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商矛盾是洋务运动的基本矛盾
如上所述，官商矛盾不仅在洋务企业内部存在，而且也在洋务企业外部存在，它是贯穿于整个洋务运动始终的基本矛盾，是洋务运动的基本矛盾。前文的分析表明，产生这一基本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所导致的千年变局中，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试图将近代工业生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压制和阻止民间私人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引起了官僚垄断资本和民间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可是，有论者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认为洋务运动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们说道：“洋务运动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我们认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封建经济解体下出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同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随着外国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而日益加深。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洋务派同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当时，两派围绕是否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斗争。”并且称洋务派的思想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除此之外，没有“切实可行的先进思想”。他们把所谓早期改良派，也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归类于洋务派的思想，认为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在诸如设议院等一些不同于其他洋务派的观点，源于他们的出身经历、时代条件等原因，是一个认识过程的问题。他们由此把洋务运动定义为一个“挽救民族危亡与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124]
首先，持这种观点的人混淆了社会基本矛盾和洋务运动基本矛盾的区别。生产力发展状况与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能直接映射到一场运动上去。一场运动的基本矛盾是由运动的纲领和路线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基本矛盾本身决定的。如果运动的纲领、路线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基本矛盾，那么，它将有助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否则，它将产生新的矛盾，从而激化或延误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洋务运动的纲领和路线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基本矛盾，致使官商矛盾成了贯彻始终的基本矛盾，因而至少延误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
上述论者有意扩大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的分歧，模糊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之间的分歧。他们把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分歧说成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分歧，这样，二者之间的分歧就成了纲领性分歧。任何人都不可能否认洋务派和顽固派在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手段的不同。洋务派主张仿效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即用所谓“图强”和“求富”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他们并不是要让民间、让整个社会掌握近代的生产技术，而是要把这种生产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认识到，如果让民间社会掌握了这种技术，那么，清王朝统治的崩溃也就为期不远了。这一点，李鸿章看得最为清楚，也是最为着急的。关于近代军事技术，他早就向同治皇帝上奏道：最可怕的是民间习得枪炮技术，如果民间“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阵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因此，“鸿章所为每念及此，不禁瞿然起立，慨然长叹也”[125]。关于近代工业技术，他也了解其中的妙处，但就怕被民间习去。他说道：洋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行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确然可解。惟见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26]，真是忧心如焚。所以，他主张“变法图强”，也就是通过所谓“变法”来使清王朝自己掌握近代的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技术，阻止民间掌握这些技术。那么，怎样才能使清王朝自己掌握这些技术呢?按照李鸿章的设想，主要要进行下述三个方面的变法，[127] 即：(1)改革军事技术，建立近代海陆军；(2)发展近代民用企业，设厂造耕织机器、开煤铁各矿、兴办轮船铁路，其方法是“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ZW(〗《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4，第41页。〖ZW)〗，也就是所谓的“官督商办”；(3)改革科举制度，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于沿海省份设立洋学局，学有成效者，授以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后一方面的改革主要是为前两方面的改革提供人才。这些内容，完全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当然，李鸿章的变法思想在洋务派中也是比较激进的。在当时，清政府中对于如何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28] 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有四种意见。一种是坚持同治初年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传统观念。再一种反对改变旧事物，只主张购械制器，而对于设厂制造耕织机器、开煤铁各矿、兴办轮船电报铁路等发展近代民用企业的做法，则表示坚决反对。礼亲王世铎、王文韶及地方督抚中的多数人都属此类。第三种是既主张购置西方的船炮，也同意有限度地引进西方的近代机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刘坤一、李瀚章、李宗羲等人即属此类。第四种在主张引进西方的船炮、机器、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求对旧的制度(如科举制)进行某些改革，李鸿章、郭嵩焘、丁日昌、沈葆桢四人属于此类。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可称为“古法”自强，持第二、第三种意见的人可称为“借法”自强，持第四种意见的人可称为“变法”自强。[129] 第一种人是顽固派，第二、三、四种人都是洋务派，只不过在深度上有差异。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其分歧只不过在如何维持之上。也就是说，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手段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是尚礼仪、用人心呢，还是不同程度引进西方的近代技术、局部变革一些体制因素。在此，我们看不到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斗争，只有如何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斗争。而这两种斗争的性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否则，怎么可能出现当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在洋务派与顽固派在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学习天文算学(1867年)、关于是否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1874年)、关于是否修筑铁路(1880-1889)的三次大论争中，都支持了洋务派的情况呢?正因为二者之间只有手段的区别而没有目的的分歧，慈禧才会支持洋务派。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把慈禧称作洋务派的首领。[130]
