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一词是19世纪末由俾斯麦所反对的工人运动带入公众意识中的，“团结”所依据的原则却像人类历史一样古老。当然，鉴于两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被毁城市废墟中的、防空洞和难民潮中的痛苦经验，“慈善”在我们这个世纪有了新的涵义。在未来也有必要让我们的后代拥有团结的美德一一因为危急情况在将来也还会发生。然而，我们不必等到电视报道了许多人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之后才需要我们去助人，相反，一看到周围有人遇到不幸，就要立即给予帮助。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违背规矩的情况。如果没有体谅、整洁、礼貌、守时、自律这些看二似无关紧要实则有用的公民道德，日常生活很快就会让我们觉得痛苦。譬如，我们为什么要容忍有人用喷罐把我们的墙壁、桥梁和快速铁路车站涂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学校领导和大学校长不能命令学生自己去把他们弄脏的走廊和厕所打扫干净？

我们在学校里、至迟在职业生活中会学会守时；而学会礼貌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上一代人要起到表率作用；为人可靠和工作诚实更加重要，这种品德同样只有经过艰苦的历程才能习得，要经过实践磨练，要经历认同和指责，必要时还要采取拒绝态度一一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个不诚实的人。

目前，有些公民道德遭到非议，如勤奋、守法、履行义务、忠诚。德国的专制制度曾经以恶劣的方式滥用过这些美德。无数受过上述品德教育和训练的人，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被迫执行上述要求的人事后才明白他们的人格遭到滥用。我们从这种经验中了解到：几乎所有美德都会被上司、上级机构乃至国家滥用。正如纳粹滥用了无数人的勇气一样，美德的确会遭到滥用。然而，纳粹的滥用无损于美德对于当代和未来的意义。相反，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需要基本美德和公民道德一一从义务意识到理智。理智可以帮助我们预先弄清滥用的可能性，而勇气可以帮助我们消除滥用现象。

勇气不仅是指体力过人，而且也是指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胆量。当1977年施莱尔被劫持以后，工业家埃伯哈德·冯·布劳希奇带上一整箱子钱赶往异国（和我事先给予的许可），去与一位据说是“红军派”联系人的人物接触的时候，他身上充满了这种勇气，因为此举有生命危险；此后不久，当汉斯一于尔根·维什涅夫斯基和边防大队指挥国员瓦格纳带领一组边防队员前往解救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理的飞机，并最终在摩加迪沙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同样充满了勇气，因为这种行动风险很大；当古斯塔夫·海涅曼1950年为抗议阿登纳的对外政策而辞去第一内政部长职务时，他同样也充满了勇气，因为他的辞职（以及他随后退出基民盟）可能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结束。　

上述事例证明，谈到勇气，它不仅仅意味着机智过人，或者盲目的武夫之勇，相反，它首先要求权衡利弊，做出自己的判断，此后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判断付诸行动，即使遇到危险也是如此。然而，这样做完全会引起重大，怀疑。　归根到底，关键在于个人能否不顾自己的勇气多少或者撇开勇气不谈去遵从一种他所推崇或认可的基本价值。因此，汉斯一约亨·福格尔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要求不能仅仅意识到美德，而且要考虑到美德和价值两个方面。

1944年7月22日参与反希特勒暴动的人们经历过这种紧张的心理冲突。参与者当时愿意为了更高更大的目标把服从和忠诚的军人道德放到一边，放弃他们的誓言，然而，参与暴动者在下述问题上有分歧，即为了推翻独裁统治是否还要违反十戒的第五条（不要杀人），把希特勒也杀死。两种道德基本价值在该问题上发生冲突。只有靠良知才能做出决断。

在平常的生活历程中，类似的重大道德冲突几乎不会发生，但是，良知决定有时是难免的。在政治家的生活历程中，此类冲突相对多一些，也更严重一些。政治家不仅在良知面前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而且对外，即在议会、政党、选民和公众面前也要对自己的作为负责。没有良知的政治就会倾向于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