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后儒的评论来看荀学在儒学史上的命运
荀子中年时在齐国程下学宫“三任祭酒”，已执学坛牛耳。其后，他的名声超出稷下，在各国都享有盛誉。如果说同时代人多以天下贤人视荀子，那末，他的门人弟子甚至将他看作是位具有帝王之材而生不逢时、且德行和才学都不亚于孔子的圣人，这由《荀子·尧问》略可概见。荀子其人其学在当时的影响确实深入心，甚至他去世后一百五十余年，其遗风流泽仍绵延不衰。汉儒刘向《孙卿新书叙录》说：“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
汉儒虽没像荀子门人弟子那样将荀氏与孔子并列，而是将他与孟子并论，同为孔学传人，认为“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62），“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63），但是，不仅汉儒所治经多由荀子而来，如汉初《诗》分三家，三家皆荀氏之传，《春秋》、《礼》亦复如是，而且所受荀子思想影响亦甚深刻，如汉初陆贾、贾谊二人的思想即与荀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64），司马迁、班固屡屡引据《荀子》，《白虎通义》之《礼乐》篇所论承荀学而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言则可说是执行了荀子“非十二子”的遗言，他如汉儒历史观、政治思想、天人感应论等几乎无不与荀学有着内在联系。总之，大量事实根据表明，荀学奠定了两汉儒学的基调和规模。
汉代“独尊儒术”，经学盛极一时，但发展到后来，师法、家法越来越严峻，章句训结愈益烦琐，成为士人之累，出现了“通人恶烦，羞学章句”的现象，至东汉后期，经学走向衰落，终被魏晋玄学所取代。降及南北朝隋唐，东传佛教大盛、本土道教勃兴，几呈佛、道鼎沸而儒门淡薄之势。直到北宋时期，道学思潮崛起，并一直作为社会的主潮涌流到明代，形成了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思想理论高峰。尽管宋明道学内部有理学与心学之分野，但这两派的道学家都在捍卫纲常名教而与释老二氏相抗的同时，倡明心性义理之学，与两汉经学相异趣。与此相应，宋明儒对以往文化遗产的评判取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一些重要的道学家完全否定了荀子其人其学。
如果说两汉经学以荀学为基础，那末，宋明道学则是在思孟之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荀子一派本与思孟一派存在着很深的思想矛盾，所以，接续思孟之学的道学家自然要不断攻击荀子。二程虽很赞赏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却又认为韩氏对荀子的批评尚不够：“韩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极好，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杨大醇小疵，则非也。荀子极偏狭，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65）在他们看来，“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虽曰尊子弓，然而时相去甚远，圣人之道至卿不传。”（66）朱熹反对荀子隆礼重法恩想，尤对其人性论怒攻不已，指出：“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须辨？荀、杨不惟说性不是，从头到底皆不识。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67）他认为攻破荀子的性恶论，有着廓清谬说、倡明圣学的意义。明代理学家对荀学的意见也大体如此，如胡居仁曰：“荀子只性恶一句，诸事坏了，是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故其以礼义教化为圣人所造作伪为，以矫人之性而化人之恶，殊不知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然因而品节制作之。礼义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养身性，守其欲，成其德，此足见礼义教化自吾性中出，圣人因而成之，则其性善无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见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见错，故百事皆错。”（68）如此等等。
宋明时期，道学家以外的其他儒者对荀学亦多有批评，如北宋东轼作《荀卿论》，说：
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独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之道述礼义，而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说异论有以激之也。（69）
荀子的性恶论及其对思孟之儒的批评，每每成为遭人非议的口实，这并不足怪，而像苏轼这样把李斯事秦及秦廷“焚书”“坑儒”也归罪于荀子，则可谓诉毁荀子其人其学不遗余力了。明代罗钦顺顺承着苏轼的话头，进而谓：“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此言以议杨子云可也；荀卿得罪于圣门多矣，不精恶足以蔽之？如苏氏所论，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乃为切中其膏肓之病尔。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恶》等篇，类皆反覆其词，不一而足，不可谓不详矣，颠倒谬戻，一至于此，尚何详略之足议耶？韩昌黎之待荀卿，未免过于姑息矣。”（70）认为“喜为异说”、“敢为高论”的荀子对于孔子学说绝非“择而不精，语焉不详”，而是“颠倒谬戾”，无一是处。总之，南宋晁公武所评：“其书以性为恶，以礼为伪，非谏争，傲灾祥，尚强迫之道，论学术则以子思、孟轲为饰邪说，文奸言，与墨瞿、惠施同诋焉。论人物则以平原、信陵为辅拂，与伊尹、比干同称焉。其指往往不能醇，故后儒多疵之云。”（71）大体代表了宋明儒家学者对荀子其人其学的一般性看法。
