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他者政治 异端模式 思维/情理格式 仁者模式
也许最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是此时此刻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是谁的问题。
——米歇尔•福科
相信一个哲学家，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也许会有兴趣读我的笔记。因为即使我很少击中目标，他也会认出我一直在瞄准的靶子。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0、 导论：冷战、圣战与“他者政治”
1990年9月，华盛顿杰克逊纪念馆，查尔斯•克劳桑莫向全世界宣布：现在是单极时刻。1这句话具有先知般的意义。不久，苏联与冷战同时终结。美国的单极强权在整个世界蔓延。世界由此进入“后冷战时代”。从巴拿马，到伊拉克、再到南斯拉夫，美国大兵在全世界东奔西突横行无阻。苏联瓦解，美帝国在全世界坐大，单边霸权呼之欲得。
2001年，同样是9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拉登似乎想敬告克劳桑莫们：现在是恐怖时刻。接着，美帝国的总统发表讲话，以上帝的语气宣告世界：你们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与恐怖分子同伙。布什们把世界引入圣战时代。出兵阿富汗，侵占伊拉克，“反恐”在“基地”与美国之间的对决中生长为“圣战”。
这是我们时代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当下哲学对于时代的智性理解，抑或作为时代的自我意识的任何努力，都必须由此切入其正题。前一事件在国际政治中直接表述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者则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行将隐退的对峙中提供了崭新的历史叙述：现在是恐怖时刻。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它们直接呼应。冷战的结束附和了人们终结历史终结冲突的期望，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普世和平论呼声高涨。然而，9•11事件有力地表述了历史的新叙事，这个回马枪让人们目瞪口呆。冷战结束了，圣战打响了。布什与拉登替换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峙2，“泛政治意识形态”兑换为“泛文化意识形态”。二十年前，西方国家习惯把它们的任何行端都解说为“反共”；今天，则界说为“反恐”。3人们终究会明白，我们这十年不过是经历了“冷战”与“圣战”间的迅速切换。时代或许变了，历史没变。
当下的历史轮轨似乎恰恰就在福山与亨廷顿之间摇摆。福山是肤浅而短视的。冷战之后，并没有带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和平。“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被“文化意识形态”的冲突所改写，新的历史在“圣战”的旗帜下继续它的热闹与混乱。但同时，世界的确又象福山盼望的那样，加速了资本主义的普世进程。历史终结了，准确地说是政治性的历史暂时地终结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已经瓦解，资本主义开始一统天下，势如破竹；另一方面，这个正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制度加速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4。资本主义表面上顺天应人如日中天，其根基却早已日薄西山。政治性的历史的终结是暂时的表面的。在深层的历史皱折里，它继续着自身的永恒轮回。亨廷顿洞见了最新的轮回，今天的圣战局面成了文明冲突论的最有力的注脚。可惜文明冲突论更多的只是一种可能事态的描述，它无力给出对历史以及人类自身的有效理解。它只能提供庸俗而廉价的宿命感。“文明的冲突”继续了历史，延续了意识形态的争端，却并没有开启新的历史，也没有创造新的历史语法样式。冷战的作战平台是激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峙。圣战则把战场集中在文化意识形态的沙丘上。倘若同一个困境不断重复，人们或许不应该满足于虚无主义的宿命感大获丰收。哄抬福山与亨廷顿之争，就象哄抬股市一样只能收获一把学术泡沫。而哲学的侦探必定深入历史的深层语法。我愿意穿越福山与亨廷顿之间的喧嚣，以审视人类生活的政治性难题。
今天，历史在这两个意义上延续自身：历史的旧叙事（冷战）在今天又有了新叙事（圣战）；并且，历史的根本形式、内在语法遭遇了它的深层危机。这个危机以“后主义”的反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方案获得自身的叙述。13世纪以来的世界是西方性的，今天的困难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性的。人类生活的文化性/制度性难题以相同的语法形式纠缠在一起。从福山与亨廷顿来看，他们的想象与论述仍然保留着消极的有效性。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如果不能获取新的时代经验，也必定只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获取消极的甚至倒退的后果。正在这里，福山与亨廷顿们的困境与“后主义”的历史境遇血脉相通。传统世界的语法形式渐渐失效，“后主义”崭新的话语经验只能保证颠覆过去，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困惑于自身理解与认同。这个困惑是根本性的，它直接浮现为人类生活的文化性/制度性困境。旧有的逻各斯渐渐丧失它固有的合法性，它或者需要捕捉新的理解路径，或者需要开张新的道与言。
