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基督教为何需要关注儒学？

并非只有儒学单方面地需要基督教内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另一方面，基督教若要真正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和文化土壤，乃至进入主流文化思想界，使大批中国社会精英们坦然而无文化屈辱感地接受，则基督教自身也需要突出自身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精华成分并不冲突反而能够成全之的信息，在解经讲道和神学思考的时候更多地使用并且更新传统儒家的语言。这样汲取古今中外广泛资源所形成的具有中国自己文化特征的儒化基督教，才是未来中国民众最有可能的宗教层面的心灵选择。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主体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主流，这一点我是赞同蒋庆先生的，他认为：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许多学派，就如同西方文化中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等不同学派一样。实则不然，儒家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家文化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解释；而所谓重新解释，就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另外，按照马一浮先生的说法，诸子源于“六艺”，四部源于“六艺”，中国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艺”就是“六经”，即儒家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经典都是经过孔子重新整理、解释的古代中国文化经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鲁国历史而作。这六部经典奠定了中国今后的学术历史，如道家出于《易》而有所失，法家出于《礼》而有所失，墨家出于《书》而有所失，或者说“史”出于《春秋》，“集”出于《诗》等。……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道》）

我在《神学的觉悟》一书里曾经分析过基督教历史上三次来华未能扎根的原因。即：轻忽基层信众（景教）、游离于汉族主流儒家文化之外（也里可温教）、与国家政权冲突（清初天主教）。然而，利玛窦三者基本俱备，却仍然收效甚微，其中原因何在呢？可以说，利玛窦的教训有三，首先是，他并不真诚“合儒”。（见董丛林《龙与上帝》，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6月第1版，第58—63页）从他给耶稣会官员的书信中可见，他所做的“合儒辟佛”、“辟佛补儒”只是一种避免三面作战从而最终“代儒”的计策而已。利玛窦也敏锐地发现了当时中国精神文化界的问题，抨击佛道，贬斥伪儒。但是其立足点却不是为了发展儒家，而是为了取代儒家，根本上还是怀疑儒学里是否可能具有宝贵独特之价值的，是存有对儒学的鄙夷心态的。当明代儒生士大夫们获悉西洋人在东南亚一带殖民侵略的事实后，利玛窦的工作动机必然遭到更加强烈的怀疑。故必须是真正地热爱中国文化并愿意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的福音传播者才可以使得耶稣扎根中国。其次的教训是，利玛窦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并没有把耶稣和天主教区别开来，后来的“礼仪之争”则有力说明西洋传教士看重的只是“传教”而不是突出地“传耶稣”，他们根本没有区分“天主教”与“耶稣”这二者的意识，而西教士最后被儒生士大夫所弹劾的理由也包括了他们生硬地搬用冲击中国风俗的天主教礼仪。第三个教训是，在神学上，仅仅有克己修身“遏欲全仁”的普通道德教化或中世纪的基督教说教体系实在不能够引起同样拥有古典时代历史悠久的道德说教体系的中国人的兴趣。即使强调上帝的真实存在，也不能够把众多士大夫们的心从禅学化的内敛求静之理学那里拉回来，因为利玛窦所传的福音信息主要还是以救赎论为特征的，没有强调耶稣对于神圣本体的永不止息之创造性和外向发光之行动性的见证。这是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局限所决定了的，基督教此时决不可能展示福音里真正独特的“真理见证论”的信仰内涵并且实质性地拿来“补儒”从而更新儒学。而从狭隘救赎论角度宣讲的基督教则必然会制造中国社会的内部争辩、分裂、动荡甚至对基督教的排斥，从而根本上也危及基督教自身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存扎根和长久发展。在明末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里，居士黄贞就认为西教士所传的未信天主教者永堕地狱的说教是大逆不道，因为这意味着即使圣贤孔子也不得免。另一个儒士黄问道也由于不懂得真理见证论的道理而对耶稣降生那个具体时间之前的拯救充满了困惑。所以明代皇帝对于西教士最终的态度就是“节取技能，禁传学术”。到20世纪，中国基督教虽然逐步脱掉了“洋教”的帽子，但由于文化资源上未能深刻融合，基督教和国人的心理距离还是很远的。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世纪之交，文化界知识分子所介绍的基督教信息几乎全是照搬的西方基督教传统神学内容，尤其是卡尔·巴特的“新正统派”神学思想占据了大部分神学话语阵地，中国学术界从信仰角度的分析批判几乎没有，从无神论角度的批判依旧难以切中要害。基督教神学的此种光景也迫使中国的儒学复古风气的抬头，在文化领域展开回应。中国人对待基督教总在文化拒绝和文化盲从的两端摇摆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一个文化事件的出现——《多马福音》的传入中国。如前所述，《多马福音》的发现有力地唤醒了原来新约四部福音书里隐伏的人文主义信息，在中国直接导致了确立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的《神学的觉悟》一书的出版，为更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儒生）的“内圣”追求提供了有力的文化资源。既然承认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主流，那么，中国基督教如果要追求对中华民族精神面貌产生深刻影响的话，又如何能够回避儒学的话语系统呢？而携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则使中国基督教这种对于儒学话语系统的进入显得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