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荀学的崛起
（一）荀子的学术生涯
荀子，名况，字卿。胡元仪认为，荀子是周郇（又写作荀）伯之苗裔，以国为氏；又称孙卿者，因其乃郇伯公孙之后，故又以孙为氏。郇国，地处山西猗氏县（今山西临猗）之境，春秋时为晋武公所灭，战国时属赵国，故荀子为赵人。（1）
荀子是战国末期最杰出的思想家，继孔子和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宗师。关街他的生平事迹，司马迁曾做过记述：“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公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有荀卿最为老。齐尚修列大夫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2）这段文字是对荀子生平的最早记载，弥足珍贵，但过于简略，一些重要内容缺疏不载，故而后人对荀子的生平及学术活动进行了大量考正，取得了不少成果，然亦仅得一些梗概。如清代汪中《荀卿子年表》推断荀子的主要学术活动大约在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到赵悼襄王七年（前238年）；而近人梁启超《荀卿及荀子》把荀子生年定在公元前308年，罗根泽《荀子游历考》认为荀子生于公元前312年，游国恩《荀卿考》则认为荀子生于公元前314年等等。
一般认为，荀子十五岁开始其学术生涯。《史记·孟轲荀卿列传》称其“年十五始来游学于齐”，刘向《孙卿新书叙录》也认为“方齐宣王威（3）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史。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后人多疑此“五十”为“十五”之误，如应劭说：“齐威宣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来游学，至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4）今人亦认为十五岁之说颇合情理。荀子始游学稷下大约在齐宣王末年、湣王初年。稷下之学，威王初年开始形成，后一度中衰，宣王十八年（前302年），宣王乃尊崇稷下学士，赐列第，为上大夫，是以稷下学宫盛极一时，游学者上千人。宣王订前301年，假定此年是荀子来齐的时间，上推十五年，荀子当生于公元前316年前后。
复兴之后的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天下的思想学术中心，各派的著名学者都汇聚于此，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骄、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人。”（5）“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6）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荀子有充分的条件了解、研究各家各派的学说，把握时代的思想脉博，为他日后综贯百家、融铸为一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关于荀子的师承，并无确切的记载。荀子自己十分尊崇仲尼、子弓，以仲尼、子弓之义的传人自任。荀子之前有两位子弓，一是孔子弟子仲弓，即冉雍；一是战国治时《易》的 臂子弓。史家多认为荀子所说的子弓是前者而非后者。但从时间上看，荀子不下能师事冉雍，大约是心仪其说的私淑弟子。司马迁所作《荀卿列传》称“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表明荀子曾师从过淳于髡。（7）另外，《荀子·正论》篇中屡称宋钘为“子宋子”；有学者从荀子对宋钘的尊敬及二人的学说联系，推断荀子曾师事过宋钘。（）从《荀子》一书来看，荀子对稷下学者的学说特别了解，当亦受之影响，并与宋钘、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人有过直接的学术交往。至于荀子是否有固定的师门，恐难遽定。
齐湣末年，稷下学宫又陷入衰微，荀子一度离齐入楚。《盐铁论·论儒》称：“湣王奋世余力，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齐湣王十七年（公元莉284年），燕将乐毅联合秦、魏、韩、赵，五国伐齐，攻陷齐都临淄，湣王被杀于莒。荀子可能是在这前年即潜王十六年（公元前285年）离开齐国而至楚国的。
公元前279年，齐将因单起乒，杀燕将骑劫，收复失地七十余城，迎潜王之子法章于莒而立之，是为襄王。襄王复国后，重振稷下之学，荀子等一批学者重返齐国稷下。此时，田骈等老一辈学者相继谢世，“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这说明荀子已经美定了其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其名声也开始引起各国统治者的注意。
大约公元前264年前后，荀子应聘入秦，与秦国统治者有过一番交游。秦相范睢问道：“入秦何见？”荀子对秦国政情民俗、山川形胜赞赏备至，认为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但荀子又认为秦运不及王者之功名，“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秦之所短也。”（9）他又向秦昭王鼓吹儒者和儒学的作用，称儒者在人上为王公之财，在人下则为社稷之臣；在朝美政，在野则美俗。（10）但秦昭王似呼并不为之所动，刘向曰：“孙卿之应聘于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11）荀子既不能见用于秦，遂又返回齐国。
此时，齐襄王已死，子建立为齐王，襄王后把持朝政，政治腐败，国势日颓。荀子对朝政多有批评，引起一些人的忌恨，遭到谗言诽谤，在齐国难以立足，只得前往楚国以求发展。史称：“齐人成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12）《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按：春申君于楚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为楚相，相楚八年，应到公元前255年。荀子适楚，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即应在此期间。
荀子任兰陵令后，曾有人提醒春申君要对他加此防范：“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13）于是，春申君辞谢荀卿，荀子离楚往赵，赵国待之为上卿。据《荀子·议兵》，“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临武君和孝成王对荀子的军事思想都交口称“善”。当时，荀子还回答了弟子陈嚣、李斯的问题。看来，李斯等门人弟子追随乃师一道到了赵国。
居赵数年后，荀子又被春申请回楚国，复为兰陵令。此后，他一直生活于楚，直到辞世。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所杀，荀子受到牵连而被免于兰陵令一职，然其仍居家兰陵。晚年的荀子主要从事讲学著书活动，其所著书数万言。卒后，葬于兰陵。（14）