人们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制度现在尤其成为问题。通过“他者”来获得“自我”的认同方式与制度充满了敌意与危险。尤其在人类创造能力与毁灭能力同样空前绝后的今天。冷战时代与现在的圣战时代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它们都是“通过他者获得自我”这一认同方式的现实经验。无论冷战还是圣战，它们的终极逻辑都直指“他者政治”。同样，今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合法性危机在根本上也来自“他者政治”的危险与困境。自我认同的困境优先于合法性危机。于是，“他者政治”的困难就显示为：1、国际政治经济实践中各政治主体在自我/他者之间只能收获零和博弈或负值博弈；2、人类生活与世界制度在文化、制度以及政治经济上都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前者是一种话语行为的危机，后者则是一种语法形式的危机。于是，针对“他者政治性”的探究在今天这个“后冷战”“后主义”“后殖民”的“后时代”就具有充分的“元意义”。
“他者政治”（otherness politics）主要指称两点：1）西方政治哲学/实践在问题格式上是一种自我/他者的格式。它深受西方宗教的“异端思维”的影响，把世界割裂为对抗的两个阵营。政治哲学上典型的理论模型就是卡儿•施米特的“敌/友”模型5，政治实践中的经典案例诸如美苏争霸。2）在哲学的普遍意义上，知识/真理/话语本身意味着自我/他者格式的政治/权力动机，知识/真理由此失去纯洁性/独立性，到今天则面临合法性危机。不干不净的后果是不伦不类。人们可以想象福柯的“知识/权力”模型6，色拉叙马霍斯的“真理/强权”模型7。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概念。我愿意从“非此即彼”的宗教逻辑中切入论题。因为“他者政治性”凸现了宗教中的“异端模式”。人们应该知道，宗教式的思维模式多么严重地影响了“他者政治”的生长。要理解人类世界，必须先理解他们的宗教。人们成就了上帝，上帝反过来又成就了人类以及他们的世界。宗教观念和宗教思维方式规定了世界情景的格式。世界按照宗教的模式被格式化了。
“宗教逻辑”就是“非此即彼”，在语言上直接表现为“二元对抗”8。比如，正统/异端之间、上帝/魔鬼之间、天堂/地狱之间、善/恶之间，诸如此类。这种对抗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把这种逻辑模式称为“异端模式”。异端模式是一种经典的思维/情理格式，或者是一种思维/情理路径。人们的思考常常臃懒或迟钝。这是思维/情理上的路径依赖/程序惯性。它的严重性值得深入探讨。人类的世界图景中，有着深刻的异端模式的刻痕。但日常生活中却很少显示出人们的异端思维/情理模式，人们并没有表现得张牙舞爪。但这并没有否证异端模式。我想说，异端模式决不是浮在世界表层的精神泡沫，而是积淀在核心底层的思维/情理结构。9逻各斯善于隐藏自己。不难想象，异端模式有三个显而易见的特点：隐蔽性、封闭性和顽固性。
“他者政治”是“异端模式”在政治哲学上的生成。哲学与神学、启示与理性中的观念的互动互生的。上帝/魔鬼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情理格式的积淀，深远地影响/塑造了哲学中的自我/他者观念。至少，如果没有上帝/魔鬼两个观念间的剧烈冲突，自我/他者概念之间就不会严重对立。西方哲学的自我、主体、自我意识等概念，在生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宗教的他者逻辑。在国际政治实践上，我力图表明：战争是宗教的集中体现。这话并不是单纯的修辞策略。商业热衷广告，真理并不谙于此道。美国人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我愿意换算一下：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上帝。我想表明，战争的宗教动机有多么大的力量。而“他者政治”的实质就是：可以没有朋友，但不能没有敌人。敌人是他者政治和异端模式的先验渴望。伏尔泰说，没有上帝，造也要造一个。——没有敌人，造也要造出一个。没有敌人就没有自己。没有他者就不能获得自我认同。战争从来没有熄火，今天的世界尤其动荡。人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生逢乱世，世界失去了秩序。全球化在很大程度成了一个事实。“冷战”之后出现了“圣战”，准确的说，今天的世界是“冷战”与“圣战”并举10。这让世界的局面更加难于收拾。有人以为全球化将超越民族/国家，从而生成一种全球政治/帝国。于是，普世人权开始高于主权。今天，政治学者热衷于思考全球普世政治。11
1、异端模式
人们的世界严重地被宗教所规定着。西方人尤其如此。每种文化形态都有着它的核心观念。诸如中国文化中的仁义、忠孝，希腊文化中的神灵、理性。而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则是上帝、理性。西方文化中，宗教的重要性不仅仅是教徒在西方社会中的绝对主流，也不仅仅在于宗教对于西方人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性。这都是人类学/社会学问题。在哲学上，宗教的思维结构、语言形式规定着整个世界的秩序。这是我们所关注的东西。我曾经论证，西方哲学中，上帝原则、信仰主义和主体原则、理性主义有着同样的甚至更为根本的影响。但这里旨在关注宗教思维中的逻辑格式，这就是异端模式。
