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封弥誊录的机构与官员
根据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颁布的新定御试条制，负责“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即封弥者为“编排官”；负责“誊写校勘”即誊录者为“封弥官”。x。后又单独设立对读官负责“校勘”，则封弥官仅负责“誊写”试卷。如嘉祐六年（1059）殿试，翰林学士贾黯、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右司谏赵抃3人为编排官，傅求、王陶2人为封弥官，胡稷臣、苏衮、傅尧俞、张次立、宋迪、周孟阳6人为对读官。xi宝祐四年（1256）殿试，“中顺大夫、行大理少卿高衡孙，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兼资善堂赞读皮龙荣”2人为编排官，“朝请大夫、新除大理寺主簿张檠(棼)，朝散郎、干办行在诸司粮料院张蕴”2人为封弥官，“承直郎、差充提领户部犒赏酒库所干办公事陈应星，从政郎、添差两浙路转运司干办公事陈问，从政郎、监行在省仓下界斛面官唐再炳，从政郎、监行在车辂院门余孟成，文林郎、差充两浙西路转运司准备差遣魏正子”5人为对读官。xii又如咸淳七年（1271）殿试，“朝议大夫、新除太府少卿邓益，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右司陈纬”2人为编排官，另有对读官、封弥官各若干人。xiii从目前搜集到的材料看，殿试未见设有誊录官，或许两宋一直遵守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颁布的新定御试条制。
而省试则有封弥官、誊录官、对读官。如咸淳七年（1271）省试有封弥官6人、誊录官3人、对读官24人。当年别院试、四川类省试也均设有封弥官、誊录官、对读官。xiv
负责封弥的机构或场所称为“封弥院”，或称“封印院”、“封弥所”；负责誊录的机构或场所称为“誊录院”，或称为“誊录所”；负责校对的机构或场所称为“对读所”。天圣七年（1029）十月，“诏铸封弥院印三面，誊录所印三面，发解印三面，送礼部收管，遇科场给付逐处使用”。xv官员、机构、印信的设置更为完备。
2、封弥誊录的程序
关于封弥誊录的程序，《长编》卷七六载：
[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丙子（七日），上御崇政殿亲试，……内出新定《条制》：举人纳试卷，内臣收之；先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誊写校勘，用御书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讫；复弥封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始取乡贯状字号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遂临轩唱第。
据此可知，封弥誊录的程序为：第一步，由编排官去掉卷首的乡贯状，即应举人姓名、年龄，曾祖、祖、父三代姓名，籍贯等，以字号作为顺序次第；第二步，交由封弥官誊录、校对；第三步，交初考官评定等第；第四步，将初考官所定等第封上，送覆考官再评定等第；第五步，由编排官对比初、覆考官所定等第的异同，如果不同，即再详阅试卷，确定其中一个相近的等第；第六步，调取乡贯状的字号，与试卷字号相合，即以其姓名、次第和试卷一并上报给皇帝，然后唱名，赐进士及第。
此后，殿试设详定官，负责确定进士等第，编排官专管封弥编号。详定官或从初考，或从覆考，不别立等第。如《梦溪笔谈》卷一云：“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覆考为定，即不别立等第。”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为详定官，奏请皇帝之后，始可别立等第。
解试、省试封弥誊录程序与殿试略同。《梦粱录》卷二《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云：
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不要试官知士人姓名，恐其私取故也。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方发往誊录所誊录卷子。依字号书写，对读无差，方纳入考试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发过别房覆考，如称众意，方呈主文，却于誊录所吊取真卷，点对批取，定夺魁选。伺候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
据此，省试第一步，由封弥所封住卷首乡贯状，在试卷上打字号；第二步，由誊录所誊录试卷，校对无误；第三步，送初考官评定等第；第四步，发送别房覆考；第五步，呈送知贡举，于誊录所调取真卷，确定录取名次：第六步，申报尚书省，拆号放榜。