当然，宋明时期在一片贬斥荀子其人其学的声浪中，也有些儒者不随波逐流，而能对之做历史主义分析，从某些方面、甚至基本方面肯定荀学。如南宋唐仲友指出，战国之际，七雄以诈力相倾，处士横议，异端之说充塞天下，而唯有孟子、荀子传圣学、明王道：
圣人之道不绝如缕，所幸者，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虽周游天下，穷老无所致用，而垂世教。孟子之书七篇，荀卿之书二十二篇，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专以明王道、黜霸功，辟异端、息邪说，皇皇乎仁义烁性命道德之旨，二书盖相表里矣。（72）
他认为，在仁义礼乐性命道德踏一些儒学基本原则上，孟、荀是一致的，都是孔学之传人。这就从主要方面肯定了荀子其人其学。明代归有光对道学家们肆意贬黜排斥荀子大为不满，而认为荀子与孟子一样皆传孔子之道，甚至称荀子“精造”之处为孟子所不及，说：“当战国时诸子纷纷著书，感乱天下。荀卿独能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驰。顾其为书者之体，务当于文辞，引物联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能过也。……迨宋儒颇加诋黜，今世遂不复如有荀氏矣。”（73）李贽更把荀子列为“德业儒臣”之首，盛赞道：“荀子与孟子同时，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不晓当时何以独抑荀扬孟也？中间亦尊周、孔，然非信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74）在他看来，荀子比孟子还强些。无论是尊周孔还是拒杨墨，都远胜于那班俗儒、陋儒。因此，他对宋儒的抑荀扬孟极不赞同，“宋人谓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即有焚书坑儒之祸。夫弟子为恶而罪及师，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则吴起亦可以累曾子矣。”（75）
清代学术的主流是汉学。站在汉学立场的清儒，学术取向与宋儒明显不同。在对荀子其人其学的评价问题上，他们完全抛弃了宋儒的观点，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同韩愈的观点，而认为宋儒对荀氏的指摘实为“妈恶之词”，谓：“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余皆好恶之词也。”又批评那些攻击荀子性恶论的人不懂训诂，将人为之“伪”误认为真伪之“伪”，而犯这种常识性错误，不光是因其没有读完荀子全书，恐怕连《性恶》篇都没有完，仅仅看了此篇开头两勾就遽下结论，自然要造成大谬。这些批评比较深刻地揭露了道学诸儒的片面和偏狭，推翻了他们强加给荀子的贬黜不实之词。
汪中主要从经学史角度高度评价了荀子，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作之，荀卿子传之，其挨一也。”（76）可见，周公、孔子、荀子是经学、也就是先秦儒学发展过程中三位里程碑式们重要人物。谢墉针对朱熹所谓荀氏“全是申韩”之说而指出：“荀子之学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询足冠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77）他认为，荀子言仁义与孔、孟同符，而其人格之高并不在孟子之下，而孟、荀论性善性恶，各有所偏，要皆沿承孔学而来，故其主张孟、荀并提。郝懿行亦称荀学“醇乎醇”，认为在王霸问题上，荀子想救时世之急，在天下无王的情况下降而求霸，“孟、荀之意，其归一也。”至于在人性问题上，性善、性恶非有异趣，“孟、荀之恉本无不合。”总之，“孙卿与孟，时势不同，而原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78）钱大昕具体分析了孟、荀人性论的异同，说：“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79）性恶论本是道学家否定荀学的主要理由，清儒证明性恶、性善旨意相同，实际推翻了道学家对荀子的定论，同时为如何体认先秦儒家性论提供了新视角。
迨至近世，又兴起了一股抨击荀子其人其学的思潮。这主要是因为员产阶级启家思想家认为荀子是中国秦以来封建专制主义的真正代表和罪魁祸首，故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子。首先发难的是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1896年，谭氏撰成著名的《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批判。他重新解释孔学与荀学以及荀学与封建政治文化的关系，认为真正的孔学、儒教主张民主平等，孔子之后，其学分为两大支：一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子宣明民主之理，以绍述并完成孔子之志；一为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子对专制君主展开了批判。但是，“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刑政之属，惟恐箱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这实际认为荀子背叛了孔学的真精神：“方孔子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岂谓为荀学者乃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精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为荀学而授君主以权，而愚黔首于死，虽万被戮，岂能赎其规之事哉？”谭嗣同进而分析了荀学与封建政治文化的关系及其在历史上的恶劣作用，认为秦汉以下，专制君主们利用荀子之术，“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而涂锢天下之人心。”臣子们利用荀子之术，“遂共苟富贵取容悦之心，公然为卑谄侧媚、奴颜婢膝。”他悲愤地指出：“悲夫！悲夫！民生之厄，宁有已时邪！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80）这就彻厎否定了以秦政为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和以荀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意识。
