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内圣的灵修功夫（即儒学传统所谓的“诚意正心、反身而诚”），应当就是结合自身人生经验并借助于真理的见证者拿撒勒人耶稣的启示，以对于自身本具的蕴涵着巨大神性潜能的人格生命的觉醒为明确目标并且在觉醒之后立刻行动积极创造，而不应当再是传统的一味参禅打坐、静心内求，不应当再是一味抑制生命欲望的永远走不进现世社会的对“寂然之心”、“不动之性”的追求。应当使这个道理家喻户晓：“无事”才容易“生非”，防止作恶的最好办法不是一味禁欲，而是在觉悟了自身生命的神圣属性和发光本能后在爱的方向上努力追求创造的生活；防止自己生命能量越轨害人的最好办法不是堵塞它的出口，而是给它寻找到合宜的与人生有益的出口；社会政治的和谐局面不是仅仅靠禁止人们某些行动就能够达成的而更需要提供给每个人以就业机会和自由创业的便利条件。道教佛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毒害在于在心性修养途径上把心灵追求的最高境界或最高本体的属性定义为玄虚空无、涅槃寂静。如果今日的儒学内圣观念不把心灵追求的最高本体坐实在耶稣活生生的生命见证上，则新儒学无论把所谓的内圣讲得如何玄妙高深，都与曾经深受佛道熏染的程朱理学并无二致。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则《约翰福音》借用希腊哲学里指宇宙理性的“logos”（道）概念所说的“道生万物”就只能混同于与程朱理学的“理生万物”了。对于耶稣的信仰可以促进一般民众的“至诚”广泛产生，而不是个别的圣贤之辈才可以“至诚”的，即使个别的圣贤之辈如文天祥那样的舍身成义之人，如果闻道耶稣生平也会在慷慨就义时候内心不至于涌出悲凉之感，因为他有明确的盼望。所以，传统儒家在面对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时候，有必要感到丧失文化安全的恐惧吗？

