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是《雾月十八》里外颠倒了。革命的文本性颠倒为文本性的革命一一场发生在词语艺术密封的宫殿内的革命。后期形式主义是依赖这个隐喻的生产性的—它把截然不同的舍克洛夫斯基和图尼阿诺夫联合起来—离开它就“无法思考”。另外让人吃惊的是“社会”这个隐喻语只有在文学的历时性被争论时才能运行;当社会本身被协调时，它却明显地不在场((absence)。图尼阿诺夫1927年的文章就以这种不在场而著称，同样也以“技巧”的不在场而著称。这样形式主义的修辞就从隐喻转到了转喻方面，用强调社会的比邻来抑制社会的相似性。艾肯鲍姆说过“在诗学之外复兴修辞学的必要性”;也许说形式主义在诗学内部复兴了修辞学会更为真实:修辞学取得了美学的地位，代价是对一般话语的更广泛的管辖。对形式主义来说，没有“自居价值的词语，’(self-valuable word)做为主角，文本之间的戏就没法演下去;要使意识形态的词语也演同样的角色就要削弱“词语艺术”的特殊性。巴赫金虽然对“特殊化”感兴趣，也是这样做的，在修辞学中重建诗学，并把文学符号与意识形态符号放在一起讨论。
　 现在可以准确描述巴赫金的变革了。巴赫金颠倒了形式主义的步骤，在社会及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中使用了“文学”的范畴。这种倾向在符拉什诺夫关于“类型"(genres)和“行为的意识形态”的讨论中表露出来。我们发现早在1926年他就坚持说“艺术形式的潜能”已经“嵌人”后者了。这篇早期巴赫金主义文章的标题也提示了这一点:“生活中为话语与
　 艺术中的话语”—已经预示了这个逆转。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形式主人及心理学说的一对谬误所进行的分析:
　 (两者都)企图在部分中发现整体，就是说，他们拿看脱离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结构，宣称这就是整体的结构。……
　 那些忽视了艺术的社会本质，并且只想在艺术品内部的组织中寻找其本质及区别性特征的方法实际上有责任把创作者和思考者的社会相互关系放入各种物质的层面，及各种构成物质的才支巧之中。同样，心理美学把同样的社会关系放入发现者的个人心理中。这种放入歪 了这些相互关系的整体性，提供了物质及心理的错误的图像。
　 这里关于结构主义的结论可以波看成其内部的起点:对社会关系“进入”作品的颠倒会使他们在适当的地方进行修补;整体从部分的内部转到外部只需要打破比喻的神秘就可以了。与马克思关于分解产品的方法差不多，巴赫金把“作品”从它的作品从偶像崇拜中拯救过来，方法是把形式主义的技术范畴改为修辞的范畴。形式主义置于作品中的等级关系被重新论证为内在的社会关系，任何话语(utterance)都被包容其中。在全部的言语中，“展示了人们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只有在词语材料中才能得到反映和固定。刀艺术话语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它脱离了内在的社会性，而在于它的强化作用:“诗是沉默的社会评价的强大的聚光器一每个词都充满了评价”。(符拉什诺夫)一种适合理解这种社会性的诗学应该成为符拉什诺夫所说的“话语社会学”(或其分支)。与表现主义或模仿主义在这个基础上的沦争是为了保护美学的完整。“美学”在巴赫金的文章中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是它实现了日常意识形态领域的“潜能，’
　 上述就是“巴赫金理论形成的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第二阶段正如在1926年的文章里所进行的经典性表述一伟实现了第一阶段潜在的不在场。1926年的方案本质上是新修辞学的，甚至是古典化的方案，使得巴赫金主义类似于今天“言语行为理沦，两个阶段的差别及关系可以用这篇早期的文章与1934-5年的文章之间的差距来衡量。两者之间关键性的环节是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开拓性的文章。就第一阶段而言，我的方法是把转变中的形式主义的概念分离出来。我采取了两种策略:小说在反复的秩序中再生出和诗的秩序一样的语言学技巧(比奴韵律);或在小说语言本身寻找共类以诗歌的组织。小说只有在这些影响或多或少地显露出来时，才能被承认是“词语艺术刀。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第二种策略。形式主义发展的标题就是skaz-散文作品的形式在风格中展示出向“口语”发展的“方向”。巴赫金从小说中的叙述者的问题上找到了启示，不仅重新阐述了自身，而且还阐述了其外部的“对话”和“狂欢，等跨越学科界线的重大主题。
　 skaz是早期形式主义，特别是艾肯鲍姆沦述的前提。维克多•维那格拉多夫对这个问题的重述是巴赫金主义决定性的一步。首先肴一下艾肯绝姆。在他看来Slueazll原则上脱离了书面语言，把叙述者变成了真的人物”，因此使散文这一类型摆脱了“情节”及“写作与印刷的文化”联合统治。艾肯鲍姆总结说，“我们与词语的关系变得更具体、更敏感了”。换句话说，形式主义在skaz中看到了未被写作污染的言语的纯粹丧现，先于一切规则。skaz被重新界定为(散文)写作的一种形式，它不是指向“口语”中未经区别的声音，而是指向一种待殊的口头类型—“叙述的独白”。它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在于“它的目标是书面语言的形式”。它是一种“艺术结构”，取向是口头形式，但本身己为向书面形式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在此之外，它表现出了多种语言混合的形式，及融合不同语言学领域的意识。
　 在维那格拉多夫的文章中skaz是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不规范的话语颠覆了一般散文的“保守的律条”，并且“重新创造了整个世界”。巴赫金对这场强大的解构形式主义语言中心论的反应是沿着同一方向更深入一步。维那格拉多夫文章中skaz作品的横扫一切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在巴赫金那里变成了散文写作无所不在的现象，巴赫金称之为“双语”或“对话”的词语，skaz只是其中一个类型。当声音的游戏变为文本的统治者，当情节及作者权威或多或少处于从属地位时，就出现了小说的复调。
　 下面是维那格拉多夫关于作者独白的优先性及终极性的叙述:
　 在书面形式，文学及艺术语言遗遇变革的时代，是skaz帮助语言与过去决裂的。风格化的运动在语言学意识的狭窄的范圈内过看与世隔绝的生活。同时从作者的“我”中走出来的 skaz足自由的。作者的“我”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代词，因此可以包客一切。完整的心理对作家来说足一个负担。人们熟知作家改变的权力。在文学的化装舞会上，作者可以在一部作品里随心所欲地改变风格的面具。要作到这一点，他只需要一个大的异质的(heterogeneous) 语言学作坊。这样的艺术家，文学语言的改革者，把他的作品变成了五彩的服装，由各种各样的书面skaz形式编织而成。很自然skaz的元素会变成文学话语的主要来源。书面文学语言的保守主义因为用skaz的方法融进生机勃勃的、丰富多彩的方言固素而被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