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焦延寿；易林；诗经；钱钟书
An account and comment on QIAN Zhong-shu's views on Yi Lin
Abstract: Mr. QIAN Zhong-shu, venerated as the Mount Kunlun of culture by modern literary scholars, had highly praised Yi Lin written by JIAO Yan-shou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sense of poetry: It could almost be respected, like the Book of Poetry, as a model formulating the four-character poem rules. In his writing of Guan Zui Bian, Mr. QIAN arranged a special subject of JIAO's Yi Lin and accounted 30 sets of the 64 hexagrams, relating hundreds of four-character lines of verses. Depar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creating circumstances with metaphors, proposing and transforming images, wonderfulness of wordchoice, and comparing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Mr. QIAN made a painstaking analysis on its literary value, making Yi Lin's literary sense outstanding on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Han Dynasty. But Mr. QIAN, viewing “Yi Lin from textual selfsufficiency”, held that it was unnecessary to clarify whether the author of Yi Lin was JIAO Yan-shou or CUI Tuan. To this, this paper raised an objection.
Key words: JIAO Yan-shou; Yi Lin; the Book of Poetry; QIAN Zhong-shu
《易林》是西汉后期（昭、宣、元、成）出现的一部以《易》之六十四卦为纲而演绎的占卜书。按汉代流行“卦自为变”的方法，每卦从一爻之变到六爻皆变，六十四卦可变4096次（包括本卦），《易林》在每个本卦63次变卦之下，皆据本卦与变卦之象拟作一首占卜辞，共得4097首（《节》之《无妄》有二首）。这些占卜辞皆用四言（少数几首三言）韵语，不少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是美的诗篇，自唐代以来，人们就注意了《易林》文辞优美且意味深长的特色，唐代王俞在《易林原序》中说：“辞假出于经史，其意合于神明……言近意远。”宋代文学家黄伯思在《较定〈易林〉序》中说：“文辞雅淡，颇有可观焉。”明代杨慎（升庵）则干脆将其作为文学作品看：“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乃至推崇为“魏晋以后，诗人莫及”的一代杰作（《升庵集》卷五三）。稍后，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在大型古代诗歌选本《诗归》中，将《易林》文辞列为“汉诗一派”，选五十三首加以评析，总而评曰“异想幽怀情，深文急响”、“其笔力之高，笔意之妙，有数十百言所不能尽，而藏裹回翔于一字一句之中，宽然有余者，其锻炼精简，未可谓无意于文也。”清代费锡璜在《汉诗总说》中也说：“《易林》奇古，亦汉四言韵语”……现代，关注《易林》文学价值并准备写进中国文学史的是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他选《易林》辞123首，冠题《易林琼枝》，列于《风诗类钞》、《乐府诗笺》、《唐诗大系》等古代诗选之间，他断然说：“《易林》是诗，它的四言韵语的形式是诗，它的‘知周乎万物’的内容尤其是诗。”由此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汉代文学除乐府古诗之外，《易林》是与《史记》并列的“非文学的杰作”，其“琼枝”的文学价值在汉大赋之上。［1］
但是，《易林》的历史遭遇颇为坎坷。