简单说，作为在今日中国信仰耶稣的一介书生，我所要做的工作是同时更新基督信仰和儒学理念，把儒学向来匮乏的神学道路开出来，向学界说明这是大道并且鼓吹儒学向此路行，即以中国自己的儒家神学把儒学导向神学新路又或者叫作“儒学神学化”又或者叫做在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神学的二次重建”。儒学的终极归宿应当就是儒学的神学化，因为根据汉语的定义，宗教是以超越者的名义对世人的教化，宗教之教就是教化之教，故先秦儒家原本就是儒教，儒学的核心原本应是神学。在信仰日益非体制化的当今时代，在可以把“真理见证论”的耶稣信仰与基督教会体制形式相剥离的当今时代，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神学化在非体制的信仰层面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工作。传统基督教信仰如果不加以新的解释从而开出“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就只能成为束缚中国人的新枷锁；而儒学如果不引入这新解释出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见证就依旧只能在老路上徘徊，不会出现真正革命性的转化，甚至会走向穷途末路。在基督教传统信仰向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方向的转化方面，能够成全而非废弃儒学真理性内涵的可行路径目前看没有比“真理见证论”更加合宜的选择了；在儒学资源那里，能够呼应这新解释出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只有儒家先秦经典。儒家经典在国内大学的建议性的普及是必要的，至少《诗》、《书》、《论》、《孟》、《学》、《庸》是应该普及的，但是同时也应当建议孩子们配套阅读《圣经》，至少《五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多马）和《创世记》是应该接触的，因为儒家神学的新内圣——“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最初就是在这两套经典的交互印证中而确立的。（参见《神学的觉悟》一书的第五章里所述《尚书·多士》篇格言“上帝引逸”和《尚书·无逸》篇“君子无逸”等对于确立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帮助作用。）虽然接纳耶稣生平见证的儒学新内圣也首先向内寻求，但是它认为向内寻求到的只应当是生命的渴望张扬和渴望发光，一旦生命意识到此点后随即就应当终止在内心的停留而不能不走向心外现世的创造。唯有这样的内圣觉悟才可以无任何障碍地顺理成章地开出外王的行动，唯有接纳耶稣生平见证，才可以把儒家的内圣外王彻底打通。正如耶稣在《多马福音》第八十四段所指出的，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极其宝贵的神性生命既没有死去，也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静坐无为地忍受下去吗？由于现代社会里体制化宗教神权的淡化已经势在必然，故儒学的神学化也决不等同于儒学的宗教化或儒教化。接纳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儒学新内圣并不企图重新建构体制化的神秘化的儒教教会也不要求儒生加入体制化的基督教会，但是却由于引入了耶稣对于《尚书》里的上帝和对于《中庸》里的人性的见证，儒学就拥有了具有空前充实明确内涵的内圣追求，故儒学新内圣是比路德以后的基督教新教教徒更加非体制化更加个体化的直接面对上帝，在实质上更新了传统儒学的一切内圣说教。这样也是“接着做”，不过是接着先秦儒学的逻辑方向做，而非接着汉唐宋明以及现代新儒家们做，一定程度上是接续着明代儒家基督徒的立场向前走。不要以为这是陈旧的“援耶入儒”，当然也决不是“以耶废儒”，接纳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为儒学新内圣其实是“以耶统儒”，但不是“以基督教统儒”，也不是“以西方神学统儒”，而是以儒生视野里的耶稣来统领儒学，是以见证了儒家典籍里之上帝和人性的耶稣来统领儒学。两千年间中国儒家可曾有头有脑？没有。在中国的学术领域里十分需要赋予儒学以灵魂和心、脑。我的一切著述实质上并非“传教”，我只是“传耶稣”，耶稣是西方人吗？耶稣是东方人吗？如果说历来对耶稣的理解具有完全西方文化色彩，那么，中国儒生也完全可以从东方文化背景来独立理解耶稣，这种呈现出的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耶稣形象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容易接受的。基督教目前大体上还属于西方文化，而福音书里的没有任何神学框架笼罩着的耶稣则属于全人类。此即传教与传耶稣的区别。如同释迦牟尼是世界的也可以是中国的一样，耶稣原本也可以是中国人的耶稣，而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却极力把耶稣往西方人的怀里推，这实在是利玛窦以来华夏民族知识界的一大悲哀。两千年来的传统儒学成为现代宗教（更不用说国教）的基本素质就有重大的欠缺，当儒学不能够走“复兴儒教”之宗教路径发展的时候，它如果还想存在下去，那么只有走文化更新的儒学路径；而如果要使这种不断更新的文化具有稳固的心灵基础，不至于弱不禁风，就只有接纳不依赖任何体制宗教而流传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作为新儒学的一分子，传统儒生转化为基督徒儒生或者儒家基督徒或者谢扶雅先生曾经提到的“基督徒君子”，这样，一种相对于汉唐宋明传统儒学产生了真正飞跃的“新儒学”的面貌就可以勾勒为：以耶稣为主，以孔子为师。本书已经认真考察过的一个事实是：体制神权的日益淡化与耶稣的日益不拘体制地广被接纳的强烈对比。这个事实决定了基督教在现代社会过多强调体制神权的不合时宜，但是它同时也无情地宣告了“儒学宗教化”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它实际在质问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在体制神权日益淡化的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背景下，儒学走体制化的儒教复兴之路又如何可能？即便在东南亚已经有所实践，儒学宗教化又如何具有远大前程？基于如下这样两个最关键的理性认定——一方面，当今时代信仰日益非体制化，以至于已经完全可能把耶稣信仰与基督教会体制约束相剥离，同时儒教也早已不存在体制约束；另一方面，“真理见证论”既获得过耶稣本人亲口的肯定（《约翰福音》18：37）又的确从肉体生命以神圣者名义对生命真谛的见证角度肯定了耶稣生平的历史独一性，——所以，足以断定，基督教的中国化和儒学的神学化在非体制的信仰层面应该是合二为一的工作。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基督教和儒学在同时更新的远景进程里将要迎头相遇，“基督教的中国化”与“儒学的神学化”将要迎头相遇，不过这种迎头相遇不是二者的冲撞而是在非体制的信仰层面合二为一的融合，在人们内在的自由的心灵信仰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就将等同于“儒学的神学化”。在现代背景下基督教的中国化最合乎逻辑的最深入的远景出路应当是“儒学的神学化”所演绎出的以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为核心的“儒家神学”，前面的论证我们也看到，儒学只有把耶稣作为对儒典《尚书》里上帝信仰的见证者而接纳之才可能回归正本清源并获得复兴活力，儒学只有开出神学化新路径才可能具有远景前程。中国基督教若不肯从神学教义和管理体制上摆脱西方基督教传统束缚，儒学若不肯在人文主义平台上接纳耶稣的见证而依旧徘徊在“儒教、孔教、礼教、名教、天教、心教、良知教”等种种的老路上，都同样不会有真正有活力的前途。今日儒生应当有拿来主义的气魄，甚至可以把《圣经》里的若干篇章（比如五本福音书和《创世记》等完全可以进入“儒家基督徒基要经典”）拿来并入儒家经典之列。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当代人谁能够在严格古典意义上为成为儒生而成为儒生，今日各类文化资源正在大规模地互相交融。今日中国儒生应当是在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引导下与时俱进地爱国家、爱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包括儒家文化）、爱更新创造中的民族文化并且同时积极参与创造这种新文化、爱汉字的所有知识分子，儒生应是广义的儒生，儒学应是更新的儒学。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统领儒学，儒学就会真正活起来。这样的儒生不是基督教徒，却可以是基督徒，是儒化的基督徒；因为真正的祷告原本就是极其私秘的个体化的“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的祷告（《马太福音》6：6），故儒生就有理由不必加入体制化基督教会却可以通过内心与上帝的私秘交通来自觉干预自己的人生脚步，结出以“仁爱”为首的永生的果子来。（《加拉太书》5：22－23）这就是对于先秦儒学精粹的真正成全，也是中华文化的更新创造，完全没有担忧民族文化安全之必要。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我们是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蒋庆先生认为：“基督信仰与儒家信仰在争夺着人们的忠诚。作为一个中国人，面对着基督信仰与儒家信仰，只能归宗其中之一，而不能同时对二者都表示忠诚。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蒋庆《政治儒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5月第1版，433页。）当他们这样说话的时候，其实是把各个民族文化视为各自静态的存在。事实上，不仅各个民族文化处于动态彼此联系之中，而且每个民族文化也只有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交流才可能真正保存自身的存在，只有在创新之中才可能保障自己的文化安全，而一味保持自己文化的传统面貌的纯洁意识最终只会使得自己民族文化边缘化。我们不能够认同换汤不换药的、换用西化的言说方式而不换理学路径的僵化的仅仅徘徊于“四书五经”的旧儒学（虽然几十年来一直号称新儒学）。真正地更新儒学必须放进一些实质上能够触动人心的文化新药。在个体的文化接纳层面，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个体接纳异域文化体系决不是机械的完整的而不是自由选择的，在当今时代尤其如此。