那么，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之间的分歧又是一种什么分歧呢?我首先分析一下二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分歧。
首先，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上，早期改良派主张积极抵制，而主要的抵制手段在商战；而洋务派则坚持采取妥协性的“和戎”政策，在对待外国侵略的手段上，则主张以兵战为主。洋务派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才兴起的，有的甚至亲历了鸦片战争，他们尝够了洋枪洋炮的滋味，所以完全丧失了抵制侵略的决心，妥协和周旋成了他们与侵略者打交道的主调。如曾国藩教导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词气宜和婉，意思宜肫诚，切不可露傲骨之象。阁下……尤宜和顺，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131]。李鸿章十分理解这一原则，复信道：“自周秦以后驶外难，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吾师弟在位一日，不得不于此致力一日耳”[132]。当然，洋务派对侵略者的妥协和退让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从内心来讲他们并非完全不想抵抗。若论及如何抵抗，洋务派倾向于兵战。洋务运动的首要着眼点是加强军事技术，70年代开始的创办民用工业活动，主要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兴办煤铁矿，是因为“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此等日用必须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133]。设立轮船、纺织机器各局，是因为“水师与制造相为表里，偏废则不能精”[134]。总之，“商务与船政互为表里，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135]。“以商力养兵力”，这就是洋务派关于商力和兵力之关系的方针。直至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政府仍在强调：“自强之计首在练兵”，而“练兵必先筹饷”[136]。与洋务派不同，早期改良派主张坚决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例如郑观应办洋务主要应是为了御外侮。他把御外侮当作头等大事。他说：“当今之世，与古者情形不同，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他主张“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137]。在抵抗侵略的手段上，早期改良派并不排斥洋务派的船炮方案，但主张主要靠商战。这是因为早期改良派认识到，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两种形式，即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中，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为严重。“各国兼并，各国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其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138] 郑观应因此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39]。主张“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140]。王韬认为“彼所患者不在我之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窃以为商力兵力妥当兼行而并用也。盖练兵以保商，而国威振，国体之尊，即系于是”。他指出：“英之立国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而兵力之强，全在商力之富，以商力裕兵力，二者并行，而乃无敌于欧洲”[141]。薛福成提出“兴贸易藏富于商民则整顿船务为其急政”[142]，把练兵的目的指向商务。陈炽指出，自从通商以来，“将利权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他深感“通商一事，其蠹中国者至深”，提出必须“振兴商务，以与彼争”[143]。也就是说，早期维新派主张用商战的方法抵制外国侵略者，其指导思想是“以兵力佐商力”，这与洋务派的“以商力养兵力”形成鲜明的对照。
“以商力养兵力”还是“以兵力佐商力”，乍一看，似乎区别并不大，只不过是以何者为主、何者优先的问题，但细分析起来，其间的差别就大了，甚至可以说是实质性的、体现两条发展道路之争的差别。首先，以商力养兵力，就是把发展民用工业置于发展军事工业的目标之下，而不是把它作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确立民族独立的根本方法。加上如洋务派自己也认识到的那样，靠单纯的兵力是无法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的，中国只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了。相反，以兵力佐商力，就是要把发展民族工商业放在首位，通过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走上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其次，以商力养兵力，必然要求把商力的发展严格地限制在养兵力的范围之内，即为了实现用商力养兵力的目标，必然严禁商力扩散于民间社会之中，严禁民间资本的自由发展。相反，以兵力佐商力，则要求把发展商力当作目标，也就必然要求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发展民间的私人资本主义。早期改良派人物都要求发展民间和私人资本，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必然结果。早期改良派人物在早期大都赞同洋务派的官督商办论，但他们的基点与洋务派迥然不同。早期改良派是在主张发展民间私人这一基础上支持官督商办的，他们希冀通过官督商办，达到国家政权支持民族资本的发展。他们的基点是商办，是发展民间私人资本。如王韬十分赞同仿行西方的公司组织，但在公司应官办还是商办问题，他明确表明“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144]。他认为应许民间自立公司。他这样写道：“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夫能与民同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145]他对官督商办的理解是，“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护保持”[146]，“商出赀而官预其间”，“实以助商而非病商”[147]。马建忠极力主张自由发展民营工商业，反对洋务派压抑和限制民间资本，他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提出了批评。他主张取消对民营事业发展的禁防，他说：“法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在上者第为民除害，设法鼓舞，令民踊跃于农桑懋迁而不自知”[148]。马建忠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总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本”[149]。在论修铁路时，他说：“民资虽竭，独不能纠股而积少成多乎?联官商为一气，天下岂有难成之事”[150]，希冀以官助商。