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态反思：哲学对象的源头错位

 

   “欧洲人的‘世界’产生理性观念、哲学精神，因而其危机恰在于理性主义已经崩溃。理性文化衰落的原因，是理性主义的本质的外在化，即它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追求。”［5］（P191）

在胡塞尔看来，理性主义是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存在标志，哲学的危机来源于理性主义的崩溃。导致理性主义崩溃的根本动力，是哲学自身将理性主义精神外化为唯科学主义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为此必须拯救哲学；而拯救哲学的前提，就是在理性主义崩溃面前重建理性主义。胡塞尔就是基于这一哲学激情开始了他的拯救之路。然而胡塞尔并没有意料到，他讲的这种已经崩溃的“理性主义的外在化”形态却同样是理性主义，即科学理性(主义)，它消解了观念理性的形上沉思品质和神性原则而获得了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前者具体展开为唯物质论观念，并由此形成科学主义名义下的物质霸权主义价值指向；后者具体展开为唯实证论方法，并由此开辟出唯经济技术理性的实践道路。所以，促进哲学终结和消亡的内在动力是哲学的科学理性，它仅把哲学自身的对象领域全部丧失干净，并为物质霸权主义和绝对经济技术理性横行于生活世界奠定了思维、思想、情感、信仰基础。

胡塞尔以其深刻的敏感而意欲重振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雄心与顽强不仅贯穿了他的一生，也贯穿了整个现象学运动，但哲学最终没有得到拯救。溯其缘由，这似乎与胡塞尔哲学激情所描绘出来的关于哲学的那幅图景相关：胡塞尔把它的现象学定位为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认为“哲学研究实现了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成就的补充，因而它第一次成为完善的、纯粹的、真正的理论知识。”［6］（P245）胡塞尔的全部拯救行动，不是对哲学之科学理性的反动，而是要探求科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即要努力把科学置于哲学基础上，因而，在胡塞尔的哲学理想中，哲学是最严格的、最纯粹的、最完善的科学。

现象学现象最深刻地展开了20世纪西方哲学对哲学拯救的整体路向---即以本质上的科学理性来反动哲学的科学主义(认识论)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运动与分析哲学运动在思维理路上取得同构：即都沿着“科学→数学→语言→逻辑→哲学→科学”的路子探进，希望建立起一门能够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严格的和纯粹的“哲学科学”。然而，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都没有在这条道路上走通――而左右冲突：胡塞尔不得不沿着“生活世界”方向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从抽象的语言—逻辑世界痛苦地回到“粗糙的地面”：“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行走，没有任何摩擦力，这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理想的条件。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将不能行走。要行走就要有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7］（P46）

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激情，与其前期的哲学探询方向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价值指向上的分裂：这种矛盾与分裂蕴含着对哲学的深刻反思：哲学既不是以科学理性为价值支撑的严格的和纯粹的科学，也不是以观念理性为价值支撑的“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因为无论是把哲学定位为严格的和纯粹的科学，还是把哲学定位为物理学之后的“第一哲学”(亚里斯多德传统)，都是把哲学视为科学的基础，即哲学为科学而存在——这是哲学最终迷失自我而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哲学探询的历史从以观念理性为价值支撑达向以科学理性为价值支撑的内在动力：西方哲学诞生的最初形态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思维出发点是经验化的想象，其原初的价值定位是“万物有灵”，其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宇宙生成问题；而宇宙生成既是一个整体问题，又是一个具体问题，前者表述为“神”，后者表述为世界的“本原”(即 “自然”之物)；要使作为基体的本原能够生成出宇宙世界整体并使它获得运动的平衡，只能赋予其以生命形态，这个生命形态就是灵魂。对灵魂的想象性完成，不仅使物质形态获得生命，也使具体的物质形态与宇宙的整体力量(即神)相贯通开辟了道路。哲学要走向自我成长，其经验化的想象思维形态必然要由逻各斯化的观念思维形态所取代，其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神”自然转换成了神圣主义的“上帝”；具有更高抽象度的“本原”(“自然”)被更具有直观性质特征的“物质”所代替；自然主义的“灵魂”概念被更具有人文性质定位的“精神”概念所代替。由此，上帝、物质、精神，此三者构成了哲学对象的整体内容。然而，当我们对这一传统的哲学对象予以必要反省时，就会发现“上帝”、“物质”、“精神”都不是哲学的对象：上帝是宗教神学的对象；物质(作为“自然”的代名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精神是心理学的对象。哲学从一开始就迷失了它自身的对象领域，近现代科学对哲学这一传统对象领域的分割，是其应有之为。因而，哲学的危机实际上从哲学诞生之时开始就已经产生，而近现代科学向哲学的全面胜利，只是帮助哲学突现了他自身的危机。所以，当哲学不能意识地达向对自我对象的源头性错位的反思，一切对哲学拯救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将事实上加速哲学的危机。当代哲学的消亡论和终结论思潮，就是哲学的这种根源性危机的时代性展露。