我打算先从异端审判/信徒得救谈起。信仰上帝/安拉即可得救，这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基本信念。如果仅仅是个信念，也没什么不好。但宗教极端的排他性扩张了他的关涉。上帝观念至大无外。信徒得救的同时，必然意味着异端该死。在宗教本身，这没有商量的余地。《圣经》严格地主张将异端置之死地12：“你不可怜恤他，你不可遮庇他”，即使他是“你的同胞兄弟，或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子，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你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民众下手，将他治死。”13“祭祀别的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人，那人必要灭绝。”14，《圣经•诗篇》说，“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要在饿人的血中洗脚。”15
中世纪的黑暗就黑暗在宗教愚昧主义。宗教改革也没有象通常想象的那样带来宗教宽容。宗教改革的领袖加尔文和路德都主张处死异端，并且以极端残忍的手法。加尔文在1554年2月，发表《驳米奇里•塞尔维特的乖谬之正统三位一体信仰的辩护》，他宣布：假定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则《圣经》即真理。于是反对圣经即反对上帝。反对上帝的人，必为我们的敌人。须知反对上帝，其罪比谋杀还大。上帝对处死异端，有着极明确的训示：任何城市，假定背弃真理，你们都可用剑将它击毙。加尔文征引了《圣经•申命记》第十三章五至十五节、第十七章二至五节，《出埃及》第二十二章二十节，《利未记》第二十四章十六节等，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断定：“凡属认为我们对异端及亵渎神明处置不当的人，显然，已使自己成为异端及亵渎神明者之共犯。……我们有权严惩异端，可以说是无可置疑的。……上帝要求我们严惩异端，如果我们对此有所迟疑，那就表示我们对上帝的不敬。”16
马丁•路德在异端问题上则表现出摇摆。他的摇摆却更能够说明问题。它让宗教宽容的虚假昭然若揭。路德在获得他的权力和地位之前，力主宗教宽容。权力一旦到手，立即转而“对宽容不宽容”。1520年，利奥十世颁布“Exsurge Domine”神谕时，路德公开指责说“烧死异端者乃违反深意”。他在《至基督徒贵族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中，路德规定：“每人皆为教士”；并且“征服异端，不当用火而当用书。”1521年1月，他写道：“我并不想采用暴力或谋求手段来维护福音真理。”迟到1531年，他还教导说，“我们既不能也不该强迫任何人信教。”17看上去，路德无疑是一位主张宗教宽容的伟大斗士。看上去很美。但路德这时候恰好是一个“异端”，受到驱逐与打击。他的辩护是自身合法性的辩护。而路德一旦得势，他的仁慈就顺势而变，于是公开宣判：犹太人是“一个不信神、骄傲、邪恶、可厌的民族”，并要求将他们的学校及会堂付之一炬。其实，早在1522年他已经比历任教皇更教皇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批判我的主张，即使是天使。凡不接受我的主张者就不能得救。”18其他的宗教改革者，与路德一样不能宽容异端。如布塞尔、米郎克荪。19
当然，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扩张，现代观念中多了一个信仰自由的法则。但这个法则与宗教是冲突的。因为宗教都是严格的“一神论”，上帝、真主等，都是绝对神20。这是严格排他的。当然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很可能没有这么教条。世俗的信仰总会打点折扣。宗教历史上的诸多神学家都敏感到这里的悖论：信仰上帝与自由意志如何调和？由于上帝观念是至大无外的，于是奥古斯汀他们总有办法找到调和的途径。经典的调和论大概是说：正是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意志。从逻辑上看，任何调和都是因紧张/冲突而产生的。冲突却是更根本的。路德比奥古斯汀他们更忠于上帝，他在《论奴隶之意识》中决意坚持上帝决定论：“人之意志，有如驮兽，由上帝驾驭，便上上帝的路，由魔鬼驾驭便上魔鬼的路。意志之不由自主，亦如驮兽之不能选择其主人。”21这都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宗教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设定了一个非此即彼的对峙/对抗模式，并且以此来规定/理解世界。我愿说，上帝给了我们关于世界的“名”。《圣经》中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是“道”，“道成肉身”；是“言”，“太初有言”。一种语言给定一个世界，规定一种秩序。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世界的界限。海德格尔发现，语言是存在的家。
上帝给人类一个“非此即彼”的“名”，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福柯发现，“文化的基本代码（那些控制了其语言、知觉框架，交流、技艺、价值、实践等级的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规定了经验秩序”。22上帝/魔鬼、天堂/地狱、信徒/异端，诸如此类。“彼”“此”总是势不两立，“你”“我”无法和谐共存。宗教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宗教战争的历史。赵汀阳相信，没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人类就不会有“异端”这样的思维模式。23我估计到人们会辩护说，基督宣扬爱，保罗教我们以爱，而不是狠。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以德报怨。基督教导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24如果愿意，我们还可以给出更多举证。给出经验的例证决非难事。关于基督宣扬的爱/恨的关系，我稍后做出论证。加尔文在这里有精辟的论述。他在《论政府制裁异端之责任》中主张，任何服膺福音真理的人，所谓宗教上的容忍是不可思议的。他鼓吹宗教应该只有一个，也即，只有“我们的教”才能代表真理，其他都是胡说八道异端邪说。《新约》虽曾强调爱，但爱并不等于不处死强盗及谋杀者，更何况比谋杀更罪恶的异端？25
