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哲学的反心理主义和“语言学转向”，认识论的问题又被哲学家们从新的角度作出了规定。但是，只要哲学家们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他们的成功就是自欺的。胡塞尔、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搏，但他们都未成功。
维持根斯坦是语言学转向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宣称语言和世界(客体)具有同构关系。这当然是众多哲学家企盼达到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的前辈主要从心理发生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个命题。维特根斯坦径直下此断语，会不会有独断的嫌疑呢?
维特根斯坦把理想语言系统逐次还原为语言、命题、基本命题、名称，又把本体论系统(世界)逐次还原为世界(事实总和)、事实、原子事实、对象(实体)。这样两个系统自下而上地具有映解的关系，因而他推侧语言和世界可能具有同构同型的结构。但是两者的共同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能圆满解决语言(主体)和世界(客体)的统一问题。
维特根斯坦似乎意识到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难度。他之前的哲学家们都试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都失败了。维特根斯坦的聪明之举在于他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表明哲学家无能，而是对这个问题只能保持沉默。原因是这样的：试设A集合表示语言，B集合表示世界，C为两者共同的逻辑结构；A能陈述A外的一切事实，即世界B，若A能陈述C，则C不属于A，属于B，故C不是A的逻辑结构；结论和前提矛盾，故A不能陈述C。这看似是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一个不能陈述的问题是不是和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根本就不存在呢?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么它赖以生成的哲学根基是不是也是虚设的?循此思路，后期特根斯坦开始了对先前工作的反思和批判。他后来认识到，“一个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类似于“棋子是什么?” [9]讨论椅子、树叶所共有的某些属性，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学会使用相应的词，但是并不存在一组既可以用到这一类的所有成分，同时也可以用到它的个别成分的特征。椅子和树叶都是自然界的不同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张重迭、交叉的相似之网，没有唯一的一个共同之处，有的只是“家族相似性”。是语言游戏，是我们在生活形式中对它们做了如此这般的使用，决定了词的使用，并不是一幅相应的图画决定着词的使用。“说命题与事实相符或不相符显然没有意义。” [10]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提示我们，他的早先努力实际上是“在用那些用以掩饰欺骗的概念(如心的概念)被抛弃以后去维持某些哲学欺骗的企图。” [11]这种哲学企图从笛卡尔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它的目的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就是要“使某种当代的语言游戏、社会实践或自我形象永恒化。” [12]
三
笛卡尔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对科学作真理定位的努力并没有成功。20世纪的哲学家、科学史家和人类学家一致认识到，合乎理性的知识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理性”偏偏用来称赞科学事业呢？如果认为中世纪的神学家的工作是对假问题的虚幻解决，那么后来的哲学家们做的是类似的工作。神学家曾对沟通天国与尘世、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存在多方论证，哲学家则对沟通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心理结构或逻辑形式冥思苦想。
但科学的确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科学的成功，的确受益于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为科学创造的有利于其发展的文化氛围。“科学总是由一圈卓越的光环包围着”，它总是被标榜为“真理”、“人类的最高目的”。[13]另外，世俗化的社会需要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科学对自然过程的巧妙而成功的控制，使科学代替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构成和最根本的现象。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现代的本质或者说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世界成为图像”。世界成为图像不是指世界就是图像，而是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世界被把握为“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地被摆置的存在者”。[13]这是一个公共的机械制图,这样的世界观使我们的注意力“聚集于一组经过挑选的可证实的事实”，[15]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它向什么方向运行。(因此，无论多少人见证了上帝的恩惠，在新兴科学看来都不是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