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其可厌乎？厌言非盛世事也。”《元史》卷182《张起巌传》说，“风纪解体，正直结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主张“建台阁，广言路，维持治体”。

明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25说：

　　“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则愈疏。’未尝以怨为非也，惟其怨，所以为温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讥之，是贡谀献媚，唯诺取容，斯谓之忠爱。而厉王之监谤，始皇之设诽谤律，足称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乎？”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4引洪熙元年诏：

　　“古之盛世，恒采民言，用资戒警。今凶险之徒，往往摭拾，诬为诽谤，法吏刻深，锻炼成狱。刑之失中，民则无措，今后但有告诽谤者，一切勿治。”

　　以“诽谤”为藉口，钳制人口，杜绝鲠论，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厉王之监谤，始皇之设诽谤律”，就是实例。明洪熙帝能颁发此诏，表明他希望实行较为开明的统治。夏良胜《中庸衍义》卷4说：

　　“盛世君臣尽言不讳，而交修以道。”

《明穆宗实录》卷40隆庆三年十二月壬寅，《钦定续通典》卷112，舒化等言，“近者以部院政事，属厂、卫严访，百官惴惴，莫知所措”。“今以暗访之权，归诸厂、卫。万一人非正直，事出寃诬，由此以开罗织之门，神陷穽之术，网及忠良，殃贻善类，是非颠倒，陛下将安从乎？且陛下既委之厂、卫，厂、卫必托之番校，此辈贪残，何所不至，人心忧危，众目轻（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舒化等说，用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来监视官员，干涉政务，“非盛世所宜有也”。《文章辨体彚选》卷118邹元标《乞斥辅臣回籍守制疏》说：

　　“古先盛世，草茅贱士，农工商贾，皆得竭智尽力。（张）居正在事，大臣持禄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诚有之矣。折绣槛于彤庭，投忠肝于玉陛，未之见也。间有忧闗国计，虑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谈当世，不先禀命，则有今日陈之，而明日罹罪者矣，岂盛世所宜有哉！”

刘宗周《刘蕺山集》巻4《辞少宰疏》说：

　　“皇上不能容一狂直词臣，数起重狱，自此中外颇以言为讳，积成暌贰之端，甚非盛世之福。”

范景文《文忠集》巻1《救吏科给事中周朝瑞免降疏》说：

　　“使下有犯颜敢諌之士，足见盛世之有人。”

《东林列传》卷10《袁继咸传》说：“谏而被刑，非盛世事。”《闽中理学渊源考》卷50《佥事黄未轩先生仲昭》说：“初出草茅，敢言直谏，实盛世事。”

