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讲，在皇太极时期，满族统治者对于《四书》在孔学中特殊意义并无深刻的认识，侍讲制度也因条件不备而未能建立，但沈文奎、宁完我等人强调“帝王治平之学”的重要性，提出肄习“四书”的问题，毕竟把清朝统治者推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又向前引导了一步。

皇太极也很注重对满族习俗的改革，发布了一些改革风俗的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落后婚俗的禁革。天聪年间，皇太极曾谕令禁止乱伦婚娶。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在这项改革中，同样贯彻了学习汉文化的精神，崇德改元后，他在议定《会典》时说：“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55] 不分辈分的婚姻习俗，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存在过，但它毕竟是一种原始、落后的婚俗。与之相比，宗族外异姓论辈分的婚娶习俗，则是一种进步的、文明的现象。皇太极比照汉族的习俗，改变本族的陋俗，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顺应满族社会封建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在与明朝对峙的同时，开展了以“仿效明制”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改革，迈出了比努尔哈赤时代更大的步伐。萧一山对皇太极的历史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

其生平武功，固不待论，即政治上之设施，亦颇足为清朝二百余年之基础。如六部

之设立，三院之改定，道路之修治，丁户之调查；开言路，纳直谏，制律例，戢贪暴，皆善政也。……而汉人之优遇，尤为太宗朝之特色。清国制度之规定，殆无一不出诸汉人之手，故降人之影响于清国者，不特备征战供向导而已。皇太极灼见及此，殊堪惊叹。其生平之事功，殆得汉人之力不少，亦郅治之最大原因也。”[5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皇太极完全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实行彻底的“汉化”。实际上，他是本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改革的。他曾拒绝满臣达海、库尔缠等人提出的“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的意见，认为满族的服饰及民族语言、骑射传统不能改变。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十三日在翔凤楼召见诸王大臣时，曾就汉化改革问题发表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谈话，兹引述如下：

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

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

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侍他人割肉而后食，

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

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

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

与争锋。[57]

崇德二年（1637）四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结合历史上金朝的经验教训，再次强调保持满族固有传统的重要性，声称：

    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

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家学习。…… 此

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

猎行阵之事，必至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弧？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

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

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

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58]

 

当然，满族社会出现的封建化发展势必导致其内部的两极分化，使部分经济状况下降的满族人产生怨言。有的满员抱怨：“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肥马华屋，而我之兵马，何独羸瘦？”甚至尝当面向皇太极发泄不满：“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59] 这种情况对皇太极吸收汉文化造成一定的压力，使他常常处于改革与守旧的矛盾之间，不能不对满族贵族中守旧势力的掣肘有所顾忌，有时还要做些让步。

结  语

综观清朝入关前之历史，努尔哈赤作为后金政权的开创者，在政权建设、社会发展的一些方面注意吸收汉文化，开创了“清因明制”的先河，但他对汉文化的认识毕竟肤浅，所行社会文化政策重在保存满族习俗，对汉文化的吸收比较有限。而且他对汉民族猜忌重重，以至在晚年对其辖区的汉民采取“逐杀”政策，出现了倒退的情况。皇太极执政后，纠正乃父晚年苛待汉民的政策偏颇，把乃父吸收汉文化的作法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政治上推行“武功”与“文治”并举、文化上提倡儒学的治国思路，为清朝入关后实行的统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二年，即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中原。终顺治一朝的统治者，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顺治帝，都延续了皇太极吸收汉文化、文武并用、笼络汉人的施政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顺治十年（1653）四月，清廷在给礼部的上谕中宣称： 

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60]

 

“崇儒重道”四字出现在煌煌上谕之中，表明它已经被统治者确立为实行“文治”的基本政策。顺治朝，清统治者实行尊孔崇儒、笼络汉员、科举取士、编纂儒书等政策与措施，固然出于应付现实的需要，但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其入关前的政治活动中找到根源，尤其皇太极时期采取的一些重视“文治”的作法，对顺治朝统治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诚如明清史研究专家谢国桢所说：

