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在社会的起源和社会正义问题的讨论中展开的。在休谟看来，人类社会的形成，既是同劳动、分工、协作结合在一起的，更是同社会正义联系在一起的。如上所述，在休谟看来由于大自然给我们提供的物品比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所以人类要组成社会，进行分工和协作；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就出现了一个财产权问题。一方面，由于物品的稀少，产生了一个划分财产的必要。“只要自然赐予的某种福惠无限丰富，我们人类总是全体分享，而不是斤斤细分什么权利和产权。水和空气虽是所有实物中最为人们所必需的东西，但并没有人要求把他们分作个人财产。”历史上，只有在某些土地甚广，而水源稀少的国家，才可能对水建立产权；在人口甚少，土地肥沃辽阔的国度对土地的浪费就比较宽容，就是例证。（18）他问到：“在每个人已经有了足够数量的物品时，还有什么必要对财物进行划分呢？在不可能产生伤害行为的地方，为什么还有产生所有权呢？当只要伸出我的手便可以获得具有同样价值的东西时，我为什么要把别人占有的东西称为我的呢？”（19）另一方面，由于人的天性中存在不利于人们社会生活的自私情感，人们为满足自己或亲友的需要或欲望，而随意侵犯别人的财物或利益，不时引起“纠纷和争执”。所以，就需要达成协议，建立社会正义，来保障财产权的稳定。
总之，“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20）
在休谟那里，正义主要表现为三个自然原则：“财产稳定地占有的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
首先是“财产的稳定的占有的法则”。因为财物“可以在人与人之间随意转移而不稳定”的情况的存在，是“社会上的主要的乱源”。（21）“只有通过全体社会成员所缔结的协议，使那些外物的占有得到稳定，是每个人安享他凭幸运和勤劳所获得的财物。通过这种方法，每个人就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安全地占有的；而且情感的在其偏私的、矛盾的活动方面也就受到了约束”。（22）所以，“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是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23）那么依据什么原则来稳定财产的占有呢？休谟认为要确定财产权的最初来源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没有接受洛克的财产起源于劳动的观点。认为解决问题的最现实的办法是，以“现实的占有”为出发点，“让各人继续占有他现时占有的东西”。（24）具体地说，是以“占领、时效、添附和继承”（25）为依据。
其次是“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因为对财物的固定占有往往与人类的需要和欲望“发生矛盾”。如果“让每一个人用暴力夺取他认为对自己是适合的东西，那就会毁灭社会”。合适的办法是，在所有主同意的情况下，“将财物给予另外一个人”；如果未征得同意，那么财物和财产“永远应当是稳定的”。（26）
第三条法则是“许诺”（promises），其作用就是维护和协调各种互利性的“交换关系”。休谟认为在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必然存在各种交换关系，包括“物品的交换”，“服务和行为的交换”。这类交换象相互之间的换工一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27）但是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对别人具有的‘真正的好意’。不能把交往，寄托于人们的公益心。唯一的办法，是给予人们的自然的情感，以新的方向。这就是说，即使没有对他人的真正的好意，也为别人服务，因为我可以预料到，他会报答我的服务，一起同样达到另一次服务。这就是“许诺”。
“许诺”之必要性，是由于第一个法则使人们可以彼此相安，第二个法则开始使人们互相受益，但仍不足以使他们相互服务。凡涉及一般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
这三个正义法则，提出了一个经济正义的问题。它既是经济活动中，立法的依据，又是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休谟通过对经济正义的论述，对经济伦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回答。
首先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特点是什么，在以自利为动机的经济活动中除了利益的盘算之外，道德是否起作用，如何起作用。
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特点，休谟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通过劳动，协作和交换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活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原初动机是自私，而不是为了公益。他说，“不论道德家们或政治家们如何为了公益而干预我们，或是企图改变我们行为的经常的途径，那也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他们计划的成功依靠于他们改正人类的自私和忘恩负义方面的成功，那么除非有全能的上帝加以协助，他们将不能前进一步”。（28）这一观点类似于霍布士对人类本性的假设。但是，休谟更注重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自私产生的客观原因。指出，“由于我们的所有物比起我们的需要来显得稀少，这才激起自私：为了限制这种自私，人类才被迫把自己和社会分开，把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财物加以区别”。（29）可见这里讲的“自私”，不完全是在霍布士意义上的那种贪得无厌的利己心，而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人们维护自己的财产权，谋取自身利益、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休谟的这一论点，事实上提出了稀缺和需要的满足这一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为日后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的“经济人”假说，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休谟虽然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原初的动机是“自私”，但是，他并没有无条件地把“自私”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原则。相反，他把对自私的限制，作为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和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在他看来，承认经济活动中人们的自私动机是一回事，经济活动中人们必须限制自己的自私，遵循正义原则又是一回事。
