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直《卫庐精舍藏稿》卷20《启江陵张相公》说，“比年某再履荆湘之间，有遍邑蒿莽，万亩波漂，孰为吊讯？至如敝乡昔时腴民，十丧八、九。询诸呉会之间，亦莫不然”。“稽之《唐书》，其中叶犹以催科为下。考今盛世乃如此，虽然使今不催科，则国计不充，使仍以催科为课，则民困不知何所终也”。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7《圣明亟垂轸恤疏》说：
“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卷15说：
“但盛世家给人足，民或无藉于賖贳，不如传言尊者食新，卑者食陈，别其老壮，示孝养之道也。”
以上的言论表明，没有百姓的安居乐业，就说不上是盛世。
三、社会犯罪率高，大抵源自贫富差别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社会道德下降等诸多复杂因素，是各种因素的复合表征。社会犯罪率之高低，总是与社会的不公正、变态，还有阶级矛盾之尖锐成正比。但社会犯罪率低，则无疑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针。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11《贺刑部断狱表》说：
“民知逺罪，冒犯寖希，吏有奏疑，报论即下，以盛世土疆之广，无攸司简牍之繁，欢心交通，恊气充塞。”
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39《停推疏》说：
“凡曰含生，微一夫徽纆之系；庶几盛世，追中古囹圄之空。”
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3引焦竑之说：
“今饥馑频仍，羣不逞之徒钩连盘结，此非盛世所宜有也。”
上述言论都表明，如果社会犯罪率高，就“非盛世所宜有”。按《资治通鉴》卷193载，唐贞观四年（公元630）时，“天下大稔”，“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百姓“外户不闭”，即古人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就是盛世社会犯罪率低的写照。
四、在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是无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使之不激化。认真听取揭露社会弊病和矛盾的直言，并努力矫治，是避免矛盾激化的关键。然而在专制时代，往往是不易做到的。各种社会弊病堆积的结果，必然使历朝历代走向灭亡。中国古代向来把容纳和欢迎直言，作为太平盛世的重要标尺。杜甫在经历安史之乱的祸难时，特别追忆大唐太宗时代的辉煌业迹说：“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7]贞观之治之所以成为古代著名的太平盛世，是与唐太宗能够纳谏从善如流分不开的。或者说，贞观盛世与直言是互为依存的唇齿关系，盛世依赖直言，直言支撑盛世，无直言弊政，盛世就不可能出现。史书记载，唐太宗“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8]这就不单是容纳和欢迎直言，而是主动地引导直言。魏徵的话经常是相当刺耳的，但唐太宗却把他看成是自己“知得失”的一面镜子。不忌讳横挑鼻子竖挑眼式的苛责，鸭蛋里找骨头式的挑剔，正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统治自信心的表现。反之，害怕直言，又是社会缺乏自信力的表现，统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中国古史上，惩创直言，从来是社会走向衰世的表征，是无道
“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徳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闇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
宋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承明集》卷9《十二月四日》说：
“上下无复以诚相与，而谗谄面谀之风炽矣。帝王盛世则不然，主圣臣直，语皆深切着明，未尝迁就其说。”
“主圣臣直”的典故，是来源于《旧唐书》卷77《柳範传》，吴王李恪“好畋猎，损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弹之”，连带批评唐太宗“畋猎”。唐太宗“大怒，拂衣而入”。后来又单独召见柳範，说：“何得逆折我？”柳範说：“臣闻主圣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直。”唐太宗“意乃解”。《宋史》卷386《李彦颖传》载他针对宋孝宗的专断，“廷臣多以中批斥去”，上奏说：
“今谮毁潜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测其故，将恐阴邪得伸，善类丧气，非盛世事也。”
《历代名臣奏议》卷308载宋光宗时虞俦上封事说：
“朝士大夫多不敢窃议时政，于心有所不然者，不过相视太息而已，此岂盛世气象耶？”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44《显谟阁待制致仕赠宣奉大夫陈公墓志铭》载陈岘在宋宁宗时上言：
“中外之臣，佞谀成风，虽居可言之地，且蓄缩不敢尽，皆非盛世事。”
《宋史》卷425《刘应龙传》载，他针对贾似道“当国，百官奏对稍切直者皆黜”而上言：
“正臣夺气，鲠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
《新安文献志》巻75《宋特进少保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新安郡开国公食邑八千九百户食实封三千三百户赠少师谥文清程公（元凤）家传》载，程元凤在宋理宗淳佑时说：
“公论，国之元气也。元气流畅，则四体康强；元气壅塞，则百骸受病。……夫草茅激烈，犹頼优容，台臣尽言，亦其职分，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
牟巘《陵阳集》巻8《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转对札子》说：
“人臣犯颜逆耳，本为难事，藉令未能施用，柰何更加沮伤，遂使循黙成风，此岂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国，列圣相传，未尝罪一言者。”
《论学绳尺》卷9陈文龙《理本国华如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