一是自明人始就有人怀疑《易林》是西汉人焦延寿所作（唐宋时皆称《焦氏易林》），清嘉庆年间山东栖霞人牟庭相根据东汉以后人伪造的《费直〈易林〉序》，推断世传本《易林》是东汉人崔篆所作，有一批附和他的人；到20世纪40年代，先是余嘉锡先生在其目录学名著《四库提要辨证》［2］里，对《焦氏易林》作者考索沿着牟庭相的思路做了不少“辨证”性质的工作，倾向“崔篆”说。接着，胡适先生基本是利用余先生所提供的资料，写了长篇论文《〈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３］，用法庭断案判决的方式，将《易林》的著作权不容申辩、不容商榷地断给崔篆。此文于1948年发表时，文后附有《余嘉锡先生来函》奖誉“国府委员”胡适。从此，《易林》著作权归于崔篆就似乎成了“铁案”。（笔者自上世纪９０年代研究《焦氏易林》作者问题，撰《一桩历史迷案的探索》等４篇论文，确认《易林》作者是焦延寿，其写作年代主要在汉元帝、汉成帝前期之间，此不赘述，有兴趣者请参读《焦氏易学林诗学阐释》。）
二是，清代以来，亦有不少人反对《易林》是诗，否定其文学价值，冯班、章学诚是代表者。由此，在20世纪内正式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学史著作，乃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样的大型诗歌总集，皆不论及《易林》，拒绝选录一句一题。
建国之后，第一个站出来重新评价《易林》的就是钱钟书先生，他在《管锥编》第二册立有《焦氏易林》专题。［４］
钱先生在总论性质的《焦延寿易林·占卜书与四言诗范》中涉及了上述两个问题。他对于作者是谁，似乎不太以为然，认为自顾炎武《日知录》中提出“《易林》为东汉人著而嫁名焦延寿”以后，“清儒欲夺之焦以归于崔”，从而嘲笑牟庭相、丁晏辈，“如讼师之争产焉”。又连举史书上还有后汉许峻亦有《易林》之作，及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引不知何种《易林》语，然后说：
焦欤、崔欤，将或许欤，姓氏偶留，而文献鲜征，荀得主名，亦似于知其人、读其书，无甚裨益。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也。
这个观点，是与他在《谈艺录》、《宋诗选注》中表述的“文章流别，初不拘名从主人之例”、“批评不是考史”、“文并不就如其人”等“作品自足”论密切相关的，即强调注重作品本文，不必旁求作品的社会历史人事背景。由此，他不提及余嘉锡的学术辨证，更不理睬胡适以“讼师”乃至自升法官的身份“夺之焦以归于崔”，他要与之一争的是《焦氏易林》是否有文学价值。
他完全赞同黄伯思等关于“文辞可观”的评价，并推杨慎使《易林》“文采始彰，名誉大起。术数短书得与于风雅之林者”，“实有功”而可称“后世钟期”；继而简述明清诗歌界有过学习《易林》为诗的小热潮，从董其昌到王士祯都卷入其中。对于否定《易林》是诗、否定其文学价值，则就冯班、章学诚之论分别驳之。
冯班认为，古代的铭、诔等文体皆是有韵之文，孔子不选铭、诔入《三百篇》，是因为“有韵之文，不得直为诗”，诗是“言志”且“发乎情”，《易林》之辞，仅是有韵之文而已，王士祯“欲以《易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夫镜圆饼亦圆，饼可谓镜乎？”（《钝吟杂录》卷三）钱先生主要针对“有韵之文”云云辩驳曰：诚然，有韵不得直为诗，然而有些标榜“言志”、“发情”的韵文也不是诗，如魏晋之玄言诗，钟嵘《诗品序》即摒为“平典似道德论”，但有些有韵却不以诗名的文辞，“却直可名诗而无害”。他举《易林》的《益》之《革》“雀行求粒，误入罟罭，赖仁君子，复脱归室”等辞，“可持较曹植的《野田黄雀行》”（“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又举《坤》之《既济》“持刃操肉，对酒不食，夫行从军，小子入狱，抱膝独宿”可持较古诗《十五从军征》（“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等等，证明《易林》之作与诗无差；更有一些古代经典中的名句，如《易传·乾文言》的“云从龙”，《易林》铺陈为“龙渴求饮，黑云影从；河伯捧觞，跪进酒浆，流潦滂滂”（《同人》之《蛊》），钱先生认为：“境物愈恢诡矣。”《左传》中有“唇亡齿寒”语，而“唇亡齿寒，积日凌根，朽不可用，为身灾患”（《未济》之《遯》），则“情词加急切矣。”《易林》中“异想佳喻，俯拾即是”，如果不知道它原是卜筮之辞，冯班“暗中摸索得之，当亦直谓诗”，为何知道了它们的出处，就“觌面不相识”呢？钱先生批评冯班之偏见曰：“盖只求正名，浑忘责实，知名镜之器可照，而不察昏镜或青绿斑驳之汉、唐铜镜不复能照，更不思物无镜之名而或具镜之用，岂未闻‘池中水影悬胜镜’（庾信《春赋》）耶？”这就是说，没有以“诗”名之的文辞，只要具备了诗的资质特征，它就是诗！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说：“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意思是说，《易林》是解经之作，只不过是用了韵言，不属于诗的领域。钱钟书先生则说：《易林》之作，“主旨虽示吉凶”，但其作者“亦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于是“已越‘经部韵言’之境而‘涉于诗’域”，诗人见到了，“只有愕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焦延寿当时确有“造艺意愿”，《大有》之《贲》辞曰：“楚乌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昧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他确实是把那些占卜辞当作诗来写的。明于此，钱先生有高于章学诚的通达之论：
