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诚如美国的休谟研究者巴里·斯特德所指出，“休谟是一个人性哲学家”。（1）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人性论』。其副标题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论方式的一个尝试”。按照休谟的含义，“精神”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精神科学或精神哲学是论述人类存在方式与其他的“自然物体”的存在方式相区别的那些方面的。它的主题是：人类所独具特征的一切事情。
在休谟看来，“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基础”。（3）因此，他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精神科学，要达到目的，就要直接切入人性。他说：“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即是抛开我们一向所采用的那种可厌的迂回曲折的老方法，不再在边界上一会儿攻取一个城堡，一会儿占领一个村落，而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个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4）他看来，最主要的是四个学科：逻辑、道德学、批评学和政治学，它们“几乎包括尽了一切需要我们研究的种种事情，或者说一切可以促进或装饰人类心灵的种种重要事情”。这些学科都是人性科学。“逻辑的唯一目的是在于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观念的性质；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鉴别力和情绪；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赖的人类”。（5）
在休谟那个时代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组成部份。即使在亚当·斯密那里，最初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军备的演讲』中关于经济理论的讨论，也是广义道德哲学中政治学部份的内容。休谟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讨论，也就包含在他对“结合在社会里并相互依赖的人类”的分析之中，而这种分析又是从人性出发的。
人性论当然不是休谟的创造。但是，休谟的人性论确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人性论』一书的「引论」中说，他要使对人性原理的说明，成为“一个建立在几乎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即“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6）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式”的基本精神。一方面要反对先验的立论方法；另一方面要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普遍的人性理论。他说：“我发现由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哲学有和他们的自然哲学中所发现的同样的不适宜之处，即完全是假设的，依靠发明甚于依靠经验。”（7）他自认为，自己是培根所开创的，包括洛克、沙夫茨伯利、曼德维尔、哈奇逊、巴特勒在内的实验哲学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象牛顿一样宣称“我不制造假设”，并自比为一个解剖学家。这就使得休谟的人性论，不同于从先验的假设出发进行推论的人性学说。他注重的是观察和经验。“我们必须借审慎的观察人生现象去搜集这门科学的种种实验材料，而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就着人类的交际、事物和娱乐去取得实验材料”。并通过对材料的搜集和比较，去建立一门人性科学。（8）这是休谟人性论的方法论的特征。
此外，休谟人性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否定了“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传统的观念，也否定了笛卡尔的主张。他认为，古今的精神哲学都建立在这样的思想方法之上：“人类只有在遵循理性的命令的范围内，才是善良的”，“每一个理性动物都必须根据理性来调整他的行为”，并征服其他的动机。其实这是一种“谬误”。（9）他强调“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在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作用”。（10）认为“单是理性既然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或是引起意志作用，所以我就推断说，这个官能〔理性〕同样不能制止意志作用，或与任何情感或情绪争夺优先权”。（11）。因此，考察人性、考察人类行为及其真实动机，就要考察人们的实在的情感。尤其需要注意那种易于被误认为是理性的“平静的欲望”。这种欲望，主要有两种，一是“我们天性中原来赋有的某些本能”；一种是“对于抽象地被思考的福利的一般欲望和对于抽象地被思考的祸害的一般厌恶”。（12）
上述两个特征，虽然是方法论上的，然而，正是这些特征使休谟对人类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作出了独到的分析。
以往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分析，在休谟看来，大都建立在某种先验的假设之上。一种是“诗人虚构的黄金时代的幻想”，一种是“自然状态”的假设。前一种假设描述了一个最为美好、最为安宁的环境；后一种假设描述了人人相互争斗和充满暴力的状态。前者以美好的诗意去描述人类的高尚的德性；后者则是人类的自私和野蛮的本性未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因此只有建立政府以“维护正义和法律”。这两种想象其实是一回事。这种人性状态是否存在、能否延续，“是完全值得怀疑的”。（13）
休谟着重批评了霍布士的“自然状态” 的假设及其社会契约论。指出，这种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出现和国家或政府的出现相混淆，以为“人类离开了政府就完全不能组织社会”。（14）这就忽视了“社会”本身，尤其是忽视了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人类如何获取生活资料。
在休谟看来，社会的形成，是由人类与动物在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带来的。人类个体与动物相比，有三个不利的条件：“（1）他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完成任何重大的工作；（2）他的劳动因为用于满足他的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任何特殊技艺方面不不可能达到出色的成就；（3）由于他的力量和成功不是在一切时候都相等的，所以不论哪一方面遭到挫折，都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毁灭和苦难。”（15）换言之，“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满足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16）“社会给这三种不利情况提供了补救。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17）
休谟在这里是从人类的经济生活，即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来考察社会及其起源问题的。所以明确地把社会和国家区分开来，并且把劳动、分工、协作、互助等经济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给予经济问题以更多的重视，从而把自己与霍布士等人区别开来。在伦理问题上，休谟不是从抽象的道德和对人性的先验的定义出发来讨论社会问题，而是从社会和经济生活入手去讨论人性和伦理问题，这就摆脱了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道德化的批评的传统，（如基督教对利息的否定），为经济和道德的统一，为经济伦理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