                四、人的世界性存在：重探人类哲学的当代对象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谈到哲学时很悲观，他说“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是：我不知道其出路何在。”［8］（P49）维特根斯的悲观，由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所扩散而普遍化：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的挽歌，是一种不知哲学出路何在的消极行为；解构主义既积极解构哲学又不放弃哲学，同样是不知哲学出路何在的盲动行为。因而，当代哲学要重振自我，既不能跟着后现代主义唱挽歌，也不能附和解构主义左右摇摆，而应该着手探索其“出路”的正确途径。

探寻哲学出路的正确途径，是重新追问并确立哲学的自身对象领域。

哲学的自身对象领域是什么呢？

关于这问题，其实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激情已经透露出了消息：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和“回到事物本身去”的口号，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最终应该从“光滑的冰面上行走”回到有摩擦力的“粗糙的地面”的主张，都隐含了对哲学自身的本真对象的无意识直观：哲学的自身对象非它，即人的存在。

哲学因人的存在而诞生：人的存在既是哲学诞生的前提，又成为哲学的根本对象。因而，只要有人的存在，哲学就有自身探询的对象领域，哲学一旦有其自身探询的对象领域，就不可终结与消亡。

其实“人的存在”问题，自普罗泰戈拉以来一直是哲学的关注对象，但以前的哲学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只是停留在静止抽象的“类”层面做文章，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者，他始终存在于他者之中，并与他者结成关系：人的存在是一种关系的存在。首先，人是存在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中，他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间形成一种时空关系、自然关系，所以，人的存在既是一种自然存在，更是一种宇宙时空存在。其次，人的生命诞生于他者(某个女人的身体和某个男人的基因)，因而，人与他人(个人、家庭、种族)之间构成了血缘关系；而这些个人、家庭、种族又与其他的个人、家庭、种族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这样，人又获得了血缘的和群的存在关系。第三，人是具有自我进化潜力的人，这种自我进化潜力表征为人对自我意识、自我关怀，由此形成了人的现象自我和本体自我的双重性，人与自我生命本体之间又构成了一种实在的存在命运关系。

客观地看，对人与自我生命存在命运之关系的意识性关注，集中展开为神话体系的解构；对人与宇宙时空和自然之存在关系的关怀，则产生了人对人自己之来龙去脉的关注的宗教神学和人对自然之来龙去脉的关注的科学探索；对人与他者、社会之存在关系的意识性探询，产生出人对人伦关系的看待的政治与伦理，和人对自己的看待的人文精神。因而，哲学生发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宇宙时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复杂多变的关系解构演变之中：哲学始终立足于人的存在整体，为其存在本身的复杂演变而敏感与惊奇、困惑和追问：整体地看，哲学的对象领域乃人的世界性存在本身。具体而言，哲学的对象领域展开为人与自然(包括宇宙时空)的存在关系、人与他人和群体(即社会)的存在关系、人与自我生命存在命运的存在关系。如果从人类精神探询的领域角度看，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宇宙，其重心在于探讨自然和宇宙的存在法则和运行规律；而哲学却以人与自然、宇宙之存在关系为探询对象。所以哲学必须担当起反思自然科学的工作，自然科学必须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自然科学是对自然事实的研究，哲学是对原理的反思，即自然科学关心自然如何存在的事实，而哲学却在此基础上关心自然与人之间如何存在的关系事实和怎样才能形成更好的存在关系的可能性。所以，没有科学为哲学提供反思的材料，哲学却不能很好地探询人与自然之存在关系；如果“没有哲学的开始，自然科学就不能走出多远，并且哲学通过启发科学家工作中对新原理的进一步意识而为未来提供新的信念和一贯性，并以此反作用于它由以生长出的科学。”［9］（P3）