启蒙运动的另一健将梁启超提出孔子之学至战国之世分为孟、荀两派，“六经”中，孟子重《春秋》，荀子重《诗》、《书》、《礼》、《乐》；孟子之学在经世，荀子之学在传经。他认为，孔子言性有三层含义：据乱世之民性恶，此义为荀子所传；升平世之民性有善有恶或者可为善可为恶，此义为宓子、漆雕开、世子所传；大平世之民性善，此义为孟子所传。善恶是就内在的人性而言，善恶体现于外在的社会历史就是大同、小康之世。孟子言性善为大同之学者，荀子言性恶为小康之学者。孟子为孔学之正派，其言即孔子之言，而荀子则为孔学之孽派。但孟子之学未能一行于天下，荀学则流行了二千余年：“汉兴，群经皆传自荀子，十四博士大半属荀子之学，东汉以后又遭窜乱。六朝及唐，日益破碎，无论是非得失，皆从荀学中之一派讨生活矣。二千年来，无有知尊孟子者。”（81）宋儒虽曰尊孟，但持论无一不与孟子相反，实则摭拾荀学唾弃之余。要之，“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孽派。”（82）
与梁启超过从甚密的夏曾佑也对荀子进行了激烈拌击。他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揭露了荀子性恶论给人际关系和国家政冶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秦以后的历代专制统冶者皆“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认为从性恶论来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只有弑杀夺害，而没有忠孝慈害，这就使整个社会充满了仇恨和欺诈，而为了淮护社谢序就只能依靠威刑劫制，“行荀子性恶之旨，在上者以不肖待其下，无复顾惜；在下者亦以不肖自待，而蒙蔽其上。自始皇以来，积二千余年，中国社会之情状，犹一日也。”
总之，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批判荀子的基本特点是将荀学与孔学区分开来。把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治文化归罪于荀学。这显然是具有着反专制、倡民主的近代启蒙意义的。但反专制、倡民主，为什么一定要绌荀呢？大约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当时不仅晚清专制虽已走向穷途末路，但其淫威尚在，而且孔孟圣学仍在思想文化界和一般民众心目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威望，这样，以维新改良为基本政冶思想的启蒙者就不敢、也不可能把批判封建主义的矛头直接对准孔孟贤，而只能拿历来不受官方尊崇的荀子作为靶子；二是康、梁、谭、夏诸人皆治治今文经学，并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其变法维新主张，这就需要首先从学术上攻倒在清代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即古文经学，而与汉学有着十分密切关系的荀子出就很自然地要成为他们集中批判的重要目标了。正如梁启超所说：“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先禽王的手段去打他的老祖宗、荀子。”（83）
后一方面的原因将荀子被卷入了近代学术界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于是，有今文经学派的绌荀，出就出现了古文经学派的尊荀。资产队须革命派章太炎是一位治古文经学的大家，他不仅在排满革命上与改良派展开了的烈论争，而且在对荀子的评价上也与康、梁等人大唱反调，声称：“自仲尼而后，孰为后圣？曰：水精既绝，制作不绍，浸寻二百年，以踵相接者，惟荀卿皆足以称是。”他特别看重荀子的《正名》、《礼论》，认为前者提出了对社会历史有重要作用的名实原则，随着社会风俗的变迁，名号亦随之改变，“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后者则建树了治世的准绝和人们行为的规矩，“纤及米盐，至于纬宙合，自一话一言，皆正其程度，解其玄纽，则折言破碎者无敢枭乱。”一句话，“《礼论》以键六经，《正名》以键《春秋》之隐义。其他《王制》之法，《富》、《强》之论，《议兵》之略，得其枝叶，犹足以比成、康。”荀学无疑是孔学正传，“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得荀学之枝叶以行于国，即可达到成、康盛世。他还认为，以孟学诋毁荀学始于北宋二程、苏轼，后世陋儒随声附和，遂使后圣之学闭锢不见，仲尼之志自是不得见。（84）
综观两千年间荀学的荣辱兴衰，可以看出：其一，与孔、孟的关系是评价荀子的标准。否定者认为荀子不传孔子之道，异于孟子；肯定者则认为荀子发明孔学，与孟子本义相同，或至少孟、荀也是各有所据，皆为孔学羽翼。这种以孔、孟正统为标准来评判荀子的思路，无论是抑是扬，事实上都已把荀子降到了孟子之下，尽管荀子的性恶论和礼法观比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更具操作性，为两千余年的专制统冶政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两汉以后荀子始终没有获得过与孟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其二，后儒自身的思想取向是评价荀子的关键。大体说来，汉学对荀子多持肯定态度，而宋学对荀子则多持否定态度。无论是肯定或者是否定，应该说均非客观的学术批评，很少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从荀详说思想的实际出发来分析和评判荀学，而总是从各自的思想倾向、主观好恶出发，对荀学进行褒贬取舍。所以，荀学的历史作用和价值，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容和性质，还取决于后儒对荀学的人识和选择。正因为如此，荀学的荣辱兴衰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儒学发展史在不同时期、不同阶质上的理论特征、价值取的其所显露出来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