我不打算继续在经验例证上继续纠缠。亟待阐明的是：1．异端模式如何生成；2．它如何运作。
异端模式在一开始只是一个逻辑结局。随着宗教的普及，它逐渐生长成为一个神学后果，进而成为一种思维/情理结构，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所以西方人往往很惊讶：中国人怎么活下去的？他们没有宗教啊！这点不值得奇怪，因为在西方人的世界里，没有上帝就没有世界，没有上帝就没有生活。我想说，上帝观念是西方世界最基本的观念，宗教性逻辑是西方世界的基本逻辑——“逻辑”在这里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即用法）多少是个隐喻。宗教异端模式的生成过程就是：
最先，1）它是概念上的逻辑后果，上帝在概念上必与魔鬼对立，上帝/魔鬼在概念上必然对立；
然后2）生长为一种神学/哲学观念，这个观念具有伦理/政治/神学的意蕴；
最后3）积淀为一种普遍性、顽固性与隐蔽性的思维/情理结构，成了一种所谓世界观。
正是在3）的意义上，异端模式在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在3）的意义上，异端模式在上帝/魔鬼的观念中繁殖/复制了大量的类比式/扩展式。如，正统/异端、善良/邪恶、爱/恨、文明/野蛮、自由/专制，如此等等。通过这种类比式/扩展式，宗教逻辑/异端模式最终重新建立了世界，也重新建设了人们的思维格式/情理路径。顺便补充一下“思维/情理格式”这个概念。它的意思跟“思维方式”差不多，只是比思维方式更饱满更厚重。西方哲学把世界和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思维。这是很单薄的论断。世界与人实际上要饱满厚重得多。我用“思维/情理格式”这个概念是想说：1．它本身意味着一个厚重-饱满（thick-full）语法，不仅显示了逻辑结构上的“深层语法”26，并且蕴涵着历史观念上的“深厚语法”27；2．它至少蕴涵了思维方式、情感结构、理念模式以及心理秩序四个层面。这个格式足以对事物给出一个饱满厚重的理解。
这里人们可能会提出质疑：没有异端模式，人类照样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比如中国观念世界中的阴/阳、动/静。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愿意回复说：
1．如果没有异端模式，“二元对立”不会恶化为“二元对抗”，它们不是程度的不同，而有着实质的不同。这表现它们规定着两种世界，比如中国人的世界与西方人的世界差不多是两个世界。
2．“二元对立”的实质是“对立统一”，蕴涵着辨证和谐，“二元对抗”的实质是“对抗排他”，它要求誓不两立；例如中国人讲的阴/阳是对立的，但也统一而和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而上帝/魔鬼之间就不可能讲和。我们可以说，中国语言系统中的概念对立是一种“互生对立”，西方世界则是“互斥对立”。
3．“二元对立”仅仅是一种语言/概念结构28，由于是一种“弱对立”，他能够避免自身恶化为你死我活的“战争局面”；而“二元对抗”则衍生出了一种顽固而封闭思维/心理结构，它是一种真正的“强对立”。
接着就会有进一步的质疑：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没有表现得剑拔弩张，所谓异端模式难道不是一个胡说？可惜这实在没不是胡说，我的意思是：
1．二元对抗的异端模式不是浮在日常表层的语言泡沫，而是沉积在集体/民族、个体/自我中的深层思维/情理结构。它是集体无意识，也是个体潜意识。因此它封闭并且顽固。用李泽厚的话说，那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2．宗教观念的神圣性与日常生活的世俗性存在着足够的间隙，日常生活的世俗利益、趣味及权力游戏克服/冷却着宗教热情。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推行了世俗化进程，消费主义、流行文化、规范伦理、律法制度等建构一个世俗的欲望世界，这加快了对宗教热情的冷却。信了上帝也免不了“食色性也”，只是上帝从来没有退席。
3．异端模式（或任何一种集体无意识）都具有隐蔽性、封闭性和顽固性。所以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只是它的“弱化模式”，但只要一受刺激，异端模式的“强化形态”就会显露出来。我把这种情况称作思维/情理格式上的“刺激-偏激”路径。比如，西方人受到突然惊吓时肯定会说，“Oh，My God!”布什受9•11事件刺激，一激动就动用了Crusade29一词。
对于“刺激-偏激”路径，有必要多说几句。这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哲学的方法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手常常表现出这种路径。比如1840年之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对东方的天朝上国，中国的一个典型偏激回应则是义和团运动。在宗教色彩深重的国家尤其如此，比如今天西方文明对伊斯兰地区介入，带来的反馈是偏激的圣战。今天，十字军与新月军似乎表现出一种对决的局面。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世界能够和谐。在日常生活中，二元对抗缩水为二元对立，这很正常。有效的肉体生活足以压制灵魂的不安。世俗世界的成功能有效冷却对神圣世界的渴望。所以马克思才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是人民的鸦片。30但只要强烈的刺激出现，只要世界变得“无情”，“二元对抗”就浮出水面，占据上风。存在的焦虑、日常的冲突、民族的矛盾等等，都是相当有效的“刺激”。