康德曾经认为哲学就在于了解“我是谁？”、“我是什么？”、“我的更深邃的自我是谁？”。在康德对哲学的定位中，人的世界性存在构成了哲学关注的整体对象：哲学以关心人的世界性存在为全部任务，以探求人如何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正确态度和怎样在世界中谋求存在的正确方法为基本目标。因而，对“我是什么？”的关注，展开为对人的世界性存在本原的探询，由此必然关联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与自然科学在这一个层面上获得通连性；对“我是谁？”的询问，则展开为对人的现象(事实)存在的求证，它集中呈示为对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对“更深邃的我是谁？”的困惑与追问，则托出人与自身存在命运的关系――并由此关联起人的心理学。心理学所探讨的对象是人的心理(即情感、意志、心灵、灵魂)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展开，在古代和中世纪主要是关心人的灵魂(soul)，在17世纪到19世纪主要是人的心灵(mind)；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是意识(consciousness)、潜意识或无意识(unconsciousness)，在20世纪20-50年代主要关心的是行为 (behavior)，其后则主要是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与行为的关系。整体地看，心理学所关心的是生存中的现象的我(即角色的我)与内在的我(即本质意义上的自我)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是人与自身存在命运之关系中一个具体的内容。因而，心理学与哲学的对象关系，也如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对象关系一样：心理学探询人的心理事实，而哲学却探询人的整体存在达向生存领域的进程中与心理律动的关系事实。哲学因心理学才获得了反思人的心理的理论材料，心理学因哲学才具备了达向其深远的脚力(视野、方法、信念)。

从更深层次看，人的存在本原问题实质上蕴含着关于“本原的起源”问题，其表述为“人是从哪里来的？”；而人与自身存在命运之关系却蕴含了“人的存在命运的指向”问题，其表述为“我要到哪里去？”这两个问题分别涉及到人的存在来源与归宿。宗教（神学)则是关于人的存在来源与归宿的学问。宗教不仅关注人的存在“从哪里来的”和“要到哪里去”，更要关心人“应该怎样走才能到达那里”。合而言之，宗教以及由此产生的神学所全力关注的是人何以能够永恒地存在的信仰探索与确立问题，这个问题既不是科学所感兴趣的，也不是心理学所能承担的；恰恰相反，科学与心理学都得以信仰为信托。宗教为人的存在获得自神自圣性提供信仰，神学则是为人的神圣存在而求证信仰。而自神自圣的信仰之于人的存在即是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为哲学探询提供了终极的价值依据与支撑。但信仰不等于价值：信仰只是价值的依据，价值是信仰的存在性敞开与构建。由此，宗教目标于人的存在永恒，哲学注足于人的存在现实；宗教关心人的存在起点与归宿(终点)，哲学却注目于人的存在从起点达向归宿(即更高存在之域)的进程；宗教的主题是人的存在信仰，哲学的主题是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因而，宗教激励人把存在目光投向天上，其努力方式是从高处将人努力往上拉；哲学鼓动人把存在的兴趣引向地面，其努力的方向是在下面支撑人努力踮着脚往上爬。所以宗教从天上达向人间的实在方式就是人生哲学(或者说信仰的哲学)；哲学达向人的存在整体之域时必然会上升到宗教之境。由此（1）人的世界性存在本身决定了上帝(本质上即自神自圣的“大人”之象征语)的不可死亡性，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仅具有比喻意义――而不构成哲学丧失自我的依据；（2）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人的存在永恒性与人的存在现世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规定决定了只要人还存在，宗教与哲学必然互为依存；（3）科学、心理学与哲学之间的对象关系，是一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种关系性质决定了科学、心理学不可能取代哲学，相反，科学与心理学的繁荣，有助于哲学的继往开来；哲学的生生不息的探询，助长科学与心理学的前赴后继。

