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哲学对象 人的存在遭遇 书写性与被书写性 生存敞开 生态场域
一、哲学： 存在遭遇向生存敞开的困境与追问
本文之要如此标题，实体现出对“哲学”自身定位的困惑而希望此种困惑能得到应有的关注：“哲学”本身定位的问题，直接关联着哲学的当代方向与命运问题。
哲学的国度问题 不用 “中国哲学的当代方向”的表述方式而用 “哲学的中国当代方向”的表述方式而来突出“哲学”问题，所赋予哲学的存在性质和生存视野则大不相同：在前一种表述方式中，“哲学”获得国度的规定性，即哲学变成了特定地域、民族、国家的哲学，并从而获得了特定的意识形态规定；在后一种表述方式中，哲学因人而产生，它如同科学一样，没有国界、民族、地域和意识形态的所属性：哲学是属于整个人、属于全人类的，这是“哲学”的本源意义。在古希腊，毕达戈拉斯最早提出“哲学”（philosophy）即是“爱智慧”(philo-sophia)。在希腊哲人那里，“智慧”即真理，爱智慧即追求真理：哲学乃追求真理的事业。而真理永远是人类所共有的财富。所以，真正的哲学既没有国度，也不以创造观念标签为主要任务。
哲学：生存的困境和追问 当这样来看待“哲学”时，必然托出“哲学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问题，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就牵涉入场：椐说毕达戈拉斯在提出“哲学”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哲学家”的概念，认为哲学家是“爱智者”(Philosopher)，即哲学家必须以热爱真理和追求真理为基本信念，以领悟、传达神的智慧为基本任务，担当起这一任务的基本途径和展开方式是沉思。因而，哲学家首先应该是脱俗的——即淡泊名利的人；其次应该是世俗生活的旁观者，而非世俗生活的积极推动者或创造者；第三应该是少说少做而多思勤思的人。［1］（第8卷第8节）
哲学即是哲学家的沉思，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哲学即是通过沉静地“思”来开辟前进的道路：思所开辟出来的道路就是哲学。而我却以为，哲学之思即是哲学家对生存的根本困境与追问：“生存”乃人对自身存在的敞开道路与进程；对“生存的困境”，即是以对自身存在的敞开进程中惶惑其方向或迷失其道路：惟有这种遭遇出现了，淡漠名利且沉默少语的人才开始了对这种惶惑态或迷失态的追问(即沉思、思)，因而，哲学对其生存的根本困境与追问，可能是对惶惑的消解、对迷雾的拨散，也可能是对生存之新道路的开辟。
以此来看，哲学不是研究，它是存在向生存之路展开之思(困境与追问)和生存向存在之方向开辟道路，哲学家就是其对生存的困境与追问进程中开辟新的存在道路的人。所以，哲学因哲学家而获得道路性，哲学家因哲学而成为辟路者和开道者。当这样来定位哲学与哲学家关系时，自然牵涉出“哲学研究”与“哲学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是对哲学的研究，研究哲学的人该称之为哲学学家。哲学学家的职责是对哲学(哲学家、哲学成果等)的研究，因而哲学研究因哲学学家而产生，哲学学家因哲学研究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整体地看，哲学和哲学研究、哲学家和哲学学家之间构成了如下存在关系：哲学是生产，哲学研究是消费(即选择、传播、运用)；哲学家是生产者(即道路的开辟者)；哲学学家是消费助理者，亦或消费的推销者(即道路的清理者和拓宽者)。
哲学与哲学研究的特征差异 哲学研究始终是以人类哲学（成就）为对象。在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哲学研究变成了相对固定的一个文化行业和一种职业工作，并且还配备一套相应的机构。在这样一种机构里从事专门职业的哲学研究，自然就要进行分类和分段，比如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古代哲学研究、现代哲学研究，以至最后还必须细分到哲学家、哲学流派、哲学思潮研究这一级，比如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孔子的儒学研究等等。所以，机构化、职业化、专业分工化，此三者是哲学研究所必备的条件与基本规则。
