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范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范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21]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在当前腐败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势下，强调允许风闻言事，也许更有其特殊意义。例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一伙的腐败问题，在北京市早有传闻，真正得到揭发和惩治，已经太迟了。我们的报刊、电视、电台之类为什么就不能设置专栏，允许任何社会主人，对任何公仆及其亲属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揭发，允许风闻言事，允许当事人申辩，更应当有有关机构的审核报告。我想真正按此方式行事，必将对腐败问题产生强大的威慑作用。
回顾共和国的五十年史，尽管人类和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西元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但从人们的观念到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能说都比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进步。当领袖神化，人们成天山呼万岁，“右派”、“右倾”、“反党”等铁帽子满天飞，杜绝言路，拒谏饰非，把整个民族推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之时，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水平实际上就降到了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以下。因此，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对今人而言，就不能说是毫无教益和借鉴作用。
民主与专制政体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普选，即直接选举制。中国大致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后，就取消了原始社会的选举传统。二是对最高权力能否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三是舆论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控舆论。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多少体现了后两条精神，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民主因素，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相比，不能说没有明显的、巨大的进步。中国古人虽然强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22]但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莫不以防民之口作为重要国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一般已有了言论自由。如果真要封杀和禁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就根本没有问世的可能。古人强调“后从谏则圣”，只是要劝说君主纳谏，而西方国家大致做到了政治活动家不贤，则通过舆论揭发、选举等方式倒台，这又是巨大的进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是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圭臬，提出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的标准和规范。例如他们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工资，即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巴黎公社原则强调新社会干群关系，就是社会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一切社会公仆决不是天然尊长，必须由社会主人直接选举产生，随时罢免，反对等级授职制。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一词曾风靡一时，笔者在此愿重复使用。何谓乱？社会上深固的专制陋习、等级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上、法律上的缺陷等，是谓乱；何谓正？按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从观念到法制，建立社会主人与公仆的全新关系，是谓正。
这项拨乱反正的工作不是做得很多，而是做得太少，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某些舆论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在根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这里且不说滥用诸如“父母官”之类的古代词汇，对领导干部进献非公仆身份的谀词。例如新闻媒体上社会公仆视察，而有劳社会主人们列队鼓掌欢迎的镜头，早已司空见惯。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看来，又成何体统？又如一些舆论常说，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这句话其实就是把领导干部置于居高临下，高群众一等以至数等的特殊地位。按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公仆到主人之中，是应当洗耳恭听主人“训话”的问题。再如某些干部听不得社会主人的尖锐批评，动辄下令禁绝，他们的见识，其实还是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人见识之下。按照巴黎公社原则，他们是没有资格和权力那么做的，这当然是一种凌驾在社会主人之上，滥用权力的行为。其实，社会主人的批评愈是刺耳，愈是尖锐，社会公仆就愈有义务深自惕励，向社会主人引咎自责，甚至主动引咎辞职，这才是由公仆身份决定的公仆本色。
由于中华民族的专制陋习深重，这项拨乱反正工作当然是艰巨的、长期的，却又是非做不可的。在从事拨乱反正的工作时，固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为本，正本清源，但不论是古代台谏政治，或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有益经验，也应当认真吸取，而不应拒之门外。
[1]《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36《台谏·谏官御史其职各略》。
[2]《贞观政要》卷2《论求谏第四》。
[3]《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3《玉牒初草》。
[4]《历代名臣奏议》卷183。
[5]《历代名臣奏议》卷206。
[6]《宋史》卷242《仁宗郭皇后传》，《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
[7]《朱子语类》卷12９。
[8]《明史》卷20９《杨爵传》，《浦鋐传》，《杨继盛传》。
[9]《明史》卷226《海瑞传》。关于明朝诏狱之惨，参见王春瑜：《“土地庙”随笔·读〈诏狱惨言〉》。
[10]转引自王春瑜：《“土地庙”随笔·读〈玉抱肚·官悟〉》。
[11]《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2]《尚书·说命上》。
[13]《宋史》卷168《职官志》。
[14]《老学庵笔记》卷8。
[15]《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36《台谏·古者谏官无定员后世谏官有常职》。
[16]《尚书·太甲下》。
[17]《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二月庚申廖刚奏。
[18]《避暑漫抄》引《秘史》，《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19]《历代名臣奏议》卷206。
[20]《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壬午。
[21]《宋史》卷337《范祖禹传》。
[22]《国语·周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