我在这里把异端模式作为他者政治的核心逻辑。对于他者政治的论述，将在下一节给出。现在有必要揭露异端模式的格式秩序。经过福柯，话语/权力之间的暧昧早已昭然若揭。异端模式中的话语权力机制，这是个有意思的题目。了解的一种话语的权力格式，也就理解了它的功能机制。它如何繁殖/复制自身，又如何嵌入并构筑了人们的观念世界，进而，如何通过话语、观念秩序，最终把异端模式的权力秩序投影到人们行动中去？这些问题很棘手，但必须解决。这三个方面是循环反馈的：话语自身的复制/繁殖←→观念世界的构筑/加固←→行为过程的扩展/膨胀←→话语自身的复制/繁殖……。但那种上帝/魔鬼、自我/他者的权力秩序却作为灵魂贯穿始终，不仅在三者之间相互投射且相互强化。这就让我们无权回避异端模式的权力秩序问题。
知道异端模式的权力秩序，就知道了异端模式的实质。情况至少是：
1．“二元对抗”中隐藏着原教旨的绝对一元性。表面上看，上帝/魔鬼、正统/异端、善/恶是一种稳定的二元结构，对立的两个概念似乎有着相当的对等性。但事实上，异端模式已经现在地设定了绝对的一元性，并且对此抱原教旨的态度。二元之间缺乏对等性。比如，上帝/魔鬼之间其实只有上帝是合法并且必要的，魔鬼只不过作为一个陪衬，他是该死的，他的作用是突出上帝的绝对性。善/恶之间也是这样，恶必将要死亡，善才是永恒。而对比阴阳观念，阴/阳是共存的，没了阴，阳也会死掉。所以说，“二元对抗”隐藏着原教旨的绝对一元性，这种原教旨就是维护一方的绝对性，并消灭另一方。
2．异端模式意味着价值上的“先在判定”和世界的“泛价值化”。在价值上，异端模式绝对地判定了好坏善恶，并且以此为模具把整个世界的所有情况都“泛价值化”。泛价值的绝对判定覆盖所有事情，所有事情都被做出非此即彼的绝对的价值划分。世界本身就笼盖在上帝的意义/价值的阴云中。比如，美国在历史上一再要求全世界“选边站”：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敌人一点。31这就由泛价值化堕落到了泛立场化。泛价值化中存在着独断/专制的先在判定，它不可能经历真正的质疑，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合法性。于是就只能堕落为顽固/专制的立场。32价值堕落为立场，这是异端模式的一个先验后果。
3．异端模式在秩序上意味着政治性/权力性33。由于价值上的先在判定，价值堕落为立场，那么就必定意味着异端模式在其自身秩序上的权力性/政治性。立场总要寻求权力的庇护，价值先在判定的巩固也只能诉诸话语/真理的政治性。这个权力性/政治性表现为“话语压迫”和“秩序威权”。一方对另一方在内容上施行着话语压迫，在形式上则实行秩序威权。比如上帝/魔鬼这对冤家，魔鬼在话语上明显是被统治者，是弱势群体。他们之间决不仅仅是真理/谬误、善/恶之间的较量，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较量。真理一开始就缺乏它所标榜的纯粹与纯洁。真理/话语是个混蛋，一个杂种。这里可以想象中国“亲疏模式”中的“伦理性/美学性”34，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
到这里，我相信已经给出关于异端模式的完整论证。当然人们很可能指责我的设想过于片面，以偏概全。如果允许，我愿说，在哲学上，废话才能够做到面面俱到。倘不极端，真理就显示不出来。赫拉克利特说，逻各斯惯于隐藏自己。哲学的工作是把逻各斯凸显出来。这就需要“极端”。“极端”是一种手段。我的工作就是把“异端模式”给凸显出来，这就是目的。我一再说，异端模式并是不西方人特有的，东方世界也一样具有，因此它是普遍的，只是宗教色彩浓重的地区更严重。这就更需要及时探讨某种新的可能路径，并且，同样是在一种普遍意义上。在论述中国的“亲疏模式”时，这里也没有完全纠缠于古典概念的原本意义。我想开发它的可能理论，它能够被做成什么样，而不是它原本是什么样。原本是什么样很重要，但这是思想史的题目。它能够长成什么样，这更重要。
2、他者政治
异端模式/他者政治并不是宗教所特有的，并且，也不是宗教的全部。它甚至不是宗教的主要部分，作为思维方式也是如此。我愿说，异端模式/他者政治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情理格式，人们的思想/心志都明显地或潜在地具有这个格式，宗教徒在这方面往往是典型。这个模式表现在宗教、哲学、政治、伦理以及日常生活中。但追溯根源，宗教往往是异端模式的发端，也是它的生成。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诸如基督教观念中的“异端审判”观念，人们思维/情理格式中的异端模式就很难想象。同时，我愿意人们在一个方法论下来理解的我论证。我刚刚说，人们普遍具有“刺激-偏激”的情理路径。在刺激下总会有偏激的反应。偏激常常又促成了新的刺激。你的反应越异乎寻常，你的对手越喜欢挑逗你。这是一种“顽童心理”。“刺激-偏激”路径常常在差异/陌生中获得自己的土壤。
异端模式是个母体，它复制并繁殖诸多子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异端模式的诸多格式、特性总是影射下来，就象基因的密码。这种设想类似于结构主义。在人类社会，由于宗教生活的广泛性与系统性，宗教的基本逻辑即异端模式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大脑中留下充分的刻痕。人类的语言/观念以及真理本身，很大程度上被上帝造就。人制作了上帝，接下来上帝按照上帝的逻辑制作了人以及人的世界35。这点太清楚了，以至象是废话。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最高的形而上学。于是宗教跟哲学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话语互动。神的观念直接成为哲学的核心/终极概念，由此把上帝的意志/逻辑输入哲学凡胎肉体。哲学知恩图报，以理性的思辨服务于神的信仰36。人们有权要求对哲学做出审判。显然，哲学上的自我、主体、自我意识等概念，在生成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宗教逻辑，至少：