哲学则不一样，它是以对人的存在向生存方向敞开道路和生存向存在领域开辟道路为基本对象。因而哲学探询之于这个世界始终是整体的、生态的、进程的、未决的，它不可能通过建立机构来保证，也不可能作为专门的社会职业而存在，更不可能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哲学之于哲学家，始终是一个个人存在达向整体存在之境和个人生存向类(人类和世界生命)生存之域开进的问题；哲学家于之哲学，不可能有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等等的区分，哲学就是哲学：存在的生态性、生存的整体化和境与域的未决性(或者说开辟性)，构成了哲学自身的状态性质和进程特征。
遭遇生成哲学 哲学的问题始终面临一个“当代”问题，哲学的当代问题是一个当下存在向生存之域敞开和生存向存在之境开进进程中的遭遇问题：遭遇孕育哲学家对存在向生存之路敞开的困境，遭遇激励哲学从生存之域向存在之境展开追问。如果没有存在向生存之域敞开和生存向存在之境开进的遭遇，根本不可能产生出哲学(的困境与追问)。
哲学的遭遇性可表述为人的存在向生存之路敞开的境况性和人的生存向存在之道开进(探求)的境遇性。人存在的境况性展开为三个维度：一是哲学家作为个体存在者的存在维度；二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存在维度；三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存在维度。由于人的存在向其生存领域敞开必然要进入历史的长河，因而人的生存境遇性也展开为三个维度，即作为生命个体的哲学家、作为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和作为整体的(人)类，由此三者构成的存在论敞开的时空之维呈三个向度，即已然的过去之维，实然的当下之维和未然的未来之维。由此，哲学获得了传统性、时代性、个体性(民族性和哲学家的个人性)和未来性特质。自19世纪以来西方现象学运动，提出哲学要“回到事物本身”的主张，实际上是号召哲学要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人本身、回到以人为基点的世界存在本身；具体地讲，是要哲学回到人的生存历史(传统)本身、回到人的当下生存状况本身、回到人的存在道路开辟本身。基于这样的基本要求，哲学对存在困境的生存化追问必然扎根于民族和人类哲学思想传统(流与源)，而以民族和人类的时代性存在状况和生存遭遇为出发点，去开辟生存向其存在本原回归的道路。
二、哲学激情和哲学对象：哲学消亡论的虚幻依据
任何关于人的学问，都有其探询的对象领域和探询者对它的生命激情。哲学作为人类最高贵的学问，则更是如此。以此来看“哲学终结（或消亡）”论思潮，其背后一直隐藏着如下两个“东西”没有得到应有的突显：
（1）当前所喧哗的“哲学终结”论，实际上指哲学对人的存在失去开辟道路的作用与功能，而不是指哲学研究的消亡。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已有的哲学思想成果，它诞生了，它就存在；同时，当人们（主观）认定哲学终结和消亡之时，人的精神领域出现了空位，人们只有不遗余力地从已有的哲学思想成果中挖掘自以为有用的东西来填充这个空位的场域。
哲学所面对的始终是未决的、流动的、变化的人和人的存在世界，对它的探询必须以研究已有的哲学思想成果为参照，但这只是哲学向世界存在之境和生存之域探询的起步，哲学家必须走完这一步并跨出这一步而达向哲学之思本身。然而，当哲学终结论出现以后，哲学的存在之思被取消了，哲学家在这种取消中被消亡了，哲学变成了完全的哲学研究，哲学家均由哲学学家们所取代。其实，出现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在于：哲学的探询必以对已有哲学思想的重新清理为前提，哲学家之能够成为哲学家的前提是他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哲学学家：哲学家往往要通过哲学研究而达向哲学，即因某种哲学情愫或哲学冲动而展开对已有哲学思想成果的关注、研究、探讨而获得自身的哲学思路与方法，最后走向哲学之境。因而严格地讲，哲学探询以哲学研究为起点，以超越已有（哲学思想成果）而开辟新的精神道路为终身任务。以此来看，哲学终结论或哲学消亡论至少产生于这样两个事实：a.从事哲学的人丧失了对存在世界的哲学情愫(即本原激情和生命的合目的意识)；b.从事哲学的人把哲学从生命的合目的论转换为了生存手段论，人们由此自觉地滞留于哲学研究阶段而无暇或无力达向哲学之境。所以哲学消亡论成为了从事哲学的人进行自我安慰的最好方式。