薛福成要求实行恤商、励商政策。他指出，西洋“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其爱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盖其绸缪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殖之者，无微不至”[151]。怎样恤商、励商呢?薛福认为最重要的是准许与奖励商民自己筹立股份公司。他说：“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152]。他认为官督商办的作用，在于“官为设法提倡，广招殷商，设立公司，优免税厘，俾资鼓励”[153]。郑观应不仅是官督商办的支持者，而且亲身加入了官督商办的事业之中。但是，郑观应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并不等于他支持洋务派搞官僚垄断资本。前文中已有所记述，郑观应在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权应由官方掌握还是由商方掌握，与洋务派官僚是有分歧的。经营权由商方掌握，官督商办企业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私人资本，只不过是得到官方的保护而已；相反，若经营权由官方掌握，官督商办企业就是一种官僚资本，只不过是利用了民间资本而已。郑观应要求由商方掌握经营权，实际上是要通过官督商办形式发展民间私人资本。他认为只有发展民间私人资本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他在论述商人兴办船厂时这样说道：“诚能去其畏官之隐衷，予以谋生之大道，准由公正精明之商总，精择洋匠，开设船厂，实力监工，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虚费必省”[154]。郑观应在参与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中，始终强调坚持维护商股股东的权益，1893年盛宣怀不经股东擅自将招商局款项移作办银行之用，郑观应对此非常不满。他说道：这“虽是挽回利权之策，然擅拨局款兼办银行，不会股东，只求直督批准，于商律不合。盖商律凡公司欲营业，必须开股东会，从多数取决，才可施行。若大权操自直督，无庸商诸股东，日后直督换人，所委总办假公济私者，流弊不堪设想”[155]。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更，官权压倒了商权，郑观应本人也蒙受打击，他终于认识到靠官督商办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官督商办是侵蚀民间资本、阻碍私人资本发展的虎豹豺狼，发出了“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的愤怒吼声。
从如何对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到如何对待民间私人资本的发展，反映了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之间在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不难看出，只有按照早期改良派所主张的那样，以兵力佐商力，坚持发展民族工商业，坚持用国家的力量保护和发展民间私人资本，才能在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走上独立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之间的分歧，才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分歧，而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是看不到这种分歧的。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分歧是怎样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分歧，即是(由清政府及其官僚们，而不是由整个社会)掌握近代生产力还是固守旧法的分歧。两种分歧的性质是不同的。
从以上分析来看，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无论在经济思想还是在政治思想上，都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不是能够用“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56] 来概括的。事实证明，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的分歧是两个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分歧，是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当然，早期维新派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这种认识的。他们主要是在中法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初显败迹之后，才逐渐认识到并扩大了与洋务派的分歧。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洋务派与自己的分歧。二者甚至在“师夷长技”和“变法自强”的共同目标下，一同开展洋务运动。洋务派有赖于早期改良派参与洋务运动，而早期改良派则需要洋务派的扶掖重用。早期改良派大多富有知识但地位较低，洋务派则权重位高。在他们的联合当中，早期改良派处于依附地位。但他们相互视为同道，共同与顽固派进行论战，虽然他们的着眼点不一样。如在铁路大论战中，洋务派与早期改良派都主张修铁路，但洋务派的着眼点是调兵运饷，而早期改良派的着眼点则是利“商政”。中法战争失败以后，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洋务派压制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官商矛盾日趋严重，官权开始凌驾于商权之上，早期改良派才真正看清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本质，认识到靠洋务派是不能发展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他们转而开始批判洋务派。他们反对官督商办，反对洋务派的产业统制政策，要求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他们要求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提供政治前提。当然，在洋务运动时期，早期改良派还不能完全脱离洋务派，形成独立的政治派别。直至甲午战争以后，早期改良派才逐渐发展成为维新派，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派别，并继续与后期洋务派和清政府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直至辛亥革命时期，由他们所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才最终与清政府绝裂。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早期改良思想并不属于洋务思想的固定内容，而是一种先依附于洋务思想、后又从洋务思想中分裂出来的、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洋务思想并不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洋务派的目标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用垄断近代工业生产技术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只有早期改良派的目标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决定洋务运动的根本内容和方向的，不是早期改良派，而是洋务派，因此，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不可能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洋务运动不是一场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否则，何以会产生如此尖锐的、贯彻始终的官商矛盾。