1）上帝是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最大化37，上帝观念的逻辑性不可避免的投射在自我观念的逻辑中；
2）自我/他者之间有着上帝/魔鬼类似的权力秩序，自我先验地优先于他者，如同上帝优于魔鬼，善优于恶——上帝的五指山握有“知识/权力”间的真正秘密；
3）自我在他者身上获得自身，如同上帝从魔鬼获得至善。上帝至善的合理性来自魔鬼至恶的非法性，没有罪恶的他者，自我总不能获得他自身存在的确证38；
4）自我意识/主体观念的终极依据总是上帝观念，或者用上帝来担保“自明真理”，或者直接把真理换算为“上帝之光”，比如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
5）上帝之死就是主体之死。上帝之死最终不是人的得救，而是人的末日。福柯说，“尼采表明上帝之死不是人之出现，而是人之消失。人与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因为人与上帝同时是孪生兄弟和互为父子关系：上帝死了，人不能不同时消失。”39
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自我/主体，在自我意识与主体性理论中，似乎很少有他者的地位。哲学的形而上学、知识论，都是主体性的产物。笛卡儿先声夺人，宣言“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主体性差不多成了上帝的代名词：“一切在于把真理的东西不仅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地理解和表述为主体。”40但主体的极端膨胀并不意味着他者性的消失。相反，他者观念从来没有缩水。在知识论中，他者就直接变成了“对象”。自我是作为中心的主体，对象（他者）就是客体。近代知识论唯一的工作就是力图论证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恩格斯把它归纳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但一直到黑格尔，主体性哲学穷尽了它的所有可能之后，主体/客体之间的统一性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担保。有学者把这归结为“纵向超越”的困难，并诉诸海德格尔式的“横向超越”。41到现代哲学，过于膨胀的主体性立即就缩水为收敛的“主体间性”，并试图以抵制“后主义”的严重挑衅。这个历史是自我/他者斗争的历史。“主客体二分观念，或者换言之，主体与他者之关系，支撑了全部的西方文明史，它既是一个纯粹哲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以至日常生活问题；它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故事，也是颇具现实紧迫性的一场运动；也许对于我们而言，至其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西方人的问题，也是切近我们自己历史与我们自身之现在的问题。”42
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之间的紧张，有着一种异端模式的类结构。把自我之外的事物都看作与我对立的客体，并且试图以客体的主体化来获得整个世界，这不仅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主体、自我的膨胀让原本和谐的世界开始紧张起来。我当然不是说，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就完全和上帝/魔鬼之间一样。但主体对于他者的征服姿态、自我对于他者的优先性，与宗教逻辑如出一辙。它们之间具有类似于异端模式的特点：比如原教旨的一元性、价值上的绝对优先性、相互秩序上的权力性/政治性。对这一点，我们用当代的眼光可能看得更清楚。在今天，指责“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男权主义”早就不新鲜了。“后主义”甚至宣布“主体死了”43。上帝死了（尼采），那么上帝观念的代理人主体/自我也必定毙命。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等等，这些来自“后主义”的反动针对的主要目标其实就是“主体/自我”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福柯所谓“主体之死“的划时代意义。于是，世界的解放就是主体/客体、自我/他者之间的紧张的消失。
主体性哲学具有明显的他者政治性。“他者政治”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学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这样说可能会更清楚：他者政治的实质逻辑是异端模式，异端模式在话语/行为中表现为他者政治。从实践的政治/伦理学来看（亚里士多德把伦理与政治当作实践哲学），西方的政治学伦理学理论有着明显的他者性，它是一种他者政治。“他者性”就是在自我/主体观念下，把世界理解为各主体间紧张争夺场所，把他人看作敌人。他者性是与主体性针锋相对的一个概念。它的潜在渴望就是：我们，反对他们。霍布斯把人类世界看作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丛林”，人与人之间就象挣抢食物的狼44。政治哲学上，他者政治最典型的还有卡尔•施米特的“敌友论”。他发现，“划分敌友的政治的标准”45。这是1）他者政治的政治学属性。但刚刚说过2），他者政治是一个哲学概念。也就是说，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和典型性。话语/知识普遍的具有他者性的权力秩序。权力即政治。把权力机制引入伦理，伦理就被政治化。一旦权力秩序渗透到普遍性的知识/真理，哲学就具有他者政治性。当下，哲学/真理/知识早就失去了它以往标榜的贞洁与纯粹，知识是个混蛋，一个杂种。