综观荀子的一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其一，荀子生当战国后期由分裂割据走向集中统一的历史过渡时期，经历了宋、鲁、东周诸国的灭亡以及齐国的丧国与复国、秦国和赵国的长平之战、秦克楚郢、各国的合纵连横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丰富的社会阅历，必然有助于他对社会历史运动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二，荀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当时的学术中心齐国稷下学宫求学讲学，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宋钘、淳于髡、环渊、慎到、接子、田骈等有过直接交往，听过他们的讲学。对各家学说的广泛接触，特别是对齐法家、楚道家思想的了解，极大地开拓了荀子的思想视野，锻炼了他的理论思辨能力，为他建构博大精深的荀学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三，荀子学于齐、游于秦、客于赵、仕于楚，尽管也曾游说过诸侯，出入官场，但同孔、孟相比，他安贫乐道，以治学与传学为主要志趣，而在政治上一试身手的抱负要小得多。刘向《孙卿新书叙录》称：“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这使他能够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用于思想学说研究，从而建设起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同时，学者的身份也使他能够对现实政冶持批判的态度，站在比较客观和超越的立场上提出并解决问题，使其学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理论价值。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在春秋时期文化崩溃的废墟上，诸子百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其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及其他种种内容有异的思想主张。这些理论在达到深刻的同时又都走向了片面，因此，每一家学说都难以单独成为与复杂的现实生活相耦合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难以单独构成业已形成的封建社会的完整统一的文化形态。这样，将百家之学融合统一，建构系统有机的新兴封建文化思想体系，就成为战阎末期思想家们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身为职业思想家的荀子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地将之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因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5）
荀子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中。荀子的著作初以单篇流传，西汉成帝时刘向对官方所藏荀子著作进行整理校定，编辑成书，称：“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题曰《新书》。（16）《汉书·艺文志》著录《荀卿子》三十三篇，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以为当作三十二篇。唐代杨倞将荀子著作重新编排并为之作注，其序曰：“以文字烦多，故分旧十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此即今本《荀子》之始。到北宋熙宁元年，《荀子》书始有国子监刻本，此后流布日广。明清时期，《荀子》一书有多种白话刻本和评注本传世。清末王先谦广泛收集前人校刊、注释成果，撰成《荀子集解》，由长沙思贤讲舍刊行，通行于世。近人梁启雄撰《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这是一部注释简明通俗、便于初学者阅读的著作。
（二）荀子与百家之学
先秦诸子个个自以为是，不管暗地里如何，表面上对他人的学说一概嗤之以鼻，全当作攻丰的靶子。孟子即是如此，还要声称自己攻击辨难其他学派说成是迫不得已之事。而荀子则不然，他既对诸子百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便明谓：“君子必辩！”当时有影响的思想家差不多都受到过他的评论、指责和批判，但同时，他对百家之学也有所继承和综合。郭沫若先生指出：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集百家之成，融汇贯通百家之学，堪称杂家之祖。在荀子的学说思想里，可以明显看出百家的影响，“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17）
荀子与儒家。在先秦各个学派中，荀子唯一肯定的就是儒学，唯一推崇的思想家是孔子和子弓，称他们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的大儒。尽管荀子与孟子在哲学理论上有倡“性恶”论和“性善”论之别，但他们都常以孔学正统传人自居，这正如司马迁所说：“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18）在先秦儒学发展史上，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由重视主体自觉而走上了内圣之路；荀子别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由重视客观约束而迈上了外王之道。这是孟氏之儒与孙氏之儒的主要分野。由于理论旨趣不同，荀子对孟氏多有微词，他批评思孟之儒道：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致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关于这段话，我们在前面论述思孟之儒时已有过评论，指出其大体揭示了思孟之儒的基本特色，此不再赞析。荀子对其他儒学流派亦有所批评谓：“弟佗其冠，神禅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19）这些批判，语言虽不免有点激烈，但所针对的都是被批判者的举止言行、品行操守，与其学说思想关系不大。由此可见，无论是对思孟之儒的批斥，还是对子张氏等儒学流派的攻击，荀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他们所信奉的学说理论，而是着力批评、指责他们未能体现孔子儒学真精神，尤其是对孔子儒学真精神的歪曲和背离；这种批判，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和其他流派争夺儒学中的正统地位
