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08～1909年之间曾在东京民报社向章炳麟问学，同时听讲者还有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等人。据鲁迅自己说，当时去请业主要是为了敬仰章氏的 革命精神，而不是他的经学、小学。因此所听的“说文解字”，后来一句也记不得了。［12］这大概也是实情。不过章氏讲学，并不一味地板起面孔。据另一在座 者许寿裳的回忆，他“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13］。在这些“诙谐间作”之中就常夹着一些对孔子不太尊敬的论调。周作人记太炎“庄谐杂 出”讲解“说文”，就有下面这一段话：
　　　　
　　　　中国文字中本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地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太雅驯了。［14］
　　　　
　　　　周作人写这段话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事隔五六十年，尚且记忆犹新，可见当时印象的深刻。这类话也未必一定有什么恶意，不过可以看到在章氏心目中，孔子已不 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成至圣先师”了。五四以后林语堂编《子见南子》的剧本曾引起轩然大波，其实较之章氏之解“尼”字，也不见得就更为轻薄。所以鲁迅 后来虽然记不起章氏讲“说文解字”的话，但这一类拿孔子来开玩笑的话，一定还记得不少。
　　　　
　　　　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上联的“托”是托尔斯泰，“尼”是尼采，据说鲁迅自己也以为很恰当，但这当然是五四初期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不但爱好魏晋的文章，而且也深受魏晋思想的感染，章炳麟的影响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曾言：
　　　　
　　　　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之辞，必非汪（中）、李（兆洛）所能窥也。［15］
　　　　
　　　　由于章氏的提倡魏晋文章，鲁迅从此便对《嵇康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民国二年以后，许寿裳常见他伏案校书，一部《嵇康集》便不知校过多少次。［16］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思想人格方面所受到的孔融、阮籍、嵇康等人的影响，许寿裳说：
　　　　
　　　　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 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皜皜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17］
　　　　
　　　　在许氏所提到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篇文章里，鲁迅就特别引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句话，并且对他们“毁坏礼教”的罪名力加洗刷。他说：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的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这些话在当时显然颇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更有趣的是他接着举出阮籍、嵇康都不要儿子学自己那种放诞，而嵇康“家训”中更是充满了教儿子做人要小心谨 慎的话头。［18］在这种地方，鲁迅简直和嵇康在人格上有一种认同的倾向。鲁迅虽然激烈，做人却有他“世故”的一面，其细心多疑之处与嵇康竟有遥相契合之 处。据说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海婴已经八岁了，但是这个孩子却一直不知道父亲是鲁迅。［19］不知道鲁迅究竟是有意效法嵇康诫子的办法呢，还是性格上的 偶合。
　　　　
　　　　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有意或无意地 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 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是魏晋间以佛经配拟外 书的所谓“格义”的老路子，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写的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胡适在当时对西方文化最有亲切的体会，但他的 “非孝”说也还是根据王充、孔融以来所谓“父之于子，当有何亲”那一派的议论。［20］所以在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 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的、最受欢迎的东西了。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正可见五四与传统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的。鲁 迅虽然后来很讨厌“国故”，但他自己仍然做了不少“整理国故”的工作，他的《小说旧闻钞》的再版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其中仍略有
　　　　增益，距离他的逝世不过一年多而已。
　　　　
　　　　已故的李文孙（JosephLevenson）对近代中国思想史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 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21］这个说法在美国流行一时，迄今未衰。李氏所言，当然不是全无所见，但终不免失之笼统、粗糙。中国的传统，其内容实在太 复杂，不容易接受这种简单的处理。传统中非正统、反正统成分在近代的兴起当然和所谓西方价值的冲击有很大的关系，然而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远在近代西方文化 进入中国之前，传统中的异端有时也爆发为激烈的偶像破坏运动。继明代程朱陆王的争论之后，潘用微痛斥孔庙两庑都是一群僧道，并说孔子不得明师，所以其学十 五年、十年才能进一步。这种大胆破坏的言论在当时曾得到很多人的支持，［22］这正是钱玄同在今古文之争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一齐撕破”的办法。清初的颜元 也同样是一位最有破坏力的思想家，他不但反程朱陆王，同时也反训诂考证，他不但痛恨书本知识，同时也鄙薄知识分子。［23］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社会秩 序并未全面解体，又没有外来文化的挑战，因此这一类反传统的思想才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罢了。康有为、章炳麟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已受了外来的影响，然而其中 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