               五、书写与被书写：原发存在与创生存在的本与源

 

   人作为个体化的生命事实，形成了人的世界性存在的根本命运：人生而为人，必须为维持(即延续和延展)其生命存在而努力寻求资源、开辟资源——而终身劳苦地走进走出人群和自然，人的存在必然向生存之域敞开并努力达向其新的存在之境。因而，人的世界性存在获得了原发性存在和创生性存在的双重性质与多向度指涉。

人的原发性存在及其指向    人的原发性存在是指人诞生于人世的本来存在遭遇：从抽象整体方面看，人的诞生纯属偶然的遭遇，它并没有任何预设的必然性与目的性，虽然后来宗教与科学(比如生物进化论)为生命的偶然诞生提供了必然性和目的性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就其本质上讲都是人自神自圣的想象化虚拟。这种种想象化虚拟的神话可以给人某种自我麻痹的安慰，但却不能消解其诞生的偶然性遭遇这一原发性存在事实本身。从个体角度讲，人的生命诞生(从生命种子的诞生到完整生命形态的脱出)同样纯属于偶然，虽然现代遗传学、生育学、医学等等科学给人们提供了生命何以产生的假想，但却始终无法解释这一生命或那一生命为何要产生的终极依据。所以，人诞生于某种偶然的遭遇：偶然的遭遇性构成了人的原发性存在的本质规定。

由于人的诞生与存在没有任何预设的必然性和目的性，由此形成人的存在从源头上没有依据；没有源头依据的生命，其从母体脱出的进程，实际上是一个残酷的被抛进程：人是被偶然之神所抛出的生命存在事实。

从人的眼光来看，人是被抛于一个荒原世界里的存在者，虽然这个世界有山有水、有草有木、有生命万物，然而这一切都外在于人，它是陌生的，充满了不可着摸的神秘感和无限性。在这个荒原世界里，属于人的只有自己这可怜、弱小的生命和一颗无助的心灵。人被抛于荒原的无奈性与无助感，不仅可以从人的发生学角度得到考察，更能够从生命个体从母体脱出的第一个动作反映得到确证：每个生命从母体脱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面对那个陌生的荒原世界而发出本能的“哭”：哭，既表达出他对这完全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恐惧；也表达出他面对这个无法逃避的荒原世界而本能感受到自己的弱小、孤立、无助、无奈；哭，更标志着他与母体(自然母体和女人子宫)的内在生命一体性的真正分裂，被迫与母体建立起一种永不可脱离的外在原初关联性：他不能再龟缩于自然(女人的身体)里，必须无可逃避地存在于大地之上，与荒原世界同在，与世界的荒原性共存。

人被抛于荒原之中的事实构成了人的原发存在境况。在这一存在境况中，（1）人的生命存在永远都是个体化的存在，而他所面对的荒原世界却是整体地存在着，因而，人的生命存在与荒原世界之间构成了个体与整体的存在关联性，这是一种永不消解的遭遇。（2）人被迫与荒原世界所构成的这种原初关联性，本质上是存在时空的关联性：人的生命存在时空必须来源于宇宙自然时空，他既不能拥有宇宙自然时空，也不能驾驭宇宙自然时空，相反，却要直接地承纳宇宙自然时空对他的无情切割，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宇宙自然空间无边无限，人的生命空间却有边有限；二是宇宙自然时间无始无终，人的存在时间却有始有终。人与宇宙时空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决定人的存在之终极命运的两种遭遇：即人的空间始终是宇宙自然空间所给定的，人只能命运地龟缩在宇宙空间的角落而不能获得与宇宙自然空间“齐同”；同时，人的时间同样是宇宙自然时间所给定的：人的生命具有时间上的开始并必有时间上的终结，而开始与终结又都无一例外地由宇宙自然时间所赐予。（3）人的生命一经从母体脱出，就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实存体而具有既定性，而他所面对的这个荒原世界却既是一个实在体，又是一个虚存体：人的生命存在的单一性、平面性与宇宙自然世界存在的多向性、立体性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同样构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另一种遭遇。（4）人从母体脱出而成为个体生命，其所展现出来的严酷性，在于生命本身需要资源的滋养才能够存在，而滋养生命所需要的一切资源，既不现成也不丰裕。因而，人的生命存在对资源的本能性需要与其资源本身的非现成性和匮乏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奠基性遭遇。

