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已至此，“盛世”一词，已不可不辨。古书上使用诸如治世、乱世、盛世、衰世之类词汇颇多。如《吕氏春秋·仲冬纪》说：“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同书《先识览》说：“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荀子·大略》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是以古时义利之辨为标准的。《周易·系辞下》则用“衰世”一词。《后汉书》卷82《崔骃传》引其赋说：“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又说：“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同书卷110《杜笃传》载杜笃《论都赋》说：“非夫大汉之盛世，藉廱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但对“盛世”一词都无解释。
古人对盛世的内涵没有作出全面的、规范性的诠释，有成百上千的浮词，例如臣僚们自称“叨居盛世”之类，也有许多人的议论，偏重于某些弊病非盛世所当有。如究其规范，盛世大致可有四条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这四条标准当然是互相关连，互为因果的。
一、在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中，要贪官污吏完全绝迹，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古代很少见的盛世中，确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为数甚少。这个简单的道理，古人是早已了解的。马周上奏唐太宗说：“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唐太宗也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4]可见贞观盛世亦并非没有贪官，只是为数很少，能及时处置，没有给百姓造成大的祸害，这在古代已是十分不易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宋真宗咸平三年六月孙何奏：
“分百里之封，或目不知书，或心惟黩货，属当盛世，尤宜厘革。”
《历代名臣奏议》卷313南宋晚期高斯得奏：
“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桓，盖避宋钦宗名讳而改写）、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
明朝《名臣经济录》卷26谢铎《维持风教疏》说：
“近年以来，大开捷径，如纳马纳粟之徒，皆谓其有资国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况今日之纳马纳粟，即他日之鬻爵卖官，此等风声，岂盛世所宜有哉？”
《钦定明臣奏议》卷24周怡《劾严嵩疏》说：
“又如樊继祖附势媚灶，恶迹秽状，罄竹难书。筑城之役，与前任霸州兵备副使王凤灵上下通同，烧无数砖，冒破得银巨万，不数月而冒破无存，丧师偾军，仍以为利，此诚盛世之贼！”
清《御览经史讲义》卷28说：
“守令皆贤，则天下咸理矣。盛世不借才而治，天下何患无人，顾用之何如耳。”
以上言论都旨在从反面说明，如果贪浊之风炽盛，就决不可能有所谓盛世。人们常说政通人和，官清民安，贪官污吏甚众，政既不通，又何以得人和，何以得民安？
二、百姓安居乐业，民安邦固，作为盛世的标尺，也同样是古人的共识。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说，“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5]“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6]《宋书》卷2《武帝纪》引刘裕上表：
“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
《宋朝诸臣奏议》卷100翁彦国《上徽宗乞今后非有大勲业者不赐第》说：
“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宛转计会，踏逐官屋，以空闲为名，或请酬价，兑买百姓物业，实皆起遣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廹，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
宋徽宗在开封赏赐臣僚第宅，造成大片街区的坊郭户民被强制拆迁，“暴露怨咨”，不能安居乐业，故被翁彦国指为“殊非盛世所宜有”。《元史》卷205《卢世荣传》载，元世祖时，右丞相安童上奏：
“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给，行乞于市，非盛世所宜见。”
《钦定授时通考》卷43引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谕：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盛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
《明经世文编》卷127何孟春《省营缮以光治道疏》说：
“国家无事，百三十年于兹，丰亨豫大之运，宜非汉比，而闾阎之下，愁叹之声，窘蹙之态，殊不称于盛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