荀子与墨家。在先秦，墨家差不多是仅次于儒家的显学。《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出入儒门而别创一宗，其学与儒学针锋相对：儒家主“尊尊”，他就倡“兼爱”；儒家重“义”，他就尚“利”；儒家讲究礼乐文饰，他就宣扬“非礼”“非乐”；……对于来自墨子及其所创墨家的这种系统挑战，荀子以儒家正宗卫道者的身份给予全面回击。他批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认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上下等差、尊卑贵贱，否则就不能建立起统冶与被统治的关系；如果君、民平等，那末，君主就没有威势，而“不威则罚不行”，“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20）他又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21），认为等差要靠“礼”来分别，百姓要靠“乐”来和齐，而礼乐又要通过财物来体现，而不使用财物则无礼乐，没有礼乐则天下就会陷于贫穷混乱，故其“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22）需要指出，荀子虽以“儒术”否定了“墨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墨子思想的吸取。如墨子倡“尚贤”说，主张“以德就列，以劳殿赏，量功分禄”，“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23）；荀子也提出同样的主张：“论德而定次，量能而受官”（24），“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虑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大夫。”（25）又，墨子有著名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命题，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26）荀子虽坚持主张掌卑贵贱之别，却也认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27）“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28）此外，荀子还吸收了墨子后学在认识论和逻梅学方面的成果，完善和丰富了儒家的认识理论和名辨学说。
荀子与道家。先秦道家的天道观、辩证法和人生观均极富特色，取得了很高的理论成就。荀子吸收老庄自然天道观，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9）的天道无为思想，否定了主宰之天镱志之天的存在。他还借鉴了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主张君道无为：“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30）认为“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31）君主不应在具体事物上与臣下争强逞能，而应知人善任，垂裳而治。这些，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具有明显的老、庄道家痕迹。与此同时，荀子扬弃了老、庄道家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批评老子柔弱退缩，缺乏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并批评庄子因任自然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力，放弃了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指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32）荀子反对“错人而思天”，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坚持着儒家基本思想立场，而与老、庄道家划清了界限。
荀子与法家。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最重视刑法政令的作用，认为“法者，治之端”（33），主张“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34）。这显然是接受了法家的思想影响。但他同时否定了法家单纯以法刑政令治国的理论倾向，批评慎到道：“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名分。”（35）又讥评曰：“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智）。”（36）荀子认为，治国固然需要法，但更需要人，因为法是要靠人来制定、执行和维护的，故而“有治人，无治法”，“人治”无疑重于乃至胜于“法治”。更重要的是制定和执行法律时，须以礼义为根本性原则。“法”只是治之数，“礼”才是治之本；“法”以“礼”为纲纪，“礼”以“法”为补充，“治之经，礼与刑”，（37）两者必须有机结会起来。
荀子与名家。对于当时的各个学派，荀子最愤恨的大约就是名家了。他抓往一切机会攻击名家，明确指斥其学为“奸言”“邪说”，批评惠施、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纲纪。”（38）在荀子看来，名家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混淆名实关系，不仅是无益之学，而且更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国家政治。他揭露名家混淆名实关系的三种伎俩：一是“用名以乱名”，如所谓“杀盗非杀人”命题即为此类；二是“用名以乱实”，如所谓“有牛马非马”命题即为此类；三是“用实以乱名”，如所谓“山渊平”命题即为此类。总之，名家之学，几无可取之处。但由于荀子认为名实关系已被惠施、邓析、公孙龙等严重搞乱，所以又必须认真、深入地研究名实问题，以求澄清是非，端正认识。而这又使其在批评名家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逻辑思想，为荀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逻辑基础。
荀子与宋钘学派。宋钘是齐国稷下学宫的老一辈著名学者。荀子在稷下求学问道时很可能听过他讲学，故之为“子宋子”，但对宋钘之学娇不赞同，如指出宋氏所谓“见侮不辱”实乃大错特错，又与宋氏所倡“人之情欲寡”持相反立场，认为人的贪婪欲望乃是君主赏罚的基础，否定多欲也就否定了君主赏罚的前提，“乱莫大焉”。总之，他批评宋钘学派“蔽于欲而不知得”。（39）
综观荀子对上述诸子的批判与综合，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荀子认为尽管诸子之学皆是“道”的一个方面或一部分，却都不足以尽“道”。诸子皆受各自学说的蔽障，不能认识全体大道。故其对诸子的批判，是以“解蔽”以明天下大道为目的的，具有积极的建设性。其二，针对当时诸家并起，百家异说，相互攻讦的思想混乱局面，荀子主张建立统一的批评标准：“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40）他所说的分辨是非的“隆正”，理论上指先王之道、礼义之统，“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41）实际上则是指对国家政治的实际功用，“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42）“言无用而辩、辩不急而察，治之大殃也。”（43）其三，荀子并非生呑活剝地吸收百家之学，而是以儒学为基础对诸子学说进行选择和改造，如以尊卑等差改铸墨子的“兼爱”说，以礼义德教改铸法家的刑法政教观，以制天命改铸道家任自然的思想，即使是名实学说也被纳入到他的政治理论当中。正是通过这番改铸，荀子建构起以儒学为主体、综合诸子百家的荀学体系。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由分裂割据走向集中统一的政冶要求，也反映了由徒统礼制崩坏走向新文化和新政伦秩序重构的文化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