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称赞《焦氏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确非虚语，他的阐述和慧眼独具的评点之作，给我们认识《易林》的文学价值大有启发。不过，对他仅就文词之美而定其价值，认为无须“知其人”及所处时代的意见，笔者不敢苟同。说弄清作者身世及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我以为此话说得太绝对了一些，如果光是欣赏一部书的文词之美，不知此书作者是谁，似乎关系不大。但即使如此，因文词美也有它的时代特征，如果对产生这些文词的时代背景一点都不了解，实际上也就不能准确把握这些美的形式，因而也就难以对其美的 意义作正确的把握和判断。钱先生为欣赏文词之美的三十《林》妙诗佳句析例，凭其常识博富，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往往不只举一反三，而是反五反十，但也有不及具体内容，说得泛泛乃至错意而产生歧义的，如《十九 无妄》一节中，将“乌孙氏女，深目黑丑，嗜欲不同，过时无偶”，与“涂行破车，丑女无媒，莫适为偶，孤困独居”、“久鳏无偶，思配织女，求非其望，自令寡处”等词并论，说此数“林”“取男女失配之象”。其实“乌孙氏女”一首另有立意，是表现汉代长期对西域征战时，长久滞留乌孙等“外国”的人，因风俗习惯不同不愿娶外国女子为妻而产生婚姻的苦恼，这可将汉武帝时江都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后所作的《悲愁歌》作参照：“吾家嫁我兮天一方，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可见“嗜欲不同”与“丑女无媒”、“求非其望”等根本不是一回事，不宜相提并论。又如《二九 渐》赏析“鹰鹯猎食，雉兔困急，逃头见尾，为害所贼”，此诗是一个表现弱肉强食的寓言，诗人显然是怀着同情怜悯雉兔之心而描写其“逃头见尾”，可是钱先生由苏辙、杨綮诗、“吾乡谚”而及西方之“鸵鸟术”、《吕氏春秋》之“掩耳盗钟”、德国一文学家“小儿欲无人睹而自闭其目”等说，引申出“雉兔逃头”即是可笑的“塞耳盗钟”之愚行，这就使此诗大生歧义了，乖离了诗人作此寓言的本旨。再进一层说，《焦氏易林》有大量政治讽喻诗，使用了“苛政”、“虐政”、“浊政”、“蠹政”等词，还屡有“仁道闭塞”、“生不逢时”、“心怀大忧”等忧叹之词，怒斥奸佞“施毒”、“乱政”、“败国”等激愤之词，如果完全不考察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作者自身的人生遭遇，那么，这些“文词”更是无法理解和阐释。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以为，“知人论世”对于解读《焦氏易林》是至为重要的入门功夫，决不是“判儿猫之是非”。本人著《焦氏易林诗学阐释》一书，花费了较多精力去考订作者及其时代背景，试图更全面地论定《易林》的思想史料的价值（胡适说“它本身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但他在为崔篆争著作权时，举证无一不涉及西汉、王莽时代下及东汉的“思想史料”［３］）与文学价值，痛憾钱钟书先生已魂升九天，欲向他请教然否也无门无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