政治就是权力。政治围绕权力来运作，这多少有些理所当然。但话语/知识被权力控制，人们心理上就要受刺激。这里当然要涉及福科的知识/权力模式。但问题有三种情况，1）话语/知识先验地普遍地蕴涵某种权力介入，这种介入与生俱来人人难免；2）某种特殊的话语/概念系统特殊地具有某种权力秩序，它只对特定的话语方式有效；3）权力介入不是来自话语/知识内部，而是外在权力的内化。46
情况1）不需要再做考虑。既然与生俱来人人难免，那就是一个既定事实。事实就是“就这样”，没有商量的余地。可以想象这样来反叛科学“知识/权力”：“大家不信邪，而相信科学，这被科学知识的权力强奸啦。所以老子偏不信科学。”这时候我感到无能为力，没办法劝说道：“先生，被科学强奸要比邪门强奸舒服。”因为他使用了某种比知识/权力更有力更强大的权力——他使用了耍赖。耍赖蕴涵着恶性权力，它往往这样行使它的权力：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懒得搭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如果科学知识对我们有一种指导的权力/权威（这是知识/权力最普遍的方式），它是一种良性权力，人们宁愿谨慎地接受这种权力。否则，我将受更坏的权力所压迫，比如迷信。知识/真理当然先天地认为自己正确，并且总是一副“指导你们”的嘴脸。这个嘴脸是先验的，是个既定事实。没有那个真理可以自认为错误，真理只能真确。如果人们对此很反感，技术上值得同情，但是理论上不可取。人们无权故意夸大真理本身的困难。47
情况2）具有普遍性，并且由于它的特殊性，很有反思的价值。某种特定话语/知识系统特殊地具有某种权力秩序，并且它剧烈地作用于相应的话语世界。这一情况才是知识/权力互动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情况。比如，中国人有一套儒家礼仪话语，这是典型的“特定话语系统”，它的权力秩序就是“君君、臣臣、子子”，按照鲁迅他们的说法叫“吃人的礼教”。一种话语系统通过自身权力吃人，这很值得反思。我认为如果把人全都吃掉，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糟。前面论述过的异端模式，属于西方的典型的“特定话语系统”，它的权力模式就是，“信徒得救，异端得死”。“他者政治”被命名为“政治”，就因为在话语/知识上它具有典型的“特定权力秩序”。就是说，他者政治的“政治”表现为其话语/概念系统的典型的“权力性”，同时它的“他者”则表现为“异端性”。由于“特定话语系统”的权力秩序也是特定的，那么就可以判定它们的好坏，然后作出好的选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可能。
库恩曾经论述说，知识/文明的进步其实是一种范式的转换。48这种转换是历时性的，并且在地域空间上则是普遍的。在这里，我设想一种“范式的地域转换”，并且这个转换在时间上具有相对恒常性。由于存在着“特定话语系统”的特定权力秩序，那么在人类文明形态上的诸多话语系统理论上就能够转换。把坏的权力秩序的话语/知识系统兑换为相对好的系统。库恩考虑的是系统版本的升级，我在设想能否局部地重装系统49。比如，用西方的人权取代中国“吃人的礼教”，用中国的“亲疏模式”取代西方的异端模式。前一点做得很好，后一点也有实践的可能。只是中国当前没有掌握足够的硬权力（经济、政治与军事），西方世界就很不买帐。文化的传播也是以权力做后盾的。我前面论证过，异端模式（大多数模式都一样）封闭而顽固。但关于范式的地域转换，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很值得思考。全球化在现在被搞成单调的全球化。这明显是虚假的全球化。这个虚假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全球化”或“西方的全球化”。美国成了唯一的标准，并且，它是首席裁判。50世界需要一种“复调的全球化”。需要诸多文明的共同、平等参与和互动。
知识/权力的模式3）也是一种普遍模式，但它是有话语/知识之外的权力的内化造成的。典型的就是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性组织的权力。这种权力对于话语/知识本身来说，是卑鄙的。刚刚一再说到，真理总是不干不净的。人们不能忘记一个事实：真理并不受欢迎，至少没有流行歌手受欢迎。对这点的讨论将超出本文的关注点，暂拟搁置。
回到关于他者政治的讨论。“他者政治”在表现形式上的异端模式是“他者”之所在，在实质内容上的话语/权力结构是“政治”之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者政治中的话语/权力结构属于知识/权力结构中的模式2）。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秩序，它必定有好坏劣之别。权力以及权力的秩序本身不构成好恶。但人们可以对某中权力作出价值判断。例如，维护公平的司法权力通常是好的，欺行霸市的强盗权力则是坏的。在政治中，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是好的，不分上下的秩序则是坏的。同样，在话语/知识中，封闭而顽固的原教旨一元权力秩序是坏的，开放而灵活并近乎人情的权力秩序相对是好的。异端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其“他者政治”，他者政治坏就坏在糟糕的权力秩序上。
我在前面提醒说，他者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更是严格哲学概念。完整地论述它将超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我集中论述的是作为政治学概念的他者政治。政治学的他者政治基于这样几个理论假设：人性恶假设、知面不知心假设、角斗场假设以及利益零和假设。