3、封弥字号
《长编》卷七六、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丙子（七日）载：“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以字号第之。”那么宋代是如何编号的呢？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时期，一般是“于《玉篇》中取字为号”，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殿试，“仍以高等十卷，付宰臣重定。王旦请以‘王臣’字号者为第一，帝然之。因阅晁迥等所正以‘王臣’为首卷，即梁固也。”xvi该榜状元梁固的字号为“ 王臣 ”，即是取自《玉篇》卷第一、玉部第七。
又如嘉祐六年（1061）殿试，“奏乞送‘火冒’字号卷重详定。封弥关详定五号，奏取旨。御药院关奏,圣旨：看详定夺‘革弓’、‘多农’、‘角兒’、‘角碍’、‘虫刀’五号等第。”xvii所谓‘火冒’字号卷，即是状元王俊民的殿试卷xviii，此字取自《玉篇》卷第二十一、火部第三百二十三。圣旨看详定夺的五个字号，“革弓”字取自《玉篇》卷第二十六、革部第四百二十三，“多农”字取自《玉篇》卷第二十一、多部第三百十五，“角兒” 字取自《玉篇》卷第二十六、角部第四百二十，“角碍” 字取自《玉篇》卷第二十六、角部第四百二十，“虫刀” 字取自《玉篇》卷第二十五、虫部第四百一。
南宋时，封弥撰号与北宋有所不同，大概为了防止泄漏和便于编排顺序，一般以三个字组成一个字号，“字号用《千字文》”xix。如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殿试，宣谕宰臣沈该等曰：“……朕前日谕考试官，令取直言，置之上列，非为虚文，可将‘任贤辉’字号卷居第一。”xx“任贤辉”即状元王十朋殿试卷的字号。又如孝宗隆兴元年（1163）二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知贡举洪遵等言：“考校‘己康感’字号试卷，学问源渊，论议切直，为前后场之冠，已考入魁选，偶策卷误犯哲宗旧讳。”诏楼钥特降末等头名。xxi“己康感”即是楼钥殿试卷的字号。
后来，改为“以三不成字凑成一号”。庆元五年（1199）又基本改为三成字。《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二载：
庆元五年（1199）六月，臣僚言：“……至若封弥撰号，例以三不成字凑成一号，盖防漏泄也。殊不知点画之间，便有同异。夫字号用《千字文》，且如‘方’之与‘文’，阙其一画，不知其为方耶？为文耶？以至‘目’之与‘且’，‘才’之与‘寸’，亦然。若不全成，何以区别？前后差误，率皆由此。乞应封弥撰号，并用全字，以绝差误之失。”礼部勘当：“除母头十千等，仍用不成字外，余依所乞。”从之。
嘉定七年（1214）九月四日，通判临安府孔元忠言：
准差监类试所门兼撰号，检会试卷封弥打号，母头既同，从来以《千字文》排去，其间相类，可以添改。如‘乃’可为‘及’，‘王’可为‘玉’，‘白’可为‘百’，‘止’可为‘正’，‘心’可为‘必’，‘比’可为‘此’，‘旦’可为‘且’，‘壁’可为‘璧’，‘乂’可为‘又’，‘中’可为‘甲’之类，共一五十四字。万一或出奸弊，甲能文乙不能文，或有请嘱，将甲乙两卷‘及’字、‘玉’字中选字号，却以‘乃’字、‘王’字试卷添一笔持出，有司仓猝，但见草卷、真卷一同，不假以文比对，便行开拆，何缘辩白？岂不为试者之不幸！乞下封弥所，不许重行施用，并下礼部、国子监契勘。
既而，礼部言：“国子博士曾焕等看详：孔元忠点检得字画相类不合兼用，所乞委是允当。如遇试场，即合遵守施行。”诏从其请，孔元忠所列举的154个字画相类的字，在封弥撰号时不再使用。xxii
三、封弥誊录制度的论争与废复
殿试、省试实行封弥誊录制度之后，立即得到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应举人的赞扬。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真宗降诏榜下礼部贡院，说明“所以杜绝私请、搜扬寒秀之意，举人见者咸喜”。十二月丙辰（二十四日），真宗与宰相王旦等谈及此事，王旦等曰：“昨颁《考较新格》，周行中颇有议论，且言中书不能守科场大体，但疑春官有私。及诏榜出，天下士乃知陛下务尽至公，恐多遗才，故更此条贯也。”xxiii 第二年，第一次施行《考较新格》，真宗对封弥考校的结果也很满意。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癸未（二十一日），宋真宗曾对宰相王旦等说：“今兹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材艺者，皆喜于尽公。”xxiv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戊戌（十八日），赵安仁等上礼部合格人数、姓名。真宗又对宰相王旦说：“今岁举场，似少谤议。安仁等适对，朕亦以此语之矣。”王旦说：“条式备具，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其实由此。”xxv其条式主要即是指封弥誊录制度。
