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理应毫无条件地保持诚实，然而，他任何时候都不能隐瞒真相，任何时候都不能撒谎吗？我想再举一个发生在施莱尔被劫持期间的例子。显然，我们当时要对劫持者制造迷惑。尽管媒体密切关注事件的经过，可我们还是连续许多天成功地封锁了一架满载边防队员的飞机已被秘密派往摩加迪沙的消息；我们还佯称愿意释放“红军派”的罪犯，给劫持汉莎航空公司飞机的人造成迷惑。事后没有人指责我们这种隐瞒真相的做法，我们的做法被认为是可取的。

实际上，当时，每天使我们的良知受到极度困扰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正如恐怖分子占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使馆和绑架汉斯－马丁－施莱尔时一样，我们当时面临的选择或者是释放在押的谋杀犯（他们有可能出去杀更多的人），以此来拯救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的90人的生命，或者是坚持法律和法规，迫使恐怖分子不敢进行新的劫持行动。我们知道，无论怎样做，都会留下遗憾。

因此，一个政治家有时可以说谎或者必须说谎。关键在于他的政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为此，他要事先考虑到后果，在作任何一个决定时都要保持理智一一理智也是一项基本美德。

所有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普通公民，尽管他们通常无需做出给他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决定。他们在必要时也可能不得不说谎，他们也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平民和执政者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我们自我设计个人生活的机会比所有过去时代的人都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的社会陷入混乱，我们的选择和机会将一去不复返。因此，我们应当坚持以下原则，即每个人都要对公共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他人和整体尽自己的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训练

我们生来具有维护自我、繁衍后代和保护自己的活动区域的天性，我们的基因让我们不宜于和平共处。我们具有本能，但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作为群居生物、作为在共同体中生活的生物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能力都要靠学习得来。如果没有教育，我们将相互争夺食物、相互排挤，必要时甚至相互杀戮。因此，我们需要各种规则一一从十戒到《基本法》，直到刑法；我们需要有人在周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传授共同体和社会中的生活之道。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产生影响，当然并非都是好的影响。我们学习用刀、叉、勺子吃饭，学会洗澡，学习不说谎、不偷盗。在家庭、学校中，在游戏或体育协会中，我们学习各种必要的行为方式。至迟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还要学会适应、顾及他人，甚至还要学会守时和诚实。一旦我们触犯了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就会遭到批评、鄙视或者拒绝，有时一一尤其在小时候一一一甚至还会受到惩罚。至此，一切都还顺利，也合乎目的。

然而，如果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如果学校力不从心，如果电视、录像、电脑和互联网长时间所灌输的内容冲淡了父母和学校的教育影响，如果儿童和青少年陷于不良社会环境，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虐待，那么，不良影响就容易占据上风，社会化的行为就得不到培养。如果一个未成年人陷进某个以破门盗窃和盗车为乐事的青少年团伙，或者卷入毒品团伙，成为毒犯或犯下拥有毒品罪，或者加人强盗或光头党集团，他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而他自己也会危害他人。这时再对他进行道德和美德教育就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了。他这时所需要的是个人关怀，然而，谁愿意做这种事呢？结果，等待他的望望是警察、刑事法官和监狱的惩治。

目前，在一些大城市的某些地区，父母和学校难以发挥足够的正面影响。许多教师已经无计可施，他们尽量把自己的工作限于根据教学计划传授知识；还有些教师片面地和肤浅地理解反权威教育的斗争口号，有意识地不给学生树立自然的、建立在修养和道德以及法律基础上的权威。以这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儿童和青少年不懂得规矩为何物。这种教育现象还有个时髦的口号，叫做放任主义。然而，无视任何权威的放任式教育不能叫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