1．人性恶假设。这个假设最顽固的表达来自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的本性是恶的，于是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丛林状态。自私、贪婪以及残暴就是人的真实面貌。于是，他人即地狱。51自我与他者处于极度的对抗之中。
2．知面不知心假设。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警惕与猜疑，却表现为一种认识论后果。大体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心隔肚皮、人心莫测，如此等等。现代伦理政治中，罗尔斯有个著名的“无知之幕”假设，在这里人们陷入囚徒困境。52
3．角斗场假设。也可以称为“丛林假设”。世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角斗场，一个丛林状态。自我与他者永远处于激烈的较量中。这在国际政治上表现为无政府状态，各主权国家只能是自助（self-help）。
4．利益零和假设。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竞争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的胜利必定以另一方的失败为前提。双赢局面不是一种现实情况，至少是不能持久的。
我相信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在“他者政治”中，他者与权力是一样的。同样，他者政治与异端模式是一致的。他们有着一样的话语格式，也有着一样的权力秩序。对异端模式的论证主要涉及话语的格式。对他者政治的论述集中针对话语中的权力的秩序。他者政治曾经是有效的，虽然一开始就不正义——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曾经热情地鼓舞着资本主义的全面扩张。上述几个理论假设一个根本的逻辑就是“异端模式”。我们已不难看出“他者政治”的几个假设带来的难题：
1．理解与接受53的难题。在他者政治的眼光中，由于话语本身所具有的权力/政治性，就不能做到对于纯粹真理的追求。——我暂且假定存在着干净的事情。人们总要被自己的政治/利益立场所左右。哪怕自己错了，也坚决抵制明明正确的事情。人们喜欢说：“我理解，但是对不起……”。关键的一点是，如果世界本身在根本上的确是“他者政治性”的，如果世界本身只能是相互敌对而不能和睦，那就不存在“接受”的问题。世界很坏，我就必须比别人更坏，这样才能够活下去。活着比真理重要。好在只是人们的观念世界（而不是世界本身——至于世界本身是什么样，按照康德，那是我们所不能做到的。）存在着他者政治性。他者政治首先强调的是自我立场。由于“立场优先”，它就存在着接受的困难。在知识论上，人们之间不存在理解的困难。困难在于：“我理解，我知道，我了解，我晓得，但是，我不接受！”这种不接受往往来自价值取向，来自文化认同。价值取向和文化人体总是和固执的，因为这涉及自我认同的根本。
2．囚徒困境。西方人很有趣，但满肚子坏水。霍布斯发明了“霍布斯丛林”，纳什则设想人们都处于囚徒的境地。从哲学上看，这都是他者政治的必然后果。人与人之间象狼与狼之间一样；每个人都极端利己自我为上，并且为利己不惜无耻地算计和防范他人。这样就陷入了囚徒困境。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按照中国的理想逻辑，则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囚徒困境了：假如我们两合伙犯罪，但由于强调兄弟义气，我决不陷兄弟于不义。结果是两个人都获罪最轻54。当然，在实践上利益很可能压倒义气，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是想说，他者政治必定使双方总是处于囚徒困境中。比如美国苏联在冷战时期搞的核恐怖平衡，今天美国又重起他的星球大战计划，这都是他者政治下的囚徒困境的结果。
3．孤独、虚无与恐惧的困境。西方人总有某种大得出奇的孤独感。并且常常在存在与虚无之间挣扎。但中国人通常就没有那样的虚无感。对中国人来说，孤独是可耻的。西方人很可能会说，只有孤独才是真实的。克尔凯郭尔甚至认为，哲学源于恐惧。他者政治把人们都孤立起来了，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孤独无助的孤岛。人有原罪，他人就是地狱。无望中的人们不能从相互之间取得温暖与信任。人们就把自己的希望交付给上帝，希望通过与上帝的联系来解除个人的孤独、虚无与恐惧。人们统一在上帝的门下，却相互孤立。顺便说一句，西方哲学也总是一副“传教士姿势”。中国人就不需要上帝55——西方人觉得不可思义，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相处驱逐了个体的孤独与恐惧。一旦人们之间被他者政治左右着，孤独、虚无就是最真实的。
4．他者（the otherness）与“多余者”（the else-ness）的困境。按照他者政治的逻辑，我们之外就是他们。我们之外这个他们，则只存在两种可能：要么是敌人，要么是“多余的人”（the else）。倘跟“我们”利益相关，则是敌人；倘无关，则是不相关的别人，多余的人。“多余者”就意味着跟我没关系，是那种我懒得理的他者。在理论上说，“多余者”的位置比敌人更尴尬。作为敌人，还算跟那个“自我”有关联，尽管是敌对性的。但作为“别人”，就被那个“自我”当作不存在，“没放在眼里”。我认为“不放在眼里”是最让人难受的，还有什么比“视而不见”更傲慢的呢？并且，就算是暂时结盟的“我们”，也只是权宜性的。也就是说，在他者政治中，根本就不存在“你”，不存在与“我”密切并且和睦的“你”。要么“你”变成我们中的一元，要么你就是“他们”的人。对此，前边提到过美国的“选边站”主义。理论上，在我们、敌人以及别人之间，应该保留足够的“你们”。“你们”意味着“和而不同”，意味着“亲和”、“亲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