦阉之祸的说法，他在《新书·保傅》篇中说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都是文法酷烈的事，没有提到过赵高是宦阉。昭帝时期举行盐铁会议，文学与御史间多次提到赵高祸害秦的事情，说赵高“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上，”“以峻文决罪于内”，“增累秦法以广威”，对赵高的指责，详尽淋漓，没有一句提到宦阉的事情[21]。南朝范晔着《后汉书》始撰《宦者列传》，列举古来的宦阉，没有说赵高是阉人，列举历代亡国之祸说：“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也不曾提及秦有宦阉之祸。赵高是在何时被说成是宦阉一事，笔者未遑详考，但可以肯定不是西汉的事情，可能就是就是源于上述《集解》所引的刘氏所云。《集解》的作者裴骃是南朝宋人，他所引的刘氏，不知何时人。想来，刘氏或许是汉晋以来东汉刘氏一族的后代，痛恨宦阉专权乱国，故有此极端的臆断，后世不详考，以错传错，陈陈相因，唐以后，遂成定论，一直流布到今天。
我们知道，赵高是有儿女的人。他的女儿，嫁与阎乐。阎乐任咸阳令，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事情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显然，如果不带偏见，不对史料加以曲解的话，赵高可以肯定不是宦阉。
五、始皇陵铜车马御手与车府令
1980年，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以实物之二分之一缩小铸成，分别定名为一号铜车马和二号铜车马。一号铜车，四马牵引，有站立御手俑一名，被认为是始皇帝所使用的立车。二号铜车，也是四马牵引，有跽坐御手一名，被认为是始皇帝所使用的安车。一号车的御手，身着长襦，戴冠，佩剑和玉环，双手握辔，站立于车前。二号车的御手，身着长襦，戴冠，佩剑，跽坐于车前部，双手握辔。二号车的御手，论者多以为是天子法驾出行时的御官，为奉车郎[22]。
奉车郎，见于东汉典章制度。《后汉书·服舆志上·法驾》“乘舆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雒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西汉典章制度中，不见有奉车郎。武帝时期，初次设置奉车都尉，执掌天子乘舆车的驾驭。《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秦帝国时代，皇帝的出行乘舆，是由车府令执掌。始皇帝第五次巡幸，赵高以中车府令同行，随时侍候于皇帝身边。始皇帝死，赵高与胡亥、李斯策划沙丘之谋，密不发丧，“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如此重大的事情，之所以能够瞒住随行百官，只有赵高、胡亥、李斯以及“幸宦者”五六人知道，正是因为皇帝出行，主要活动于车中，中车府令赵高完全掌握了车马乘舆的原故。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沙丘之谋，是一次车上的政治阴谋，其阴谋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制度上的原因就是秦的中车府令掌管皇帝的出行车马乘舆。《集解》引伏俨曰：“中车府令，主乘舆路车。”非常贴切。
中车府令，又称车府令[23]。《汉书·艺文志》：“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正称车府令。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车府”、“中车府丞”[24]，《张家山汉墓竹简·秩律》有车府（令），秩六百石，丞三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属官车府令，有丞。《后汉书·百官志》，太仆属官“车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主乘舆车。丞一人。”《汉官》：“车府（令），员吏二十四人。”《宋书·百官志》曰：“车府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二汉、魏、晋并隶太仆。太仆既省，隶尚书驾部。”对秦、两汉到魏晋的车府令，作了简单的条理。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对秦汉车府令之源革执掌作一概述，秦官有车府令，执掌皇帝出行的乘舆车辆，官秩六百石，有丞一人，秩三百石。两汉以来，车府令属于太仆，秩禄不变，吏员有二十四人。秦到汉初，车府令执掌乘舆车辆的管理驾驭，汉武帝时，新设奉车都尉，奉侍皇帝乘舆，东汉以来，皇帝的法驾乘舆，有奉车郎驾驭。车府令执掌乘舆的部分职能，随时代变迁有所分散。
车府令执掌乘舆的职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乘舆的设备管理，其一为皇帝出行的随行驾驭。乘舆的设备管理，可以参见《南史·宋文帝本纪》，文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辇蓬故，请改易之；又辇席旧以乌皮缘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蓬未至于坏，紫色贵，并不听改。”非常清楚，皇帝乘舆之种种细部，小到车篷、车垫之陈旧更换，皆由车府令掌管。一号车有伞状车篷，二号车有龟甲形车盖，底部有文茵，正可以与车府令管理的细部相应。