（2）哲学作为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生存行为，其本来就涉及到热爱什么智慧、追求什么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具体表述为哲学对象(亦或“哲学的主题”)本身。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所关注的基本对象是整个世界，它具体展开为自然、灵魂和神――三个层面的内容，后经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苏格拉底而至柏拉图和亚斯多德等人的努力，哲学由自然哲学转向以自然与人并重，于是将神、自然、灵魂具体化为上帝、物质与精神，由此，以上帝、物质、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世界，构成了哲学的对象传统。但西方文明经历了近代革命以后，逐渐从三个方面消解了哲学对象传统的三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的精神这一维得到极度膨胀，其表现形式是对上帝的否定，后来尼采宣布上帝的死亡，哲学对象的“第一存在”之维就此丧失；人片面张扬自我的直接成果是近现代科学的长足发展，其最突出的标志是科学向技术领域的进军(或者说技术向科学的侵蚀)，使科学摒弃了古典自然哲学的思辩方法而达向了全面的实证主义，从此，哲学对象的“自然”之维被取消了。当科学被实证主义所全面武装，它就无所不至，不仅自然世界，最后连人也成为科学研究与实证的深度对象，其标志是19世纪的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发展，为心理学走向实证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冯特所开创的实验心理学完成了对人的心理、精神研究的实证主义化，人的心理和精神变成可分析和实验的对象而不是玄思的对象，心理学变成了实证科学。由此，哲学丧失了它全部的传统对象，最后只龟缩在逻辑领域。而主潮20世纪的分析哲学运动和现象学运动，都希望通过重新寻找和构建(世界的、语言的、意识的)先验逻辑结构来振兴哲学，然而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对哲学的最后失望：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哲学探索，为哲学对象的全部丧失落下了帷幕——“（对哲学的）真正的发现是这样的发现：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它使我能够中断对哲学的研究。――这种发现使哲学得到安息，从而哲学不再被那些使哲学本身的问题所折磨。”［2］(P 51 ) “哲学终结于这样一种事实，即它聚集了全部哲学史的最终可能性。哲学作为完成的终结人，则意味着这样的聚集。” ［3］(P 375) “哲学的终结最终证实了科学技术和安排世界的胜利，以及适合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胜利。”［4］（P377）
概括地讲，哲学的终结与消亡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家们很难得燃烧起对哲学的激情、信仰而成为哲学学家；二是哲学对象的全部丧失而使哲学失去了探询的领域性。
如果做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哲学对象传统的形成、消解以至丧失的历史，实际上隐含着哲学思维传统和哲学精神传统的形成、演变，走了一条从经验理性向观念理性再到科学理性的路子：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基于生活的经验对世界本原问题和宇宙生成问题的比拊性探询，这种探询方法所体现出来的思维特征，是力图将个别化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理性法则。因而，古希腊前期自然哲学的精神是经验理性。爱利亚派、原子唯物论、智者运动及其苏格拉底的努力，使哲学传递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观念理性得到了确立，并由此构成了西方哲学探询的精神传统，最后发展到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而近代科学革命向现代科学的全方位胜利，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方向，哲学由观念理性向科学理性渡让的具体标志，是哲学对本体论的遗忘而踏上认识论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哲学探询的对象被科学一一分解干净，哲学成了无自身对象领域的无本之末、无源之流，哲学终结论自然得到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