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神性的恩光并依照伦理秩序活动的世界，人们是通过历史(一部宏大的诗篇和寓言)来理解世界的。人与世界的秩序是由造物主安排的，是前定和谐并带有神威的。一旦世界被理解为由于我们的观察、表象和操作而和我们相遇，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以和我们面面相觑的方式从天国走了下来成了数理世界（仍然高居于生活世界之上），世界的伦理秩序也由于人的抽身而去而被改造为有利于人的操作的数量秩序。同时，人也由于摆脱了与世界的历史因缘，变成一个纯粹的、中立的旁观者，从而为他成为“任性和放纵于他的专横的自我”，以及为他“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估算、计划和铸造的无限制的暴力” [16]铺平了道路。
笛卡尔的“机器”隐喻帮助欧洲人重新安排了实在——“如果我们是用水桶从水中打水，那么水就自然应该以水桶的大小为单位而存在，同样，电子也是依靠这种推理而存在的。” [17] 一个符合伦理的、有机的自然就转换成了一个纯粹由无生命的粒子构成的机械系统，它依靠机械力的作用而运动，人操纵自然的行为就合法化了。而培根的方法则“支持通过手工操作、技术和实验实施对自然的权威”。 [18] 西方暴力知识的时代就是这样开其端的。
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当匍匐在十字架前的人以高昂的姿态站立起来，用理性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惑。
随着天国的帷幕徐徐拉上，原来毫无遮蔽的人的心灵也不得不封闭起来。人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也作了这样的调整：从主要向上帝领取爱和关怀转向向自然索取享受和快乐，并从取阅上帝转向取阅人。但由于自然能提供给人们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并且取阅人又是相互的和自反的，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由此失去了上帝庇护下的平静和恬淡，内心总是难以摆脱掉焦虑和压抑。并且这种焦虑和压抑还在这样以下三个层次上持续着。
首先是新的世界秩序使人从服从上帝和君主的意志转向服从数学化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的总体需要，人的感性和个性的需求被遮蔽和压抑着。但压抑和反抗是相伴而生的，现代人的乐观向上的激情一旦在梦中减弱，来自“无意识”(弗洛伊德语)底层的岩浆就开始烧烤着忙碌一天的现代人的神经。其次是“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地增长”。[19]在世俗化的现代人把天国的享乐看作是虚幻的自欺的后，人就把在世的享乐视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这种享乐生活引起的同样的生存竞争在凯恩斯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生产——消费——生产的“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语)。实际上当人试图带着愉快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时，又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被现代化的大生产线束缚着。人类刚刚摆脱了对原罪和地狱的恐惧，现在又被效率所左右，被科技所裹挟。同时，科学这种有着真理桂冠的话语又被整合到政治、经济等语话中，成了政治活动和经济生活合法化的辩护词，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人们满足于社会提供的需求，同地又被社会不断制造的虚假需求牵引着，人们就在需求的满足和追逐中消耗着高昂的“主体”。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开始对理性、科学、现代性进行批评性反思。反思的结果促动了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他们在反思中发现了这样的悖论：既然自然被认为是其自行长期进化的结果，现代人对它的秩序无疑应和持神创论观点的人士一样，应持敬虔和尊重的态度，那么对它的大规模控制和改造就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但如果无为主义流行的话，那么同样由自然进化而来的人的理性能力为何又要压抑自己呢?并且康德这样的思想也被重新重视起来：限制理性，为宗教留下地盘。但是，既然启蒙哲学家们误读了科学并且中世纪的教会曲解了上帝，那么新阶段的科学和上帝应是一个什么形象呢?这些问题在21世纪后被西方学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讨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