　　上引古人的言论表明，唯有容纳和欢迎直言，方能成其为盛世；摧残和压制直言，就不能成其为盛世。其实，不论是言者无罪或有罪，[10]都只能是专制统治者的语言。言论当然有是有非，但应当通过平等讨论，通过实践加以解决。《国语·周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古代著名的格言，然而后代的专制统治者，一般并不以周厉王监谤的败亡为戒，其安全感正是建立在“防民之口”的基础上。迷信权力，通过行政权力监控舆论，苛待异论，成为中华古代积久的弊政。当然，监控舆论并非不能取得暂时的效果，就长远而论，却无异于饮鸩止渴。早在延安时代，民主人士黄炎培到那里考察，他向毛泽东提出如何逃脱历代皇朝兴亡的周期律。中国历史上每代皇朝都渴求长治久安，可哪一代又必然逃脱不了“兴亡成败一刹那”的周期律。这又是与专制政体必然摧残和压制直言，“防民之口”密切相关的。
　　值得注意者，后世人们羡称的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人却未曾自夸为盛世。汉朝文景时代其实是个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积蓄国力的时代。汉文帝时，贾谊形容时政为危局，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11]直到汉景帝时平七国之乱，汉朝统治方得以稳定。即使是粗线条地观察，汉文帝和汉景帝显然有失政之疵。唐朝与汉朝不同，武德七年（公元624），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但唐太宗即位后，很快进入国势鼎盛期。尽管如此，贞观之治仍有明显的休养生息的意味。贞观六年（公元632），魏徵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12]魏徵此说可能有危言耸听的成分，但也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已相当繁庶，而广大关东地区尚未恢复到隋朝全盛期的水平。唐太宗估计时势，也只是说“天下稍安，尤须兢慎”。[13]贞观十三年（公元639），魏徵上奏，以“渐不克终”告诫皇帝。[14]贞观末年，宫女充容徐惠上疏谏唐太宗，仍强调“业大者易骄”，“善始者难终”，希望皇帝“守始保末”。[15]由此可见，身处盛世的正人君子，如魏徵等人，甚至如宫女徐惠，他们所关注的，决不是讴歌盛世圣德，取悦于皇帝，而是力图矫治国病民瘼，犯颜直谏。唐太宗君臣身居盛世，而不自诩盛世，这正是他们的高明处。
　　与前述情况相反，如宋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偷安于半壁残山剩水，穷奢极欲，贪贿成风，迭兴冤狱，倒是自诩为“中兴”和“盛世”。[16]仲并《浮山集》卷2《代人上师垣生辰》赞美秦桧说，“盛世还生瑞世人，东风屈指岁华新”，“平立伊周伯仲间，几岁苦心扶国步”，“不用天河洗甲兵，只凭直道致升平，三王事业贤臣主，一代师儒难弟兄”，“休将前古论今日，万古无人敢抗衡”。周紫芝赋诗称颂说：“拜恩元老重，沛泽万方均。盛世无遗典，中华有圣人。”[17]这只能说明，宋高宗君臣的罪恶统治愈是不得人心，就愈是需要以“中兴”和“盛世”作自欺欺人式的麻醉和掩饰。
　　清朝皇帝最喜自夸盛世，如《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68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说：“当此太平盛世。”加之《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约有四、五十处提及自己治下是“盛世”。干隆皇帝时所编的《八旬万寿盛典》更有七十余处自命为“盛世”。王春瑜先生认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幻景而已。”[18]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现代中国疆域方面功不可没（今日的中国版图约只及乾隆时的四分之三），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主要时代，大致有三。一是西方逐渐进入近代民主，逐渐走向以舆论监督权力，而清朝却加强专制政体，厉行历史上最长、最血腥的文字狱。彼此拉开了强盛的民主政体与腐朽的专制政体的差距。二是西方学者的聪明才智用于自然科学，实现了近代科学革命。胡适先生曾惊讶于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反而用于故纸堆，这就是为一些人艳称的乾嘉学派。如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可称得上是当时世界的文化巨人，而乾嘉学派在经学上有所成就，其代表人物却仅是当时世界上的文化矮子。清代学者株守儒经，仍将儒学视为天下的第一大学问，遂成井蛙观天之势。三是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停留在落后农业国的水平。尽管在清朝典籍中，有数不尽的对皇清“盛世”的赞谀，然而经历康、雍、乾三代，中国在国际竞争的败势遂成定局，却并不醒悟，犹夜郎自大。
　　即使在此所谓盛世，如康熙时的陆陇其《三鱼堂外集》卷4《弭盗》所述：“故前史所载龚遂、虞诩、张纲、李崇之徒，其弭盗之功，非不啧啧人口，然愚尝鄙之，以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统，海不扬波，可谓治平矣，而江浙之间，政烦赋重，歳书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为之所乎？”“政烦赋重”又与盛世如何名实相符？至于康、雍、干三代大量的贪腐情况，在此不必缕述。其实，清朝皇帝调集一切舆论手段，自诩盛世，正是对自己统治缺乏信心的表现。否则，他们何以会制造绵延长达一百四十年的文字狱，必定要把舆论揉搓到随心所欲而后快？何以严禁汉人移民关东？无非是准备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要逃回龙兴之地。
　　中国古代是有隔代修史的惯例，有的或是隔两代以上，但诚如陈四益先生早已指出，并无“盛世修史”的旧规。[19]例如元朝修辽、宋、金三史，就正值败亡的季世。人们对盛世的概念固然也可提出不同的标准，但是，上述的四条标准只怕还是难以推陈出新的。难道贪官污吏多如牛毛，可称盛世？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能称盛世？古史的史实证明，巧言令色者之自欺欺人、进谀邀宠，其实完全不足以构建盛世。他们口头和笔下的“盛世”，不过是肥皂泡而已。在现代史学史上固然有如“古史辨”讨论的前辈那样，力图透视迷雾，探求真谛。但也有伪科学，伪者，不求真务实，弄虚作假之谓也。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本世纪开初之“盛世修史”，都是伪科学的标本。如果说，当年的“评法批儒”，尚有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做违心事的情况。今日之“盛世修史”，则是主动请缨，睁着眼睛说瞎话。居然在2004年的讲课中说什么一千年出一个盛世，按汉代文景之治距离唐贞观之治仅为767年，而讲课的当年却是辽宋澶渊之盟1000年，澶渊之盟后的宋朝算是盛世吗？连起码的、浅显的历史算术都不想弄清楚，就信口乱说，其故安在？

　　（原载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5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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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鄂国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2]《要录》卷198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
[3]《挥麈后录》卷1。
[4]《贞观政要集校》卷3《论择官第七》。
[5]《张太岳集》卷36《陈六事疏》。
[6]《张太岳集》卷26《答藩伯吴小江》。
[7]《全唐诗》卷225《行次昭陵》。
[8]《资治通鉴》卷195。
[9]《历代名臣奏议》卷206。
[10]《白氏长庆集》卷28《与元九书》：“言者无罪，闻者作戒。”
[11]《汉书》卷48《贾谊传》。
[12]《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
[13]《贞观政要集校》卷1《政体第二》。
[14]《贞观政要集校》卷10《论慎终第四十》。
[15]《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征伐第三十五》。
[16]《紫微集》卷1《绍兴中兴上复古诗》，《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癸未。
[17]《太仓稊米集》卷26《绍兴丙寅岁当郊祀积雨弥月已而大雪前事之夕雪霁月出越翌日天宇开霁日色晏温天子乃躬祀于郊丘赋诗二十韵》。
[18]《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尊重历史》。
[19]《读书》2002年第10期《盛世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