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下述两方面的修正能够成功 ,那么如上假定就可以证成。第一 ,儒家伦理理论自身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是转换致思主题 ,将抽象的善恶分辨的一般伦理思考 ,调整为公正问题的探讨 ,从而寻找一个结合规范伦理与管理 (应用 )伦理的内在视点。另一方面 ,在社会组织原则上 ,将单一的伦理规范 ,丰富为伦理——利益规则 ,从而能够从伦理理论的角度寻求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的解决之道。并将入世苦行 ,勤俭诚实 ,个人——团体关涉性、分工——合作互动性、权利——义务的辩证性、市场——道德制约性注入社会组织的逆转之中 ,使儒家伦理的视域最大地拓宽 ,从而为社会的合理化组织提供最充足的伦理资源。再则 ,在事物与经验的内在价值的可期望性上 ,将善自身的价值确认 ,逆转为相对功利化的价值标准 ,引入功利主义的两重价值 ,一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与快乐 )” (utilitarianism),二是合理地获得最大量的物质财富(material gain),从而 ,既为道德价值奠定现实感召力 ,又为道德价值的超越性提供保证。

从另一角度看 ,儒家伦理在道德语式上 ,要结合应当与功利 ,绝对与相对 ,命令与商谈 ,从而 ,为规范伦理的强势存在状态转化为管理 (应用 )伦理的常态存在提供余地。

第二 ,儒家伦理对作用于已和反作用于彼的外部机制加以彻底改造。这一改造有四个切入点。其一 ,为儒家伦理的合理运作提供良性的政经因素。政治是模塑道德的最强有力之手 ,而道德通过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发生对社会的最有力作用。传统政治的家国同构 ,依赖于血缘关系 ,固化身份社会结构 ,强化了社会的非理性定势。而现代政治的普遍社会性 ,强化了职业社会结构 ,政治自由保障每个人的权力不受任意侵犯 ,政治民主保证每个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 ,从而推动人们理性地思想与行为。现代政治是保证儒家伦理承当管理功能的基础。另一方面 ,现代经济构成了道德变迁的最直接动力 ,而道德也通过对交易伦理、商人精神的影响 ,对社会发生最广泛的作用。传统的小农经济 ,其自给自足性强化了道德觉醒的有限性 ,强化了对现存生存状态伦理状况的依附性 ,只有市场经济 ,才打破了封闭自足的经济结构 ,推动着普遍的交往、理性的交易、合理的计算 ,精确的统计 ,从而推动道德理智的成长。市场经济是唯一可以促进儒家伦理进入管理领域的经济形式。其二 ,将儒家伦理的外部作用方式由单纯的道德命令调整为道德的操作性指令。这一方面是指道德思维方式的变革 ,改笼统思维、定性考察、演绎方法为分析思维、定量核算、归纳方法 ,为人们清晰把握道德原则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指 ,将道德的一般命令分解为针对道德一般问题和管理情景的不同层次或维度 ,使其可以成为具体的游戏规则 ,从而为合理的管理活动提供可靠的伦理动力。其三 ,打破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格局 ,为道德与社会其他要素的互动提供可能。道德理想主义将伦理道德为至上价值 ,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因而难以融入现世社会并充任实际游戏规则 ;而伦理中心主义则将伦理道德视为一切事务的处理准则 ,带有将一切社会要素同为伦理道德的倾向 ,因而模糊了各个社会要素的独立作用特性。儒家伦理正是由于两种主义的制约 ,无法从规范层面下降至应用层面 ,因此 ,打破两个主义的固有格局的意义不言而喻。其四 ,将儒家伦理的原结构分化 ,而将有效用的那些要素付诸管理实践 ,以求建立起儒家管理模式的工业化实践范型。自然 ,这一实践范型 ,既不是工业管理被套入儒家伦理 ,也不是儒家伦理被肢解为新教伦理的已有功能的注脚 ,而是将儒家伦理的一般原则、规范与工业流程的要求有机组合 ,凸现出儒家伦理自身具有的独特管理功能 ,形成促进工业化推动合理劳动组织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儒家管理伦理学。

就两个方面而言 ,儒家伦理理论的自身改造是内部结构的修正 ,而儒家伦理外部作用的条件的改善则是其发挥管理功能的前提 ,只有两个方面同时成功 ,儒家伦理才能蜕去其古典规范伦理学 (traditional normative ethics)的外衣 ,而转换为现代管理伦理学(Mordern administrative ethics)。这种类型转换的完成 ,才可以使儒家伦理显现出现代活力 :规范与应用 ,一肩而二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