但此后对是否实行封弥誊录，还有一些议论和反复。一次是在庆历新政之时。庆历三年（1043）九月丁卯（三日），范仲淹、富弼等应诏上奏曰：
三曰：精贡举。……又外郡解发进士、诸科人，本乡举里选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词藻、墨义取之，加用弥封，不见姓字，实非乡里选举之本意也。……臣请重定外郡发解条约，须是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荐，更不弥封试卷。其南省考试之人，已经本乡询考履行，却须弥封试卷，精考艺业。xxvi
于是，仁宗命翰林学士宋祁等修订贡举考试条制。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言：
国子监、开封府发解，就试人数既多，其进士、诸科卷子并依旧封弥誊录外，诸州发解，已令知州、通判、职官、令录等保明行实，更不封弥誊录。xxvii
仁宗批准了宋祁等拟定的贡举新制，即诸州解试，“更不封弥誊录”。庆历四年十一月，知谏院包拯上奏曰：
天下郡学自罢听读之后，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诏下，投牒求试者比比皆是，长吏等又安能一一练悉行实哉？不免只凭逐人递相保委，然而诈伪猥杂者亦无由辨明；兼每州用试官一员，是天下试官逾三百馀员，必恐未能尽得其人，而悉心于公取也。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势不得已因而升黜者有矣，又何暇论材艺、较履行哉！洎取舍一谬，则是非纷作，不惟抑绝寒素，窃虑天下因此构起讼端多矣。况封弥誊录，行之且久，虽非取士之制，稍协尽公之道，若今来诸州发解举人，且令仍旧封弥誊录考校，于理甚便。xxviii
庆历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即遭夭折，科举新制尚未施行，即被废罢，诸州解试依旧封弥誊录。《长编》卷一六四载：
庆历八年（1048）四月丙子（八日），诏：“科场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无易。” 时礼部贡院言：“（庆历）四年，宋祁等定贡举新制，会明年诏下，且听须后举施行。今秋赋有期，缘新制，诸州军发解，但令本处官属保明行实，其封弥誊录，一切罢之。窃见外州解送举人，自未有封弥誊录以前，多采虚誉，苟试官别无请托，亦只取本州曾经荐送旧人，其新人百不取一。自封弥以后，考官不见姓名，即须实考文艺，稍合至公。……伏惟祖宗以来，得人不少，考较文艺，固有规程，不须变更，以长浮薄。请并如旧制。”故降是诏。xxix
第二次集中议论封弥誊录是在王安石变法时。熙宁二年（1069）四月，诏议科举。五月，苏颂上奏曰：
所谓考试关防太密，弥封、誊录是也。夫弥封、誊录，本欲示至公于天下，然而徒置疑于士大夫，而未必尽至公之道，又因而失士者亦有之。何则？国家取士，行实为先。今既弥封、誊录，考官但校文词，何由知其行实？故虽有瑰异之士，所试小戾程式，或致退落。平时常负玷累，苟一日之长可取，便预收采。士之贤否，而进退之间系乎幸与不幸，往往是矣。是岂朝廷之本意耶？……为今之便，则莫若去弥封、誊录之法，使有司得专参详考察。一则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务尽心。二则负实学者得以自明，程文小疵，不虞见弃。三则浅陋之人。固无侥幸之望。至公之道，无大于此。xxx
司马光在熙宁二年五月应诏所上《议学校贡举状》中，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议者又曰：“宜去封弥誊录，委有司考其文辞，参以行实而取之。”臣独以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县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师，一旦集天下之士，独以何术知之？其术不过以众人之毁誉决之。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夫众人之毁誉，庸讵足以尽其实乎？必如是行之，臣见其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托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将纷然淆乱。朝廷必厌苦之而复用封弥誊录矣。夫封弥誊录，固为此数者而设之也。譬犹筑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绝其源而徒去其防，则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xxxi
连反对王安石罢诗赋而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的苏轼也说：
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此数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且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xxxii