有的人提出，洋务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缩短中外的差距，引进机器生产，实现由手工制作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加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并认为洋务派“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157] 有的人还具体列举了七项洋务运动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项，即(一)开创和兴办了军民用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二)逐步改变了中国交通运输和通讯的陈旧状况；(三)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造就和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158] 如果撇开其他不论，只从器物上来看，洋务派的这些“成绩”确实是“事实俱在，无庸赘言”[159]的。而且，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自不必说，就是其军工企业，价值规律也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160]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不能据此得出洋务运动的历史任务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结论。为什么呢?这里涉及到资本主义发生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与民间自由资本主义的斗争问题。
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单纯划一的东西，它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划分。在资本主义形成期就存在的一种划分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民间自由资本主义。这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虽然都是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但他们贯彻的是不同的原则、指向的是不同的目标。民间自由资本主义贯彻的是自由竞争的原则，其目标是促进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贯彻的是排斥自由竞争的垄断原则，其目标是阻碍资本主义在全社会的发展。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在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生期也存在过。
我们曾经在分析了西欧原初工业化时期农村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指出：为了抑制农村的商品经济和农村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绝对王权曾与城市特权商人相结合，试图将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推及农村各个角落；王权曾与特权商人相结合，共同反对农村的土地贵族，但在农村的原初工业化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危害自己的统治时，又与特权商人相结合，共同抑制农村商品经济和原初工业化的发展。[161] 在这里，我们想指出，封建王权不仅试图通过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抑制原初工业化和农村中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试图通过建立具有封建特权的垄断性手工工场，对抗和阻止固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英、法在其市民革命以前，曾经存在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手工工场时期”[162]。在这一时期，不仅广泛存在着自由资本主义性质的固有意义的手工工场，同时也存在着由王权给予经营特权的特权手工工场。王权设立特权手工工场的目的在于对抗和抵制固有意义的手工工场的发展。英国的伊利莎白时代，法国的路易十四科贝尔时代，都在全国范围内培植过特权手工工场。在法国，在波旁王朝初期就发布过勅令，企图将全国的新兴手工业和商人强行编入行会制度。英国也同样发布过全国范围的行会再编勅令。[163] 在禁止新兴手工业商人自由营业的同时，设立特权手工工场，以对抗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特权手工工场有以下诸方面的特权：(1)免税特权，即对工场主给予免除税金和进出口免税的特权；(2)选址特权，工场主可以无视土地所有者的意愿，强行征取有利的地址；(3)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垄断权，工场主优先其他所有生产者，垄断性购买原材料，垄断同类产品的销售，在5-10里以内或全州内垄断某种商品制造；(4)金融特权，即绝对王权通过前近代的金融财政统治体系将从农民和小生产者手里榨取来的租税，拨付或低息贷给特权手工工场，给予大规模的金融援助；(5)审判特权，即给予工场主以审判权和警察权，以对工人进行人身支配，追究逃亡，行施酷刑，进行封建统治；(6)授与称号，对有特殊贡献的工场主授与称号，给予贵族待遇。[164]绝对王权试图通过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和特权手工工场，抑制自下而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新的生产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以维护绝对王权的统治。但是，由于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终于冲破了绝对王权的抑制，在市民革命中推翻了绝对王权的统治，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和特权手工工场都被解散了，自由资本主义即固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取得了胜利。市民革命后，英国和法国都很快地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试想，如果没有市民革命打破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和特权手工工场的统治，打倒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能在英法获得全面发展吗?能出现后来的工业革命吗?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形式上酷似资本主义，其实质却是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这一点不仅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生期是这样，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也是这样。在后发工业化国家中，民间私人资本主义确实需要国家的扶持和保护，但并不等于应当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是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官商矛盾成为洋务运动的基本矛盾，意味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民间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斗争，构成了洋务运动时期围绕社会发展方向的国内基本阶级斗争，而以洋务派为核心的官僚阶级则是支配这一斗争的主导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英国和法国，这一矛盾是通过市民革命来解决的，市民革命摧毁了绝对王权，摧毁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使民间私人资本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中国，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发展力量，民间私人资本主义不可能战胜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中国，给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以冲击的，不是民间私人资本主义，而是外国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以武力为背景，冲破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民间私人资本主义也获得极为狭窄的发展空间，这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情。
