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则不然。团结或乐于助人的美德受到普遍欢迎，诚实、自律、可靠和胆识以及宽容和坦诚也都是值得追求的美德一一对此无需争论。我们最多只能在出现冲突的具体场合，才能对哪种美德更加重要做出不同的判断。

为了让美德在未来重新成为普遍而自然的现象，我们自己首先要重新自觉地推崇美德。除了三项“神学美德”一一信仰、爱和希望以外，我们还要坚持四项“基本美德”，即理智、正义、勇敢和节制。此外，还有一些目前被称为次要美德的“公民道德”。

无需经过深入思考就能认识到：即使在今天，基本美德对于所有公民也都有重要意义。所有公民，特别是政治家都要保持理智，这意味着要求他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力；所有公民都要具有申明其思考结果并把它付诸行动的胆量和勇气一一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胆识；所有公民都要有节制，即在权衡相互分歧或相互矛盾的利益和要f时要仔细慎重；此外，应当根据正义原则进行权衡，要求正义的意愿应当内在于行动之中，并指导行动。

对于处于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在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制的法制国家条件下共同生活的人来说，上述内容显然还是不够的。譬如，坦率和诚实一一毫无疑问，政治家尤其要具备这些美德一一的地位在哪里？和平愿望的地位在哪里？I对国家负责的政治家必须有和平愿望。

当然，这一点说起来要比实际去做容易。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出于维护和平的愿望对希特勒做了过多的让步。当希特勒在半年过后用武力撕毁《慕尼黑协定》，使张伯伦也明白了他的战争野心之后，张伯伦放弃了绥靖政策。他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度，要求扩充英国的军备，并声称保护波兰的边界，但是，这样做并没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40年过后，西德大部分和平运动组织以类似的方式表示愿意向强大的苏联做过多的让步，而忽略了自己的防卫力量以及我们的防卫同盟的力量。倡导东方政策的维利·勃兰特对此没有让步，我作为他的继任者同样没有让步。我们做梦也不允许西德的防卫观念有丝毫的削弱。张伯伦的例子以及和平运动的例子都证明：仅有和平的愿望还不够，对维护和平来说，理智和判断力这些品德同样不可或缺。

维护和平，或者恢复遭到破坏的和平，不仅需要理智，而且也需要妥协的意愿。甚至一个国家内部的和平也要求量相互矛盾的利益和目的各方具有达成适当妥协的意愿和能力。有些德国人还是要学学不要一见到“妥协”这个词就立刻想到“可疑的”妥协，而是要把妥协的意愿理解为理智和正义的不可缺少的补充物。

任何劳资协议必然都是工会的要求与雇主联合会给出的条件之间妥协的产物；任何立法都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同主张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在《基本法》要求2／3以上多数的场合更是如此；任何一家好的出版社都必须在学术名声与经济要求一一年底结算时不要亏损一一之间找到妥协办法；在任何公司、家庭和婚姻当中，经常使不同的观点、利益和愿望之间达成妥协也是必要的。相互让步的能力和意愿是文明的标志。

对维护社会的内部安定来说，宽容和达成妥协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美德。哪里缺少它们，哪里就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宗教不宽容曾经引发了反犹太主义、三十年战争和延续多年的北爱尔兰内战。至于政治不宽容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我们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已经见到，目前在几乎所有专制国家可以见到。

然而，如果以为只有宗教界人士和政治家才需要尽量保持宽容之心，那就错了。我们所有公民都要有宽容之心，无论是对待工作场所、办公室的同事还是对待邻居、房客都要如此。有人相处的地方总会有争执，但是，只要我们学会宽容并愿意妥协，许多争执是能够避免的。只有遇到重大的争执时才需要诉诸法庭。惟一有害的是对不宽容采取宽容的态度。

在公民道德当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当属团结。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认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价值。这项美德还有其他一些称呼，譬如慈善、关怀、主动关心、博爱、友谊、友爱然而，从根本上说上述称呼所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愿意帮助他人。我们看到，在重大危急关头，我们这个民族表现出了高度的无私关怀精神。无论在1962年北德地区水灾还是在1997年奥德河流域水灾期间，无数国民都以种种方式帮助深受洪水危害的居民，许多年轻的士兵和平民甚至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奋战。当媒体报道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以后，许多德国人为提供发展援助尽力有些人甚至不惜为此紧衣缩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