王安石变法对贡举制度实行了重大改革，但主要是贡举科目和考试内容方面的改革，而封弥誊录制度，在庆历四年（1044）之后，一直奉行，从未废罢；庆历新政之时，所要废罢者也仅仅是诸州解试中的封弥誊录，而开封府、国子监解试及省试、殿试中的封弥誊录是照行不误的。到熙宁二年（1069）之后，连废罢封弥誊录的议论也极少了。
封弥誊录制度一旦创立就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要是它确实对防止评阅试卷作弊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在《论逐路取人札子》中所说：
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xxxiii
欧阳修的话说得虽然有点太绝对了，但毫无疑问是很有道理的。人称“小东坡”的唐庚（1070～1120）也说：“国朝以来，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离文字晦名、易书暗考而明取之。虽无出长入治之利，亦无毁誉比周之害矣。其大故如此。”xxxiv
在实践中，封弥誊录制度也充分显示了 “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的作用。举例来说，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为殿试考官，决心黜落刘几，而刘几却中了状元。《梦溪笔谈》卷九载：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气。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
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我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之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
还有一个有名的例子：元祐三年（1088），苏轼知贡举，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应举。苏轼特意要使他及第，但结果李廌却落第而归。为此，苏轼作诗以送之。其诗题为《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诗云：
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青袍白苎五千人，知子无怨亦无德。
买羊酤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归家但草凌云赋，我相夫子非癯仙。xxxv
此外，那些废罢封弥誊录制度的理由都是难以成立的。概括起来，其理由大概有二，其一是：实行封弥誊录，“不能守科场大体，但疑春官有私”xxxvi；罢之，“则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务尽心”xxxvii。事实上，正如包拯所说：诸州解试，“每州用试官一员，是天下试官逾三百馀员，必恐未能尽得其人，而悉心于公取也”xxxviii。所以不得不妨。而实行封弥誊录制度，并不会妨碍考官尽心尽力，反而会使考官排除各种请托干扰，尽心精选英才。
其废罢封弥誊录的理由之二是：“外郡解发进士、诸科人，本乡举里选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词藻、墨义取之，加用弥封，不见姓字，实非乡里选举之本意也。”xxxix实际上，宋代在参加解试的资格中，已经规定了履行等方面的种种要求，如未犯杖以上刑责，非曾为僧道胥吏，无期周尊长丧服，身不被废疾等等，并且五人为保，立有“保状 ”， 如果在品行方面不合格，本人要受到严厉惩罚，同保应举人也要负连带责任。这样，并非“不求履行，惟以词藻、墨义取之”，而是有效地解决了“履行”与“艺业”的矛盾，不会出现苏颂所担心的“平时常负玷累，苟一日之长可取，便预收采”的情况，也不是像南宋后期的王柏所说：“至糊名之法行，而士之进退一决于三日之虚文，虽纲常沦坏之人，贩缯屠狗之辈，不必择也。”xl
如果不实行封弥誊录，考试官也很难亲知每位应举人的履行，所谓的“考其履行”不过是“采虚誉”罢了。那样就会如包拯所说：“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势不得已因而升黜者有矣，又何暇论材艺、较履行哉！”xli即使不受请托，也会出现“亦只取本州曾经荐送旧人，其新人百不取一”xlii。这样，必然会“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托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xliii。要解决这些问题，又必然回到实行封弥誊录制度。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