结语：洋务运动时期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滥觞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与民间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从现代化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以民间私人资本为基础的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引向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力图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获得国家政权的支持，而清王朝则要把中国引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力图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把民间私人资本纳入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轨道。在洋务运动以前，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期，也是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滥觞期。甲午战争以后，民间私人资本和清王朝之间关于现代化模式的斗争还在进一步展开，并且扩展到了政治领域。
甲午战争以后，除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继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交织斗争外，还出现了以孙中山为领导的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尝试，力图将中国引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一、后者力图促使清政府实现自身的近代变革，使清政府蜕变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权，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前者则认识到清政府是一个根本无法改造反动政权，力图推翻它并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以此推进资本主义现代化；二、后者追求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前者则要限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力图用发达国家资本的方式节制私人资本，以此防止因私人资本的过度发展形成私人垄断资本，因此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也是相互交织、相互斗争的。清政府、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呢，还是走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或者是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斗争，构成晚清最后时期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历史壮景。
注释：
[1] 参见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97-105页。
[2] 在中国近代工业形成的最初时期，买办及买办资本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已为许多人所证明。从翰香和郝延平论证了在中国近代工业形成初期的资本类型当中，买办资本占主要部分。 (参见从翰香：《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汪敬虞阐明了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是早期民族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参见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试论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等论文。)笔者也曾经从经济学角度阐明了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资本原始积累不足的根本原因及买办资本在近代工业形成初期的重要性。(参见拙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第四、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3，第18页。
[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第32页。
[5] 这方面的论述，请参阅张国辉：《中国新式企业的发动和封建势力的阻挠》，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199页。汪敬虞强调：“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在各个经济部门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现象，即以商人为主体的民间活动，先于以洋务派官僚为主体的官场活动。”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最先发动者是民间商人，而不是洋务派官僚。
[6]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商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0页以下。
[7] 郑观应：《盛世危言》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704页。
[8]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郑观应集》上册，第590页。
[9]《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0，第31页。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六），第44页。
[11]《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40页。
[1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第33页。
[13]《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56页。
[14]《张文襄公全集》卷28，奏稿，第8页。
[15]《张文襄公全集》卷150，电牍，第10-11页。
[16] 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五，第2页。
[17]《弢园文录》外编，第301、302页。
[18]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铁道论”。
[19]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借债以开铁道说”。
[20] 薛福成：《庸庵文续篇》，卷上，“代李伯相议请试办铁路疏”。
[21]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1，“创开铁路议”。
[22] 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1，第3页。
[23]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总一般由官方委任，他们代表商股利益，但也得到洋务官僚的信任。张国辉认为他们是“执行封建官僚集团的利益”，并不准确。(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21页)。
[24]《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20页；《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156页。
[25]《申报》，1880年10月13日第2版。
[26]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七)，第131页。
[27]《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32页。
[2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42页。
[29]《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