车府令随行，可以见于赵高随同秦始皇出行。也可以见于东汉永平年间，车府令徐匡随明帝出行事[25]。汉代以来，太仆为掌管乘舆马政交通的大臣，仪典大驾，为皇帝御车。秦代掌管乘舆事宜的车府令，也当为皇帝御车。《盐铁论·刑德》文学曰：“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秦使赵高执其辔而覆其车。”虽然是一种指责赵高亡秦的形象比喻，其形象来源于赵高以秦中车府令夺权执政的史事，可以旁证在汉代人的观念里，车府令是要御车的。
车府令的源革执掌清楚以后，我们再来看始皇陵车马坑所出的铜车马。一号、二号铜车马是仿始皇帝生前出行用的车马铸成的，除了尺寸为原本的二分之一外，其装配细节，完全写实于实物原本。二号车为安车，别名辒辌车，其形制，同始皇帝出行所乘坐，死后载尸于其中的辒辌车完全相符。二号铜车马的御官，用与铜车马完全相同的方式铸成，相当于真人的二分之一，其服饰冠冕、武器佩带，处处写实逼真，如同缩小的原本，当为执掌乘舆驾驭的车府令及其相关官属，其冠冕服饰等级，也应当相当于车府令秩禄之六百石[26]。
秦代对于车御的选拔训练，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除吏律：“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繇（徭）戍。”驾驺，即马车的御手，至少要经过四年的学习训练，四年以后，仍然不能驾御者，教官要被罚一盾，本人免职，补服四年徭役。《六韬·武车士》：“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弓，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不可不厚也.”古代对于车士的选拔，在年龄和体魄，车技和武艺上，皆有严格的规定。秦中车府令属下车御的选拔标准，当远在一般的车士和车御选拔之上。铜车马的两位御手，皆束带着冠，佩剑携弩，髭须飘逸，那种威武沈稳的武士形象，正是中车府令官属的仿真造型。
据专家们的推断，铜车马的铸造，在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埋藏于始皇帝下葬之时，也就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之间[27]。考其间担任中车府令者，正是赵高，铜车马的御官，当是赵高所出任的中车府令及其相关官属的形象。铜车马的御官，都是有胡须的堂堂男子，说明中车府并非用阉人，也可以旁证赵高不是宦阉。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对赵高的身世简单叙述如下，赵高的祖上可能是质于秦都的赵国王族，父亲是长于刀笔的文法之吏，母亲是供职于隐官的刑余之人。赵高生于秦昭王四十九（前258）年，他学史出仕，以大史考试第一，入秦宫为尚书卒史，后来得到秦王赏识，举任为中车府令。赵高曾经有罪定为死刑剥夺宦藉，得到秦王的赦免，继任中车府令，后来成为秦始皇幼子胡亥的文法教师。秦始皇三十七年，赵高主谋策划沙丘之谋，拥立二世皇帝胡亥成功，出任郎中令。二世二年，击败政敌李斯，出任丞相。二世三年，发动望夷宫政变，逼迫二世自杀，拥立子婴为秦王，被子婴所杀，享年52岁。赵高长于文字书法，精通法律，行政坚忍，以文法能吏长期仕宦于宫中。赵高有兄弟数人，其弟赵成曾经继任赵高出任郎中令，参与望夷宫政变。赵高的女儿嫁与长安令阎乐，阎乐也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赵高是常年仕宦于宫中的侧近之臣而不是宦阉，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的御官俑，应当就是赵高所出任的中车府令及其相关官属的形象。
注释
[1]马非百先生撰《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列有赵高传，主要在史料汇编和分类，留下辨析和论述的余地，笔者踊先学足迹，力求集积新的材料和研究作新的解说、补充和完善。
[2]《汉书·张骞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 师古曰：「强力，言坚忍于事。」其具体事例，见《后汉书·吴汉传》“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讲的是吴汉在战争中临事坚忍自若。又见《汉书·赵广汉传》“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讲的是赵广汉行政坚忍勤奋。《史记·李斯列传》二世夸奖赵高：“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就是对赵高强力的具体解说。
[3]《史记·李斯列传》二世对李斯说赵高：“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国语·晋语一》：“甚精必愚。”《孟子·离娄下》：“取伤廉。”《释名·释言语》：“廉，敛也，自检敛也。”同传二世夸奖赵高：“絜行修善”，就是对赵高精廉的具体解说之一。
[4]《史记·蒙恬列传》“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管子·君臣上》：“上惠其道，下敦其业。”《申鉴·杂言上》：“君子何敦夫学?”黄省曾注：“敦，勉也。”
[5]《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二年律令·史律》。张金光《秦制研究》第十章“学吏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李学勤《试说张家山汉简“史律”》（《文物》，2004年第4期）。
