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晋十六国始，因长期分裂，南北两地在学术文化方面呈现出很多差异。这些差异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回顾以往的研究史，我们发现研究者对涉及南北差异的一些关键性史料的理解并不相同，比如对《世说新语》记载的一段有关“南人”、“北人”的对话，研究者的认识就有分歧。这些分歧不解决，进一步讨论就很困难。

一 “南人”、“北人”

　　《世说新语·文学》篇：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针对这段对话，唐长孺先生曾经解释说：“从来引这一段来说明南北学风的都以为褚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我觉得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褚裒（季野）为阳翟人，孙盛（安国）是太原人，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虽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1]
　　唐先生关于“南北”地域界限的推测相当有分寸，只是说“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而没有把话说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的确没有过硬的史料可以支持这一推测。《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

唐先生试图用这条史料证成己说。他说：“祖纳为范阳人，钟雅为颍川人，这又是河南北人的彼此诋毁，与褚孙的相互推重事虽不同，而同以河南北相对比则一。”范阳在河北、颍川在河南，这自然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当时人钟雅、祖纳所使用的称谓恰恰不是“南人”、“北人”，而是“汝颍之士”、“幽冀之士”。此外，唐先生还引了卢毓《冀州论》中的一段文字：“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唐先生解释说：“何晏的贬抑冀州也许意在贬抑河内之司马氏。但卢毓为涿郡人，何晏、邓颺都是南阳人，卢毓为汉代经学世家，何晏则新兴玄学之创始人，这里的徐、豫与冀州也是河南北的对比，雍州只是作为陪衬而已。”[2]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例子相同，卢毓等人使用的也是具体政区的称谓而非“南北”。
　　对于幽冀地区，除“幽冀”外，当时人也常用“河北”来指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武帝纪》载曹操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晋书》卷七一《陈頵传》载，解结问僚佐：“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未见将“河北”省称为“北”的例证。
　　对于大河以南地区，当时人也并不以“南”视之。《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载庾亮上书曰：

　　臣凡庸固陋，少无殊操，昔以中州多故，旧邦丧乱，随侍先臣远庇有道，爰容逃难，求食而已。

《晋书》卷一○○《陈敏传》：

　　及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敏建议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从之，以敏为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

以上如汝南孟公威、谯国桓彝、颍川庾亮籍贯均在大河之南。又《陈敏传》前云“京师”，后称“中州”，据此可知当时人对大河以南地区习惯上是称“中州”，或称“中国”。[3]与此相适应，对该地之人则多称“中州士人”、“中州之士”、“中州人”等，如陈寿书称：“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全）琮居者以百数”，[4]华谭致顾荣信中云：“诸贤何颜见中州之士邪！”，[5]孙盛《晋阳秋》曰：“吴人以中州人为伧。”[6]类似的例证很多，不一一列举。
　　关于“南人”、“北人”的含义，史籍中是有明确记载的。《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注引《九州春秋》：

　　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

《世说新语·排调》篇：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晋书》卷五七《吾彦传》：

　　会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彦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饷陆机兄弟，机将受之，云曰：“彦本微贱，为先公所拔，而答诏不善，安可受之！”机乃止。因此每毁之。长沙孝廉尹虞谓机等曰：“自古由贱而兴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干、侯孝明、唐儒宗、张义允等，并起自寒微，皆内侍外镇，人无讥者。卿以士则答诏小有不善，毁之无已，吾恐南人皆将去卿，卿便独坐也。”于是机等意始解，毁言渐息矣。

以上诸条中的“南人”显然都是指江南之人。又，《晋书》卷五四《陆云传附传》：“太康中，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同书卷六五《王导传》载王导语：“顾荣、贺循、纪赡、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同书卷六八《薛兼传》：“兼清素有器宇，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儁’。初入洛，司空张华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以上“南士”、“南土之秀”、“南金”中的“南”，与所谓“南人”之“南”含义完全一致。我们再看有关“北人”的记载。《晋书》卷六七《郗鉴传》载郗鉴咸康五年（338年）临终语：

　　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

郗鉴是兖州高平人，率领着北方流民来到南方，所以他说“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又，《世说新语·德行》篇：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邓攸是平阳襄陵人。平阳郡属司州。邓攸之甥称“北人”。此“北人”与郗鉴所云“北人”含义相同，都是指北方之人。
　　总之，分析魏晋人用语习惯，可知“南人”就是指南方人，“北人”就是指北方人，与大河南北没有关系。

二 “渊综广博”与“清通简要”

　　关于南人、北人学术上的差异，东晋褚、孙的讨论实际上并不是第一次，至少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有过讨论。《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吴书》：

　　策既定豫章，引军还吴，飨赐将士，计功行赏，谓翻曰：“孤昔再至寿春，见马日磾，及与中州士大夫会，语我东方人多才耳，但恨学问不博，语议之间，有所不及耳。孤意犹谓未耳。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

孙策与中州士大夫的讨论也涉及到了南北学风的差异，只是没有用“南人”、“北人”的称谓，而是以“中州士大夫”、“东方人”相称。按孙策语，中州士大夫认为东方人学问不博，言外之意当然是认为自己学问渊博了，这与褚季野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正可呼应，说明“北人”的确是指北方之人。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讨论都是在“学问”上比较南北差异。那么，什么是“学问”呢？一般而论，“学问”当然是泛指各种知识而言，不过东汉人所说的“学问”往往是专指经学上的学问。《后汉书》卷二二《马武传》：

　　帝后与功臣诸侯讌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

《太平御览》卷二二八引《东观汉记》：

　　周泽少修高节，耿介特立，好学问，治《严氏春秋》，门徒数百人，隐居山野，不汲汲于时俗。

《后汉书》卷四四《徐防传》注引《东观记》载防上疏曰：

　　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学者务本，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思核经意，事得其实，道得其真。于此弘广经术，尊重圣业，有益于化。虽从来久，六经衰微，学问寖浅，诚宜反本，改矫其失。

《三国志》卷四九《士燮传》：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