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名理探》译介的文化背景

如果说徐光启译介西方演绎推理是译介西方科学的附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介绍西方逻辑学，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李之藻（1565－1630年）字振之，又字我存，浙江仁和人。明万历年间举人、进士。先后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福建学政、北京光禄寺少卿、修历等职。晚年曾退居杭州专事著译。1630年病逝于北京。与徐光启一样，李之藻也是晚明相当重要的科学家。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北京，李之藻与他交往密切。利玛窦对李之藻称赞有加，他曾说：“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这个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的术语而介绍《寰有诠》和《名理探》的译者，感到“彼中先圣后圣所论天地万物之理，探源穷委，步步推明，由有形入无形，由因性达超性，大抵有惑必开，无微不破”，“盖千古以来所未有者”。[xi]对西方科学称赞不已。驱使李之藻去追求西学的，首先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科学的热情。李之藻自己明白地表示过他对科学的愿望：“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夫经纬淹通，代固不乏玄樵；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有自在；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xii]他倾慕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大量地介绍给中国人。从1613年至1631年中国出版的50余种西方译著大多经过李之藻之手，或作序或同译，或润色，涉及天文、数学、哲学等多门学科。《名理探》是他的最后一部译著。1623年与葡萄牙籍传教士傅泛际（P.franciscus Furtado,1621年来华）合作翻译，历经数年，由傅泛际译义，李之藻达辞。

那么，李之藻为什么会耗费五年精力，选择翻译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没有任何渊源的《名理探》呢？嵇文甫曾指出：“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读书为著名。然而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学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已经为清儒做了些准备工作，而向新时代逐步推移了。”[xiii]李之藻就是那些读书人中的一个。他尖锐地指出明末读书的弊端：“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奓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问胜己四也。”[xiv]他之所以要翻译《名理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矫正明末那种空疏的学术气氛。李天经在序《名理探》时说：“世乃侈谈虚无，诧为神奇；是致知不必格物，而法象都捐，识解尽扫，希顿悟为宗旨，而流于荒唐幽谬；其去真实之大道，不亦远乎！西儒傅先生既诠寰有，复衍《名理探》十余卷。大抵欲人明此真实之理，而于明悟为用，推论为梯；读之其旨似奥，而味之其理皆真，诚为格物穷理之大原本哉。”[xv]显然，李之藻厌恶晚明王学末流“汗漫空疏”的学风，而推崇程朱理学的“格物穷理”之说。在他看来，程朱理学包含着“实学”“实行”的精神，但被王学末流所淹没。西方的科学和逻辑有助于恢复程朱理学的“实学”“实行”的精神。他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xvi]因此，他把西方亚氏逻辑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大原本”相为比附，希望能达到“息异喙，定一真”[xvii]的目的。李天经说得更为明显：“有些书，则曩之窒者通，疑者信，宁为《名理探》而已耶？”又说“三论明――概念、判断、推理――而名理探出，即吾儒穷理尽性之学。”李次彬更忘为比附地说：“研究理道，吾儒本然，……寖假而承身毒之唾，拾柱下之沈，以奸吾儒之正。……惟德曩侍先大夫，日听泰西诸贤昭事之学，其旨以尽性至命为归，其功则本于穷理格致。”[xviii]               

西方传教士选择翻译《名理探》的目的显然有别于李之藻，传教才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当时的欧洲，以培根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已经认识到旧的逻辑学的不足与危害，从而在逻辑领域展开一场革命。培根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并进行批判；他尤其反对经院哲学家滥用三段论，使逻辑学变得贫乏而烦琐。培根提倡归纳逻辑，并且为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划清界限，从而把他的逻辑学著作称为《新工具》，以示区别。但是，传教士们没有也不可能译介这些反映逻辑学新发展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与教条不符。《名理探》是十七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的逻辑学讲义，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结合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为宗教神学辩护而写成的,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十三世纪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东方回到西方。经院哲学家就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为工具，主要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的“范畴篇”、“解释篇”从概念到概念，用抽象概念的定义、区分、排列和组合的方法，特别是用三段式的演绎法，来为基督教教条和教义作辩解，并使这些教条和教义系统化。显然，《名理探》的翻译有利于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