[6]《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内史杂律：“非史子逸（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7]《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晋书·卫恒传》也说：“昔周宣王时，史籀始着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
[8]据上引《史律》，史学童十七岁入学室学习，入学室以前，他们已经早早地学习过识字和写字了，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他习文字书法，当还要早些。《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虽然讲的是先秦古代的事情，也可以作为秦汉时代学童事情的参考。
[9]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编年记》。
[10]参见《史记》赵世家，《战国策》赵策，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11]《史记·吕不韦传》。
[12]《史记·秦始皇本纪》
[13]《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条。
[14]《秦集史》赵高传。隐宫，当为隐官的意见，也见于陈直《史记新证》p24。关于隐官和隐宫的详细考辩，见刘瑞《秦代的“隐官”、“隐宫”考》（《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秦汉的名田制，参见杨政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
[16]参见《史记·酷吏列传》附张汤传，《汉书·张汤传》。
[17]《秦集史》赵高传。
[18]裘锡圭<说宦皇帝>，《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19]《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宦者，就是指称仕宦于王或者皇帝者。《史记·粱孝王世家》：“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着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汉宦官，就是仕宦于汉皇帝之官，如同粱之侍中、郎、谒者。阎布克先生撰有《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三期），据新出的张家山汉简，对“宦皇帝者”，从法律和官秩的角度作了整体的解释，请参见。另外，日本学者好并隆司撰有《张家山汉简の律文における宦皇帝について》（《别府大学大学院纪要》第五期，2003年3月），也可以参见。
[20]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
[21]参见桓宽《盐铁论》《相刺》、《周秦》诸篇。
[22]袁仲一、程学华《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一号，1986年，收于《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二号铜车马御官是奉车郎的意见，得到学界的认同。同年，日本学者曾布川宽撰长篇文章《秦始皇陵と兵马俑に関する試論》（《东方学报》第五十八册，京都，1986年。），也持奉车郎的意见。关于始皇陵及其陪葬坑新的研究报告，参见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3]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职史稿》（齐鲁书社，一九八四年）第二章太仆条
[24]周晓路、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今年八月在西安，承蒙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程林泉先生厚意，得以亲见实物，并承蒙告知，正在整理的大量秦封泥中多有车府官属而无奉车郎类，特此致谢。
[25]《后汉书·吴良传》：“永平中，车驾近出，而信阳侯阴就干突禁卫，车府令徐匡钩就车，收御者送狱。”
[26]兵马俑出土以后，不同服饰冠冕的将士俑的等级判别，一直是学界探讨的课题，但一直没有一个比较肯定的参照标准。主要探讨，可以参见陈孟东《秦陵兵俑衔级试解》、陈孟东、卢桂兰《秦陵兵俑爵级试解》（两文皆收于《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秀珍《秦御官所配玉环与我国古代的佩绶制度》（《秦文化论丛》第五辑、1997年）等论文。笔者以为，如果二号铜车马御官为车府令及其相关官属的看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标准，将兵马俑中与该御官冠冕服饰类似的军吏俑，大致定为六百石，然后再来推定其上下的等级。
[27]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初探》（《文物》1983年第七期）。
[28]《六韬·武车士》：“能缚束旌旗”，《玉海》引作“能超乘持旌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