    “清因明制”的思想根源，我们可以上溯到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国之初。努尔哈赤

曾受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并三次到过北京，熟悉关内的风俗情况。当他统一了东北

各民族，建立起后金国家之后，用蒙古字头编制了老满文；到清太宗天聪三年，命达

海榜式改进为加圈点有区别的新满文；同时还翻译了不少汉族文化传统的书籍，如翻

译明太祖朱元璋所颁布的《大诰三编》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又翻译了《三国演

义》，作为出谋划策，用兵作战的参考。这些书籍的翻译，说明了清初统治者借助明朝

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作为统治的工具，同时也为康熙“清因明制”思想的出现，奠

定了基础。[61]

 

恩格斯说过：“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62]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之所以能够在明朝后期异军突起，由小而大，由弱而强，在不长的时间里取代明朝，君临天下，是与其入关前的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实行的吸收汉文化、坚持改革本民族内部陋俗的方针与作法分不开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如果能够以虚怀若谷的精神吸收他族之长，弥补自身之短，不断改革内部的落后面，就能转弱为强，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崛起的历史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然而，也要看到，努尔哈赤、皇太极所向慕的汉文化，是寄身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文化。对于处在从牧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的满族来说，这种文化具有她先进的一面。如果从另一方面看，此时的中原传统文化已经处于发展的后期，其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封建性、落后性的因素体现的非常突出。对新兴的满族而言，吸收汉文化无异于得到一把利弊相形的双刃剑，在吸收其优秀成分的同时，也把她的落后方面如君主专制、纲常名教等一齐接受过来，不可避免地背上了沉重的封建主义历史包袱，带来的弊害也是极其深远的。

 

 

 
参考文献：

[1]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2]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条，第19页。

[3]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清太祖天命六年（1621年）四月条，第20页。

[4]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分册，清太祖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条，第95页。

[5]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分册，清太祖天命八年（1623年）三月条，第13页。

[6]《清史稿》卷2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第9345页。

[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70页。

[8]《清史稿》卷2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第9340页。

[9]《清史稿》卷2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第9327页。

[10]《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卷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110——112页。

[11]《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卷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112页。

[12]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40页。

[13] [朝鲜]《李朝实录》宣宗朝卷70，乙未年十二月癸卯。

[1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35页。

[1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39页。

[16]《尚书·汤誓》。

[17]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 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册，第65、64页。

[18]《左传·僖公五年》。

[19]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分册，第184页。天命十一年（1626）五月二十日条。

[2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34页。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64——365页。

[22]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第165页。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74页。

[24]《清太祖实录》卷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118页。

[2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83页。

[2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91——392页。

[27]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第35页。

[28] 参见《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66，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谕令，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第148页。

[29]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30] 刘玉文：《清前期皇帝典学述论》，《清前期历史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31]《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6页。

[32]《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6页。

[33]《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26页。

[3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9页。

[35]《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3，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79页。

[36]《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47页。

[37]《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24页。

[38]《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8，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356页。

[39]《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2，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75页。

[40]《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93页。

[41]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太宗实录稿本》，1978年10月铅印，第45页。  

[42]《清史稿》卷234，《沈志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册，9417页。

[43] 马光远授职固山额真，领汉军正黄、镶黄两旗；石廷柱授职固山额真，令正白、镶白两旗；王世选授职固山额真，领正红、镶红两旗。李国翰以下均任梅勒章京。参见《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7，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626页。

[4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73页。

[45]《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8，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236页。

[46]《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6，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754页。

[47] 乾隆官修：《清朝通典》卷48，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9页。

[48]《清史稿·礼三》卷8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册，第2532页。

[49]《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146页。

[50]《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8，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360页。

[51]《清史稿》卷228，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1册，第9256页。

[52]《清史稿·沈文奎传》卷239，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册，第9509页。

[53]《清史稿·宁完我传》卷3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册，第9363页。

[54]《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45页。

[55] 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1978年10月铅印本，第7页。

[56] 萧一山：《清代通史》（一），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218——219页。

[57]《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2，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04页。

[58]《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5，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446页。

[59]《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4，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册，第881页。

[60]《世祖章皇帝实录》卷74，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册，第585页。

[61]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9页，

[62]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