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是通过“推”、亦即纯粹关系映射推衍来建构其伦理世界，这种“推”的两大层次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这就是孟子讲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在这方面，张载的《西铭》是个典型的文本，他把天地人物视为一个伦理世界，最后得出了一个著名命题：“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的朋友。

至此，儒家通过纯粹关系映射推衍，由心性论而推出了伦理学的全部原则（参见表四），整个宇宙因此而呈现为一个伦理意义世界。我们现在换个角度来看，《大学》三纲八目的推衍程序也可分为这样两大阶段：修（格致诚正）是“仁”，齐、治、平是“义”。韩愈说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以“行而宜”（适宜、适当、恰当）释“义”，这是中国哲学各家的共识。我这里想讨论的，是中国“义”“仁义”的观念和西方“正义”的观念。西方所谓“正义”（justice）具有这些基本语义：适当，恰当，正当，正义，公正，公平。这些语义其实正是汉语“义”“宜”的意思。换句话说，“义”即儒家的“正义”观念。但是，西方的正义观念根据于理性，而儒家的正义观念根据于情感：义出于仁，仁乃是爱，爱属于情，情即是性。（48）正义是仁爱的映射，仁爱是心性的映射，这就是儒家伦理学的精神实质。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我按儒家的思维推衍形式，从心性论推出了伦理学，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采取了儒家的立场。其理由很简单：我可能并不采纳儒家的那种思维推衍形式，甚至于并不采纳儒家的初始预设条件。但这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我已经采取了西方哲学的立场，理由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是王国维所说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在这点上，我是同意康德的：意志（考虑到中国哲学，还应该加上情感）高于理性。至于意志、包括情感的普遍性，那是只能另文讨论的问题了，我只是想指出一种事实：中国人认为这样一种思维形式是合理的、自明的，恰如西方人认为那样一种思维形式是合理的、自明的。于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他们何以如此认为？显然，这里还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理”，然而这个“理”却不是思维本身的事情、而显然是所谓“信念的确立”（皮尔士语）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却不是本文的任务。

注释：

1、 孔子直接论“性”的，只讲了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以至令其学生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2、 荀子首次将子思与孟子并提。

3、 在重“心性”这一点上，理学和心学并没有本质差异。详见下文。

4、 当代新儒家的鼻祖熊十力先生，就是公然标榜王学的。

5、 本文根据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庸》据传是由子思所作，今为《礼记》的一篇，至少可以肯定属于思孟学派的著作。

6、 包括最新出土的郭店楚简。《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整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7、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李匡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例如《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三个基本问题：“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商务1978年版。

9、确立理论理性在现象界领域的合法性、实践理性在自在物领域的合法性，都是理性自己“设立一个法庭来保障它的合法要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A vii?/FONT>xii；《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239页，商务1982）

10、“合理”和“合法”，西语有三类表达，语义一致：legal（合法的、法律的，法定义务的）或者legitimate（嫡出的、正统的，合法的、合理的）；Lawful（合乎自然法则的，法定的，合法的）；Rightful（合法的，正义、公正、正当的=just）。这里有四个重要观念联系在一起：正统，正当，合法，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