两千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今天终于看见，只有一个允许我们发光并且鼓励我们发光的生命信仰才能够救拔我们，让我们活得充实并且拥有方向、力量和盼望；只有这种深入个体内心的关乎生命的信仰才能够重振华夏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只有这种把耶稣视为“天道”见证者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才能够在检阅儒家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修正误见，洗涤旧貌，匡扶生机，才能够刷新儒家“修齐治平”和“内圣外王”的解释。当中国的越来越多的现代儒生们（一切爱国爱汉字的知识分子）个体地把“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接纳到心和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审视传统三纲五常伦理价值体系的明亮眼镜，我们就可以获得神圣的动力，充实“内圣”的追求，使“诚意正心”的“修身”目标更加明确地外向坐实在耶稣一生的生动展示上，我们就可以明确相信人类的神性良知其最后的内核是对于生命的天然认同和肯定，我们就可以懂得真正的爱是对于生命自由意志的利而不害的与时俱进的尊重，从而广泛扩充“治平、外王”的内涵，使之不至于仅仅局限在政治范围对于民众生命自由意志的与时俱进的尊重，在从个人事业到国家政治乃至人类前途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寻找到外向张扬和积极创造、利而不害的大方向，剔除一切在肉体上不尊重生命和在精神上束缚个人创造力的糟粕理念，拒绝盲从，抛弃内敛和无为的生命模式。

在儒学的实际学术层面最容易入手之处，就是凭借“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来烛照中国文化遗产，来洗涤、印证并在儒学内圣体系中复兴儒家《尚书》时代的“爱民佑民和无逸有为”的人格上帝信仰并且凭借此一信仰在政治层面的逻辑推演，彻底打通儒家的内圣和外王，在鲁迅解剖国民性之后，开出中国人心灵和制度两个层面的疗救药方。一切真正爱国爱中国文化关心儒学更新的中国学人，都应当对儒学神学化的学术路线给予高度的关注。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使徒行传》17：22－23）

一旦我们借助于人文主义耶稣信仰而明确地把从华夏民族古老典籍里梳理出来的宝贵神学教训肯定为关乎生命的真理，那么，基本上我们的“天”就不再是“未识之神”了。因为我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耶稣以其见证现在告诉了我们；一旦原始儒学在逻辑上所包含着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模式出现在现代中国社会，我们就可以确定地说，儒家文化获得了新生。如同犹太人流浪了两千年终得回归故土一样，中华民族自从董仲舒时代开始的长达两千年之久的文化流浪精神流浪也应该结束了！

与西方近代哲学的融会，近百年来新儒家学者里已经有多人尝试过了，但是对于基督教和今日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新儒家由于历史局限似乎长期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排斥，即使有熊十力讨论融合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理想和贺麟讨论融合基督教文化也只是蜻蜓点水。一旦儒学接续上先秦儒家宗教信仰和大同社会理想，同时又恰当地整合了福音书里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和《共产党宣言》里的高级社会理想，与时俱进的新儒学将会在中国真正站立起来，提供给中国知识分子一盏明灯甚至是一轮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