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现代性是多元的，现代与传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现代化不是只有西方唯一的模式可供参考，各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并从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现代性、启蒙价值本身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与地域、民族的文化有密切的关联。现代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是有张力的统一。调动民族的精神资源，积极参与自身的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批判传统的负面，通过创造性地诠释，继承传统的睿智，克服工业化、现代化之引发的天、地、人、物、我的相互疏离即异化的等等病痛，护持人的尊严、人的精神信念、人的宗教体验，反思并促进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反省与超越五四，正是对五四和启蒙思想家最好的纪念，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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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一卷一号，1915年9月15日。
[2]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七卷五号，1920年4月1日。
[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七卷一号，1919年12月1日。
[4]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1月15日。
[5]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四卷五号，1918年7月15日。
[6] 详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五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
[7] 胡适：《吴虞文录序》，《晨报》副刊，1921年6月21日。
[8]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一卷六号，1916年2月15日。
[9]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44－345页。
[10]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80、78页。
[1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第256页。
[12]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再版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6页。
[13] 参见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14]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1、2月号(总第126期)，第41－42页。
[15] 1919至1920年间，蒋梦麟与杜亚泉辩论思想与态度问题，蒋说“新思想是一个态度，这一态度是向那进化一方面走，抱这个态度的人视吾国向来的生活是不满的，向来的思想是不能得知识上充分愉快的。”杜亚泉批评蒋氏以对待新思想的态度为出发点，以感情、意志为思想之原动力的说法，指出这将使理性成为情感的奴隶。参见王元化《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序言，第6－7页，又见该文选所收蒋、杜二人之《何谓新思想》，第418－426页。
[16]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1、2月号(总第126期)，第41－42页。
[17] 殷海光：《学术与思想》（三），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3月版，第1314－1315页。
[18] 殷海光：《学术与思想》（三），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3月版，第1314－1315页。
[19]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282页。
[20] 1949－1978年的教育，强调为某种乌托邦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自由，甚至生存权，可以任意侮辱蹂躏别人，崇拜暴力，肯定残酷斗争的绝对性与合法性，使传统精神资源中的仁爱人道原则、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念，日益受到戕害。学生斗老师即是显例。季羡林大师《牛棚杂忆》控诉了学生对老师的暴行。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敝校前辈李国平教授生前曾经说过：“解放前教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敢走到台上公开斗争老师的。解放后毕业的学生，哪怕是1952年、1953年毕业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事情愈演愈烈。1965年收进来的学生，那就不是文斗，改用拳头对付老师了。”李院士的公子、德国史研究专家李工真教授说：“‘文革’这种运动，恰恰要等到传统道德、仁爱精神完全死光的时候才能发生，非到这一步不行。这些传统思想是怎么死的？值得研究。”详见《一个有待打开的包袱－－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今日名流》，武汉，1999年第3期，第22页。
[21] 拙文《试论五四与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曾论述了这一问题，载《历史的反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5月初版。
[22] 参见王元化：《杜亚泉文选》序，《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23] 余英时：《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九州学刊》香港，1992年第五卷第二期。
[24]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3－64页。
[25] 殷海光最后的话语，见陈鼓应编《春蚕吐丝》增订版，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2月再版本，第70页。
[26] 请参见拙文《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原道》第5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27] 以上详见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国际儒学研究》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