在休谟那里，正义原则既是一种人们行为的规则，又是一种道德原则。作为一种行为规则，正义原则主要是由于公共利益产生的。由于人们如果自然地追求私利，就会陷于种种非义和暴行，社会就会陷于混乱，其结果就使每一个人的私利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就要订立协议，以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正义的协议的设计确实是有益于社会和各人幸福的，是体现了全体的利益的。“正义就是借一种协议或合同而确立起来，也就是借那个假设为全体所共有的利益感觉而确立起来；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之下，人们在作出每一个单独的正义行为时，就都期待其他人也会照样行事”。（30）“只有这种彼此协作才能使正义成为有利或给予我以遵守正义规则的任何动机”。（31）
所以，“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奉行的全部行为体系对于全体和个人都有无限的利益：于是不久就有正义和财产权发生了。”（32）“社会上每一成员都感觉到这种利益：每个人都向其他的人表示出这种感觉，并且表示决心，愿以这种感觉来调整他的行为，假使其他人也照样行事的话。”（538）休谟把正义的这种出于利益的约束力称为“自然的约束力”。但是这里所谓“自然的”只是意味着它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并不意味着正义规则是自然发生的。相反它是人为的，是由人类的法律所改变的。这种规则的特点是普遍性、一般性与人们通常的自然的行为方式是不一样的。“人性的普通原则是适应具体情况的，没有明确不变的活动方式的。”（573）人们如果按这种通常的发式行事，就会遵循适应情况的特殊判断，就会考虑到各人的品格和条件，贪心和偏私，而“不受某种一般的、不变的原则所约束”，那么“就立刻会使世界混乱起来”。（573）鉴于这种弊害，所以“才确立了这些原则，并同意以一般规则来约束自己，因为一般的规则是不会被敌意和偏爱，不会被公私利益的特殊看法所改变”。（573）
此外正义还有另一种约束力，这就是“道德的约束力，即是非之感”。它虽然是由利益转化而来，但是它毕竟不同于作为“自然的约束力”的利益本身。它源出于“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原则”，即“同情”。（661）具体地说，当非义的行为使人受到侵犯时，尽管这种行为丝毫也未影响我们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我们同情遭到侵犯的人，仍然使我们感到不快。“我们通过同情感到他们所感到的不快；而且在一般的观察之下，人类行为中令人不快的每样事情都被称为恶，而凡产生快乐的任何事情同样也被称为德；所以道德的善恶的感觉就随着正义和非义而发生”。（540）道德感还为政治家的公开教导、父母的私人教育等人为的措施所加强，一经形成，就具有一种利益所不具有的独自的约束力。他指出：“当一个人考虑到，不但他对人的品格，而且他内心的安宁和快乐，都完全依靠于社会道德的严格遵守；当他考虑到，一个人如果对人类和社会的义务有所缺陷，则心灵在返观内照时便要感到内疚：当一个人考虑到这几点时，谁还能认为、财富的利益足以补偿其对社会道德的些小破坏呢？”（664）
总之，在休谟那里，经济正义是规则和道德的统一。它有“两个不同的基础，即道德和利益；利益所以成为这个基础，是因为人们看到，如果不以某些规则约束自己，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道德所以成为这个基础，则是因为当人们一旦看出这种利益以后，他们一看到有助于社会的安宁的那些行动，就感到快乐，一看到有害于社会的安宁的那些行动，就会感到不快”。（574）所以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体系，不但规定了经济生活中人们需要遵循的普遍的行为规则，而且“这个体系还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关于德的幸福的正确概念和关于德的尊严的正确概念，并且可以使我们天性中的每个原则都乐于怀抱那个高贵的品格”。（664）同时正义规则在社会生活中 的实现，也有赖于道德。
休谟关于正义原则的论述，明确地肯定了在以自利为动机的经济生活中道德的地位和作用，论证了经济伦理得以存在的根据。从而把自己的学说同曼德维尔的主张明确地区别开来，克服了那种以为在经济生活中，只能讲利益的盘算，不用也不能讲道德的非道德主义倾向。同时，休谟还力图把规则和道德统一起来，一方面主张用普遍的、一般的规则来限制个人的偏私和贪欲，以维护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又反对只讲规则和法律、不讲道德的主张，力图证明道德在维系经济正义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他的情感论的伦理学说就是用以证明这一思想的。他强调，理性不能是道德上善恶的源泉。（498）“认识德是一回事，使意志符合德又是一回事”。（505）“道德宁可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510）就是要说明，理性的认识虽然可以使人判明自己的利益，并遵循既代表了社会利益、又符合于自己的利益的正义规则，但是不能以利益的盘算来取代道德感，更不能否定道德在维系正义原则中的作用。他说：“诚然，由利益发生的情绪和由道德发生的情绪，容易互相混淆并自然地互相融合。”。“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些情绪本身仍然是彼此个别的”。（512）总之，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感的作用正是休谟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休谟比一般的合理利己主义高明之处。
这一种观点还表现在他对当时争论激烈的如何看待“享受”的问题上体现出来。一方面他认为，不应该把享受看作绝对的过错。“享受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日益精致，是人心所向极为正当的趋势”（『经济论文集』18）但是也不能被看作绝对的无害。“只要享受不再是无害的，那末它也就不会是有利的”。（同上26）判断享受的善与恶时，应当将他对个人的影响同社会的影响统一起来。有一种“堕落的享受”不仅对个人是有害的，对社会也是不会有利的。针对曼德维尔的“私恶即公益”的论点，休谟强调罪恶就是罪恶，“善.....总是要比毒药好”（同上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