卜筮之道不行，《易林》失其要用，转藉文词之末节，得以不废，如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鞹，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流传供观赏摩娑，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鉴析之资。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厥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文学亦然……
他举了文学史上常见之例：郦道元的《水经注》本是“舆地之书，模山范水是其余事，主旨大用绝不在此”，可是“刻划景物佳处，足并与吴均《与朱元思书》而下启柳宗元诸游记”，是中国山水文学典范之作，现在已无人妄说“直不解文，非但不解《水经注》”。钱钟书先生力排种种对《易林》异议，说了一句与闻一多先生“《易林》是诗”相呼应的话：
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焉。
不知何因，20世纪有文学史著作问世的中国文学史家，竟无一家倾听了闻、钱二先生的意见，留下历史的遗憾！
钱先生在《焦氏易林》专题中，论述了《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六十四林作品数百篇，他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作出了比杨慎、钟惺、闻一多更高、更细致、更全面的评价，主要集中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试分述如下：
一、“造境寓意”
《姤》之《损》辞曰：“梦饭不饱，酒未入口；婴女虽好，媒雁不许。”如果不以占卜辞执之，显然是描写一男青年单相思情态的诗，钱先生非常欣赏，连举后出的《楞严经》“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唐代寒山诗“说食不能饱，说衣不免寒”评曰：“‘梦饭’之造境寓意深于‘说食’，盖‘说食’者，自知未食或无食，而‘梦饭’者，自以为食或可得而食也。”这一独特而深永的“造境寓意”，对欲得而不可得的心理状态的表达，有出人意外的妙处，后人诗文中连绵仿效之，宋代杨万里在《易论》中说：“梦饮酒者，觉而言之于童子，童子曰：‘奚而不醒也！’”明代李开先《喻意》诗云：“梦中有客惠佳酒，呼儿抱去热来尝；忽听鸡声惊梦觉，鼻内犹闻酒气香。追悔一时用意错，酒佳凉饮又何妨！”冯梦龙又将此演成一个笑话，载《广笑府》：“一好饮者，梦得美酒，将热而饮之，忽然梦醒，乃大悔曰：‘恨不冷吃！’”显然，“梦酒”云云，皆是从“梦饭不饱”得到启发，《易林》之前，无此造境寓意诗，是焦延寿先发的创造。
诗要表现人的感情，造境寓意当以情为本，钱先生指出，《易林》作者善于“推及心事与情况”。写人的欢乐之情，则将欢情拟人化而活跃灵动，如“视日再光，与天相望。长生欢悦，与福为兄。”（《大有》之《小过》）、“酒为欢伯，除忧来乐；福喜入门，与君相索，使我有得。”（《坎》之《兑》）欢乐者的心境跃然纸上。写人的忧惧愁闭之情，则阴郁萧索，如“凶子祸孙，把剑向门”（《需》之《升》）、“杜口结舌，言为祸母”（《否》之《巽》）。他特别欣赏“忍丑少羞，无面有头。耗减寡虚，日以削消”（《泰》之《观》）的心裁别出之笔：“今以抱愧含羞，为‘无面见人’，古语亦然”，有羞愧之心的人，一旦自感可羞可愧便自觉无脸见人，可是，“《易林》以‘无面’承‘少羞’，则意适相反，乃指无耻，不识羞。”他又列举了中西文学作品“没脸”、“泥面”、“铁脸”、“颜厚”、“脸皮老”等与有无羞愧之情的描写，补证焦延寿“无面有头”寓意之妙：“不知耻，不害羞，则表达愧情之颜面虚生闲置，虽有若无，是以‘少羞’等于‘无面’。‘无面’可解为自觉羞愧，亦可解为不觉羞愧，此复文同不害意也。”此诗可作为焦氏善于“推及心事”之范例之一（《易林》中还有很多拟男女表达爱情的诗作更为典型，惜钱先生没有提及）。
《易林》中有不少作品为表达作者忧患之意，常常采取特殊的寓言手法，如“三蛆逐蝇，陷堕釜中；灌沸渰殪，与母长诀。”（《大畜》之《观》）这是对逐利者往往自取灭亡的讽刺，是一个严峻的主题，钱先生曰：“取琐秽之物以譬惨戚之况，相映成趣矣。”他对“左有噬熊，右有啮虎，前触铁牙，后踬强弩，无可抵者”（《大壮》之《大壮》）的造特殊之境，有更特别的阐发。此辞是描述人陷入绝望的困境之中，如《易·蹇》所表“往蹇来连”，但《困·初六》爻辞“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较之焦氏所作，“相形见绌”，“此则周遮遏迫，心迹孤危，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之示象”。此种境界的创造，很快被后世文人所模仿，如东汉王逸《九思》之六《悼乱》，赵壹《穷鸟赋》；为更多人所熟悉的是杜甫《石龛》之“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较之焦辞，“词意匡格无殊”。焦氏作此于两千年前，近代西方心理分析学家始有对此特殊心境的表述：“言人处境困绝，每遁入狂易，亦取譬于亚剌伯人骑骆驼于万山窄径中，左峭壁而右深谷，峰回路转，斗见一狮欲扑，退避不能。”由此可见，焦延寿创造此种境界亦有超前性。