人的创生性存在及其指向    人与荒原世界的多向遭遇，生发出了人的原发存在问题：（1）针对人的个体存在与世界整体存在之遭遇，必然生出“个体何以可能达向整体”的问题；（2）面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单一性、平面性与宇宙自然空间的多向性、立体性之遭遇，必然产生“人何以可能从自身的单一性、平面性达向多维性和立体性？”的问题；（3）面对人的存在空间的限度性与宇宙自然空间的无限性之遭遇，必然生发出“何以可能将其生命存在空间从限度性达向无限性？”的问题；（4）面对生命存在时间的始终性与宇宙自然时间的无始无终性之遭遇，必然生发出“何以可能将其生命存在的始终性达向其无始无终之境？”的问题；（5）面对自身生命存在的实在性与既定性，必然生发出“何以可能达向其虚实共享与既定与未决共存之境？”的问题。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发存在问题的激励，才把人的原发存在引渡向创生存在的生存道路。

人的原发存在是一种自然存在，以自然眼光看，这种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原发关联性质的存在；但以人的眼光看，却是一种残缺的、荒原的存在。而人的创生存在却是一种人为存在，它是一种企图摆脱原发关联性质、摆脱荒原、摆脱残缺――而追求继发的、完整的再造与宇宙自然世界之关联性的存在。因而，人的原发存在是自然力支撑的非价值、非意义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存在先于本质(即存在先于价值，存在先于意义)；人的创生存在是人力(文化力)支撑的价值和意义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存在是人为的存在：存在即是本质(即存在开创了价值，存在生成出意义)。

人的世界存在的书写性    人的存在始终是被给予性的，这种被给予性即是书写性：人通过书写而存在：书写乃人的存在的本源。

书写之于人的存在具有生成性和生生性：生成性和生生性，构成了书写的本质规定，亦构成人的存在的本质规定。书写的生成性是相对人的原发存在而言的：人的原发存在由书写生成，其书写的主体是宇宙自然，人的诞生与原发性存在，是宇宙自然书写的成果状态。宇宙自然对人的原发存在的书写，是天、地、物的合作与合乐：天作、地合、物乐，共同书写出人的原发存在。因而，人的原发存在融进了浩瀚天宇之灵光、广袤大地之神气和芸芸万物之生意。人的原发存在惟有融铸进天宇之灵光、大地之神气、万物之生意，才有其创生存在的可能与现实：天宇之灵光、大地之神气、万物之生意，此三者合乐于人的生命，生成出人的原发存在之生气。

书写的生生性，是相对人的创生存在而言的：人的创生存在是通过书写而生生不息的，其书写的主体是人自身。人的创生存在是人显扬自身原发存在之生气，并使之与人群的势能(即群体化的存在之势和生存之能)共生的杰作。从人的原发生角度看，人是被宇宙自然所偶然抛于世的；但从继发生角度讲，人却是通过女人的子宫而脱出：人的生命种子借助于女人的子宫孕育和人的完整生命形态从女人子宫脱出这一双重事实本身，决定了人与他者与群之间构成了 (家庭、宗族、种族) 血缘关联性，这种血缘关联性的缔结，生成出人走向创生存在的先在性势与能。因而，人群的势与能和人的原发存在之生气(宇宙之灵光、大地之神气、万物之生意的生命交融)的合乐，生生出人的创生存在状态与进程。

就人的角度看，宇宙自然对人的原发存在的书写，构成了人的被书写性。因而，人的存在的书写性，获得了双重的意义指向和价值定位：人的存在既是自我书写的，又是被世界所书写的。由于被世界(宇宙、自然、万物)所书写，人才被迫遭遇了诞生，并因其遭遇而获得了被迫性的原发存在；由于人向世界(宇宙、自然、万物和自我)进行书写，人才由其被迫走向自主的创生存在的道路。[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